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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世界历史来看，国际战略总体遵循一种“军事战-经济战-知识战”的演进流程，即权力由以武力为基础转向以资本为基础、再转向以知识文化为基础。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在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构成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地位不断提升。文化蕴涵的权力属性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发展成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的同时，也在着力开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张力，着眼于文化创新和知识创新，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成长为一个更加自信的文化强国。
[关键词]国际战略流程;综合国力;文化;文化自信;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2—0090—06
[作者简介]郎帅，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孙沐宣，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国兴衰是历史的常态。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大洲之间、大洋之间的距离急剧缩短，加之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酝酿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大国的实力与地位呈现出了更加频繁的变化。关于大国兴衰的原因，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这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相关讨论包含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涉及了政治变迁、经济起落、社会治乱、军事发展、科技强弱各方面的内容。对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大国而言，这些思考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值得深入细致挖掘。笔者认为，大国崛起主要源于一种或多种“变量”，大国地位的保持则要归因于一些“常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实体或民族实体内在的精神支撑，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顺应了国际战略的历史流向，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发展成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的同时，也在成长为一个文化强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一、国际战略的历史流向
历史宛若一条银线，闪烁着经验与教训的双色光芒。纵观世界历史与大国兴衰，已有人类实践在彰显物质性与客观性之际，亦展现出了诸多的意识性与主观性，赋予了未来世界更多的“螺旋式”增量。从国际战略学的角度细密审视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其既有微观上的复杂性，又有整体上的简洁性。作为中国国际战略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通过“阶段性截取法”，对近26个世纪的世界战略总流向进行了解析，创见性地提出了军事战、经济战和知识战的演进序列。[1]
（一）军事战
军事战充斥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王家福认为，在这一阶段，战争作为历史整体演进的一部分有着格外突出的表现。有统计表明，近3000多年来，外国著名战争和战役有292次。英国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2]。进入20世纪后，战争的烈度和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横跨欧亚大陆，把61个国家、20多亿人口卷入了战火硝烟中，致使9000余万人伤亡，5万多亿美元付之流水，人类之前几千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对于战争，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孙子兵法》体现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是世界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孙武在其中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也即，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要谨之慎之;应该极力避免战争，不进行战争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就要速战速决，“摧毁敌国敌军并非上策”[1]。《战争论》是西方军事战略思想的代表作，作者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3]世世代代剥削阶级代表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性信条是：固守绝对的目的，实施绝对的手段，图谋绝对的胜利。[1]可想而知，胜利方绝对的胜利，极易引起战败方绝对的复仇，并由此引发绝对的战争循环。尽管如此，王家福提醒，“军事战阶段，并不意味着这个阶段整天充满军事行动”[1]。正如马克思早就发现的，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每个社会形态所固有的，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状态，它的实质是“政治的继续”。
（二）经济战
经济战的历史也比较久远。王家福强调，进入近代以来，世界诸大国的成长高度契合了經济战的特征与要求。直到今天，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战的统领。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 Keynes）认为，货币是利润的传送带。[4]在经济战阶段，资本的巨大内在力量被开掘出来，并延伸到政治领域，推动了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新。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崛起的案例。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英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圈地运动”开启了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从局部到整体改变了英国的面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扩展推动了国家的对外扩张，侵占殖民地与称霸海上交通要道相配合，资本创造性与掠夺性的一面都呈现了出来。英国大肆投资他国、掠夺他国、殖民他国，推广自由贸易，最大限度地追求财富。英国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缔造了“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经济战迸发出的战略张力使它能够有效地支撑军事战。在二者相互支持、斗争、矛盾、激荡的过程中，经济战彰显了军事战的威力。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崛起的案例。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但在两百多年前其不过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1]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由受他人支配的土地变为了希望之地。美国发家晚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却迅速地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介入构成了左右天平倾斜的最后砝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益于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的战争机器隆隆作响，不仅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支撑起了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此后美国也取代英国，缔造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5] （三）知识战
知识战大致起源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家福认为，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发展扮演的角色日益关键，知识和信息凸显为重要的资源，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和国家等实体的活动方式，影响着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并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他将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将工业革命称为第二次浪潮，将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科技与社会变革描绘为人类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即崭新的“后大烟囱文明”的开始。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因此，知识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信息战”——即争夺对知识的控制——才在到处爆发。[6]
