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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初的夏朝，我国就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府，称为“校”。整个封建社会，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非常发达，显示了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制度成为各国教育实施的标准，唐末以后兴起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创办现代大学，不过，哪所大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可谓是众说纷纭，难以确定。
百年大学史，谁是开拓者
1993年11月，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声称武大为“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1995年10月，天津大学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在该校为迎接百年校庆而发表的文稿中，赫然标有“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字样；到了1998年12月，盛况空前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则宣称北大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中国近代教育起步时间虽晚，但有资格争夺“第一”的却也不在少数。如浙江大学，其前身为1897年创设的“求是书院”，其设科、教学及沿革，较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而言，更具“高教”色彩。又如上海交通大学，其前身为1897年创设的“南洋公学”，该校由四院合构，其中的“上院”即为大学性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第一所大学。
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究竟谁是开拓者，似乎并没有定论。在历史的纵轴上，谁是“第一”似乎一目了然。然而，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难以统一。不过，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
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批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败于日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落后，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成立西式学校，培养人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洋务运动的著名实业派人物盛宣怀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因此从1892年开始，盛宣怀先后通过李鸿章和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要求设立一所新式学堂。
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名北洋西学学堂，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所大学都是近代中国科学与进步的 “启明灯”。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等大学不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学开始内迁。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先与北平师大合并组成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后与英士大学工学院合并设立北洋工学院。战争中的北洋大学并未能如西南联大那样成绩卓著，而是呈现衰弱之势。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于1946年复校于天津。1952年大学调整，北洋大学被削弱，改名天津大学。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都是在从北洋大学调出的系或者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京师大学堂
从客观建校时间上来看，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然而仍有不少人认为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才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同样是出于甲午战争惨败后的危机，不同于“洋务派”的实业目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的维新运动更侧重思想上的改良，但二者的实现途径都是通过变革教育。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早期的京师大学堂在本质上仍然是封建书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直到 1902年12月17日学堂才恢复，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设十三学门，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其中师范馆即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而农科大学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合聚三校之力，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名师璀璨，学生优异，其为社会培养的优秀人才数不胜数。
在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实自京师大学堂始；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而同年北洋大学仅设工科一科。此外，北洋大学堂分设“二等学堂”和“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宜视为高中或大学预科，并非真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有“预备科”之设，更有“小学”、“中学”之设，形式与北洋大学堂有所类同，但其主次关系明显，属于附设性质。因而有人认为京师大学堂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大学。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如今打开各大高校的学校简介，各种“第一”充斥其中：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声明其医科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之最”，湖南大学更是将前身追溯到宋太祖时期的岳麓书院……
中华文明的早熟，滋润了“华夏中心”的观念；长期的“儒术独尊”，强化了“名分等级”之制；四大发明的流播，则印证了“中源西流”之所谓规律，因而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每每表现在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上。相较于靠建校久远来标榜自身的“名校”资质，或许我们更应该将大学建设放在教育本身上。
（实习生李萌综合整理）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制度成为各国教育实施的标准，唐末以后兴起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创办现代大学，不过，哪所大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可谓是众说纷纭，难以确定。
百年大学史，谁是开拓者
1993年11月，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声称武大为“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1995年10月，天津大学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在该校为迎接百年校庆而发表的文稿中，赫然标有“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字样；到了1998年12月，盛况空前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则宣称北大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中国近代教育起步时间虽晚，但有资格争夺“第一”的却也不在少数。如浙江大学，其前身为1897年创设的“求是书院”，其设科、教学及沿革，较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而言，更具“高教”色彩。又如上海交通大学，其前身为1897年创设的“南洋公学”，该校由四院合构，其中的“上院”即为大学性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第一所大学。
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究竟谁是开拓者，似乎并没有定论。在历史的纵轴上，谁是“第一”似乎一目了然。然而，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难以统一。不过，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
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批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败于日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落后，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成立西式学校，培养人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洋务运动的著名实业派人物盛宣怀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因此从1892年开始，盛宣怀先后通过李鸿章和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要求设立一所新式学堂。
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名北洋西学学堂，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所大学都是近代中国科学与进步的 “启明灯”。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等大学不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学开始内迁。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先与北平师大合并组成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后与英士大学工学院合并设立北洋工学院。战争中的北洋大学并未能如西南联大那样成绩卓著，而是呈现衰弱之势。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于1946年复校于天津。1952年大学调整，北洋大学被削弱，改名天津大学。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都是在从北洋大学调出的系或者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京师大学堂
从客观建校时间上来看，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然而仍有不少人认为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才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同样是出于甲午战争惨败后的危机，不同于“洋务派”的实业目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的维新运动更侧重思想上的改良，但二者的实现途径都是通过变革教育。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早期的京师大学堂在本质上仍然是封建书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直到 1902年12月17日学堂才恢复，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设十三学门，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其中师范馆即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而农科大学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合聚三校之力，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名师璀璨，学生优异，其为社会培养的优秀人才数不胜数。
在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实自京师大学堂始；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而同年北洋大学仅设工科一科。此外，北洋大学堂分设“二等学堂”和“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宜视为高中或大学预科，并非真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有“预备科”之设，更有“小学”、“中学”之设，形式与北洋大学堂有所类同，但其主次关系明显，属于附设性质。因而有人认为京师大学堂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大学。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如今打开各大高校的学校简介，各种“第一”充斥其中：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声明其医科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之最”，湖南大学更是将前身追溯到宋太祖时期的岳麓书院……
中华文明的早熟，滋润了“华夏中心”的观念；长期的“儒术独尊”，强化了“名分等级”之制；四大发明的流播，则印证了“中源西流”之所谓规律，因而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每每表现在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上。相较于靠建校久远来标榜自身的“名校”资质，或许我们更应该将大学建设放在教育本身上。
（实习生李萌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