人类逐步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标志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突破，包括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纤和通信、激光、新型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等。新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相比，特征鲜明。工业革命实质是动力革命，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同步化，目的是解放人的体力;新技术革命实质是信息革命，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信息化、知识化、多样化、分散化，目的是解放人们的智力。[1]新技术革命将人类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新阶段，有意或无意地驱动人们进行“智力革命”和“知识革命”，着眼于各领域的创新和创造。信息、数据、知识的“大爆炸”构成了当今时代最显著的表征，借助移动互联网，这些元素的加工、传输、处理、应用、转化也驶入了快车道。知识和数据因此被称作未来的“石油”，具有战略性。世界领导型国家已提前进入了知识战，新兴世界大国已经注目知识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然显性地超出了军事战和经济战阶段的烈度，并极大地提升了强度。
二、综合国力的文化支撑
军事战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物质力量的巨大作用，其中包含着东西方文化哲学的差异;经济战清晰地展现了资本横扫世界的威力，其中蕴藏着知识的更新、文化的创新;知识战源自军事战与经济战的隐性需要，显性地开拓出了自我广阔的战略空间，其中体现着对新型文化知识的诉求。国际战略三大流程交互影响，世界主要国家推陈出新，谋求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发展、突破、突围。顺应国际战略三大流程，世界各国都在着力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积极地站位、卡位、抢位、跑位，文化的战略性能在不断彰显。
（一）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是衡量一个主权国家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该概念自被提出至今，尚无统一定义。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克莱因（Ray S. Cline）将之称为“国力”——国家的强制能力，也即国家去做某些事情控制别国，使别国去做没有外力驱使不会做的事情的一种能力。我国著名国力研究专家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它是一种矢量，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7]言中之义就是，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多种力量特定形式的组合，它的大小对该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影响重大。关于综合国力的构成，学界也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伴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变量被纳入到综合国力的考量中。一般认为，综合国力取决于8个方面的因素：自然条件，包括国土、位置、气候、资源等;人口，包括数量、质量等;经济，包括规模、增长速度、发展水平等;教育与科学，包括教育水平、科技水平与研发经费等;军事，包括军队规模、兵员素质、军备数量及水平等;政治和政府，包括社会制度、政党与政府的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等;意识形态，包括信仰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民族关系等;外交，包括政策、技巧、影响力等。[8]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国力不是力的简单叠加，其合成遵循一定的规律。典型的测算方式有“克莱因方程”和“黄硕风函数方程”等。世界著名的“克莱因方程”对综合国力的呈现是：Pp=（C+E+M）×（S+W），其中Pp为确认的国力，C为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E为经济能力，M为军事能力，S为战略意图，W为国家意志。黄硕风创造的“函数方程”则将综合国力呈现为：Yt=Kt×（Ht）α×（St）β，其中Ht表示综合国力的“质量”，St表示综合国力的“加速度”，Kt表示协同系数，α、β分别表示“硬”弹性指数和“软”弹性指数，各表示不同国家的各种特点，需用模糊数学处理。[9]
（二）文化蕴含的权力属性
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来看，其既包括物质性力量，也包括精神性力量;既包括军事性力量，也包括经济性力量;既包括现实性力量，也包括潜在性力量;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直接考察综合国力的“软”资源，人口质量、国民受教育水平、兵员素质、社会制度、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力与领导能力、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应变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社会凝聚力、民族关系、国民特性、外交技巧、国际影响力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均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受到文化潜移默化或直接地熏陶和感染。文化直接构成综合国力，如教育与科学的发展水平等;文化间接影响综合国力，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化环境;文化对综合国力最深远的影响是提高国民素质。[10]将文化上升到权力高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美国政治学者奈（Joseph Nye， Jr.）莫属，在其《软权力》一书中，他指出：“软权力是一種能够影响他者偏好的能力。国家软权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文化、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具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11]美国学者威尔森三世（Ernest J. Wilson， III）将“文化软实力”称为国家无形的资产，认为其包括“民族的凝聚力、道德的感召力和舆论的引导力”等内容，是一种能够推动他国自愿去做它之前并不想做或从未做过的事的能力。[12]文化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左右人们的行为，并对国家的决策发挥作用，产生出由内及外的战略张力。 （三）世界强国的文化自信
细密审视历史，但凡能够长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也是文化强国。自近代崛起至今仍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强国都是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的国家。它们重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视之为力量的源泉。一方面，它们努力发掘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将之发扬光大，并把其触角伸向海外;另一方面，它们不盲目封闭自身，开放地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滋养本民族，使其延续生命力和创造力，从“内”和“外”两个维度上强化自身的力量。欧洲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13]西方强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上掌握主动权，近400年以来这一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A. Mattelart）认为，国际传播契合“世界体系理论”，它是从中心向边缘渗透的，从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赖，甚至有关自身的信息传播也成了“出口转内销”，更严重的是传播依赖支配着政治依赖。[14]昔日的大英帝国，在依靠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生产力向世界进行扩张的同时，也谋求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化殖民地国家，乃至今日英语成为了全球最流行的语言，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英国仍认为自身在欧洲具有“特殊性”。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虽然国家历史短暂，但是其依靠惊人的开放性，成长为了一个“大熔炉国家”，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移民和文化，发展出了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好莱坞电影、肯德基、美国汽车、苹果手机等享誉世界，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外交政策理念、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一度受到很多国家的追捧。美国视自己为“自由世界的灯塔”，是位于“山巅之城”的国家，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把美国人的这种信念归结为：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15]正因如此，美国极力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而诸如俄罗斯、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对本民族的文化抱以极度的自信，新兴国家中的印度、韩国、土耳其等国家也在大力彰显本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新时代中国力量的文化呈现
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构成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几乎已经渗透到了综合国力的方方面面。尽管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可以依靠军力增加、科技突破、经济腾飞;但是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它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对现有实力进行整合，以使国家保持活力，不丧失创造力。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据统计，在世界各国历史长度的排名中，中国仅次于伊拉克和埃及，位居世界第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建立起了一座蕴藏丰富文化资源的宝库。
（一）从遥远的历史走向遥远的未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大国。从有记录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其独特的魅力享誉世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但凡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也是中华文化繁荣灿烂的时期，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这绝非偶然。当然，此处所指并非仅仅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因为即便在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年代，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不逊色于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推涌出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为代表的多种文化;到了汉代，先是老庄哲学之后是儒家文化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开始展现出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攀向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峰。唐代是中华文化尤为绚丽多姿的时期，世界上多个国家专门遣使来华学习，中国的科技、艺术、文化、制度大批量地走向世界，周边国家中的日本等国，从建筑风格到政治制度几乎是在复制中国。而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唐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国际性，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16]。直至明清，中华文化都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这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性。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渗透于各个方面，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交往都带有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文化对于东亚区域政治的影响莫过于“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建立，它极大地塑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840年之后，受制于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被西方文明打破。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17]中国进入到一个反思、学习、再崛起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成立挖掘出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使之从遥远的历史通向遥远的未来。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8]
（二）开掘传统文化的巨大战略张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受到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9]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0]这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和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心。
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潜移默化地整合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资源，助推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在中国的国内治理理论和实践中，传统优秀文化的巨大战略张力得到了开掘。新时代，最能体现文化本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当代文化的精神实质。[21]中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体现了“民本”观念，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理念，我国正努力成长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不可或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思想上获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合”文化、“義利”文化、“仁爱”文化等成了它的源泉，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是中国传统‘尚和合’精神的创造转化” [22];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政策方针上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国弱国，中国推崇“正确义利观”，对于周边国家中国推行亲诚惠容外交方针;三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具体实践上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互办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等，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3] （三）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底气与自信
文化现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构成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之争，显著的一面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隐藏的一面则是文化实力的竞争。各国经济与科技之争在“正面战场”上趋于“白热化”，文化之争则在“大后方”如火如荼。如果哪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受制于他国，那么它将在政治、经济、科技上依赖于他国。一个文化上屈从于他国的国家、文化上不自信的国家，其在国家的战略方向上必然迷茫、国策力度上必然弱小。
在新时代，在这个高技术和高物质的时代，尤须强化人的意志品格，尤须强化国家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大力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18]，将中国建设为文化强国。在新形势下，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顺应知识战竞争的烈度和强度，中国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历史中寻找未来;也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坚持创新，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24]既要对内不忘根本，也要对外坚守文化自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以大国开放的胸襟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兼收并蓄，不断实现文化发展上的进步，从而推动整体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结论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构成一个国家凝聚团结、一个民族绵延兴旺的“常量”。顺应世界历史演进总流向，从军事战至经济战再至知识战的过程中，文化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战略张力，彰显了更为浓厚的权力属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成长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文化根基、厚植了文明基因。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不断丰富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愈发成了一个文化自信的世界大国。新时代，伴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开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必将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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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
[关键词]国际战略流程;综合国力;文化;文化自信;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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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郎帅，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孙沐宣，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国兴衰是历史的常态。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大洲之间、大洋之间的距离急剧缩短，加之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酝酿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大国的实力与地位呈现出了更加频繁的变化。关于大国兴衰的原因，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这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相关讨论包含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涉及了政治变迁、经济起落、社会治乱、军事发展、科技强弱各方面的内容。对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大国而言，这些思考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值得深入细致挖掘。笔者认为，大国崛起主要源于一种或多种“变量”，大国地位的保持则要归因于一些“常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实体或民族实体内在的精神支撑，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顺应了国际战略的历史流向，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发展成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的同时，也在成长为一个文化强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一、国际战略的历史流向
历史宛若一条银线，闪烁着经验与教训的双色光芒。纵观世界历史与大国兴衰，已有人类实践在彰显物质性与客观性之际，亦展现出了诸多的意识性与主观性，赋予了未来世界更多的“螺旋式”增量。从国际战略学的角度细密审视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其既有微观上的复杂性，又有整体上的简洁性。作为中国国际战略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通过“阶段性截取法”，对近26个世纪的世界战略总流向进行了解析，创见性地提出了军事战、经济战和知识战的演进序列。[1]
（一）军事战
军事战充斥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王家福认为，在这一阶段，战争作为历史整体演进的一部分有着格外突出的表现。有统计表明，近3000多年来，外国著名战争和战役有292次。英国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2]。进入20世纪后，战争的烈度和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横跨欧亚大陆，把61个国家、20多亿人口卷入了战火硝烟中，致使9000余万人伤亡，5万多亿美元付之流水，人类之前几千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对于战争，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孙子兵法》体现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是世界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孙武在其中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也即，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要谨之慎之;应该极力避免战争，不进行战争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就要速战速决，“摧毁敌国敌军并非上策”[1]。《战争论》是西方军事战略思想的代表作，作者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3]世世代代剥削阶级代表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性信条是：固守绝对的目的，实施绝对的手段，图谋绝对的胜利。[1]可想而知，胜利方绝对的胜利，极易引起战败方绝对的复仇，并由此引发绝对的战争循环。尽管如此，王家福提醒，“军事战阶段，并不意味着这个阶段整天充满军事行动”[1]。正如马克思早就发现的，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每个社会形态所固有的，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状态，它的实质是“政治的继续”。
（二）经济战
经济战的历史也比较久远。王家福强调，进入近代以来，世界诸大国的成长高度契合了經济战的特征与要求。直到今天，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战的统领。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 Keynes）认为，货币是利润的传送带。[4]在经济战阶段，资本的巨大内在力量被开掘出来，并延伸到政治领域，推动了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新。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崛起的案例。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英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圈地运动”开启了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从局部到整体改变了英国的面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扩展推动了国家的对外扩张，侵占殖民地与称霸海上交通要道相配合，资本创造性与掠夺性的一面都呈现了出来。英国大肆投资他国、掠夺他国、殖民他国，推广自由贸易，最大限度地追求财富。英国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缔造了“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经济战迸发出的战略张力使它能够有效地支撑军事战。在二者相互支持、斗争、矛盾、激荡的过程中，经济战彰显了军事战的威力。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崛起的案例。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但在两百多年前其不过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1]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由受他人支配的土地变为了希望之地。美国发家晚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却迅速地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介入构成了左右天平倾斜的最后砝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益于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的战争机器隆隆作响，不仅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支撑起了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此后美国也取代英国，缔造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5] （三）知识战
知识战大致起源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家福认为，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发展扮演的角色日益关键，知识和信息凸显为重要的资源，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和国家等实体的活动方式，影响着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并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他将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将工业革命称为第二次浪潮，将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科技与社会变革描绘为人类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即崭新的“后大烟囱文明”的开始。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因此，知识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信息战”——即争夺对知识的控制——才在到处爆发。[6]
人类逐步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标志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突破，包括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纤和通信、激光、新型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等。新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相比，特征鲜明。工业革命实质是动力革命，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同步化，目的是解放人的体力;新技术革命实质是信息革命，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信息化、知识化、多样化、分散化，目的是解放人们的智力。[1]新技术革命将人类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新阶段，有意或无意地驱动人们进行“智力革命”和“知识革命”，着眼于各领域的创新和创造。信息、数据、知识的“大爆炸”构成了当今时代最显著的表征，借助移动互联网，这些元素的加工、传输、处理、应用、转化也驶入了快车道。知识和数据因此被称作未来的“石油”，具有战略性。世界领导型国家已提前进入了知识战，新兴世界大国已经注目知识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然显性地超出了军事战和经济战阶段的烈度，并极大地提升了强度。
二、综合国力的文化支撑
军事战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物质力量的巨大作用，其中包含着东西方文化哲学的差异;经济战清晰地展现了资本横扫世界的威力，其中蕴藏着知识的更新、文化的创新;知识战源自军事战与经济战的隐性需要，显性地开拓出了自我广阔的战略空间，其中体现着对新型文化知识的诉求。国际战略三大流程交互影响，世界主要国家推陈出新，谋求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发展、突破、突围。顺应国际战略三大流程，世界各国都在着力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积极地站位、卡位、抢位、跑位，文化的战略性能在不断彰显。
（一）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是衡量一个主权国家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该概念自被提出至今，尚无统一定义。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克莱因（Ray S. Cline）将之称为“国力”——国家的强制能力，也即国家去做某些事情控制别国，使别国去做没有外力驱使不会做的事情的一种能力。我国著名国力研究专家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它是一种矢量，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7]言中之义就是，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多种力量特定形式的组合，它的大小对该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影响重大。关于综合国力的构成，学界也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伴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变量被纳入到综合国力的考量中。一般认为，综合国力取决于8个方面的因素：自然条件，包括国土、位置、气候、资源等;人口，包括数量、质量等;经济，包括规模、增长速度、发展水平等;教育与科学，包括教育水平、科技水平与研发经费等;军事，包括军队规模、兵员素质、军备数量及水平等;政治和政府，包括社会制度、政党与政府的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等;意识形态，包括信仰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民族关系等;外交，包括政策、技巧、影响力等。[8]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国力不是力的简单叠加，其合成遵循一定的规律。典型的测算方式有“克莱因方程”和“黄硕风函数方程”等。世界著名的“克莱因方程”对综合国力的呈现是：Pp=（C+E+M）×（S+W），其中Pp为确认的国力，C为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E为经济能力，M为军事能力，S为战略意图，W为国家意志。黄硕风创造的“函数方程”则将综合国力呈现为：Yt=Kt×（Ht）α×（St）β，其中Ht表示综合国力的“质量”，St表示综合国力的“加速度”，Kt表示协同系数，α、β分别表示“硬”弹性指数和“软”弹性指数，各表示不同国家的各种特点，需用模糊数学处理。[9]
（二）文化蕴含的权力属性
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来看，其既包括物质性力量，也包括精神性力量;既包括军事性力量，也包括经济性力量;既包括现实性力量，也包括潜在性力量;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直接考察综合国力的“软”资源，人口质量、国民受教育水平、兵员素质、社会制度、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力与领导能力、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应变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社会凝聚力、民族关系、国民特性、外交技巧、国际影响力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均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受到文化潜移默化或直接地熏陶和感染。文化直接构成综合国力，如教育与科学的发展水平等;文化间接影响综合国力，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化环境;文化对综合国力最深远的影响是提高国民素质。[10]将文化上升到权力高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美国政治学者奈（Joseph Nye， Jr.）莫属，在其《软权力》一书中，他指出：“软权力是一種能够影响他者偏好的能力。国家软权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文化、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具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11]美国学者威尔森三世（Ernest J. Wilson， III）将“文化软实力”称为国家无形的资产，认为其包括“民族的凝聚力、道德的感召力和舆论的引导力”等内容，是一种能够推动他国自愿去做它之前并不想做或从未做过的事的能力。[12]文化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左右人们的行为，并对国家的决策发挥作用，产生出由内及外的战略张力。 （三）世界强国的文化自信
细密审视历史，但凡能够长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也是文化强国。自近代崛起至今仍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强国都是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的国家。它们重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视之为力量的源泉。一方面，它们努力发掘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将之发扬光大，并把其触角伸向海外;另一方面，它们不盲目封闭自身，开放地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滋养本民族，使其延续生命力和创造力，从“内”和“外”两个维度上强化自身的力量。欧洲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13]西方强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上掌握主动权，近400年以来这一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A. Mattelart）认为，国际传播契合“世界体系理论”，它是从中心向边缘渗透的，从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赖，甚至有关自身的信息传播也成了“出口转内销”，更严重的是传播依赖支配着政治依赖。[14]昔日的大英帝国，在依靠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生产力向世界进行扩张的同时，也谋求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化殖民地国家，乃至今日英语成为了全球最流行的语言，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英国仍认为自身在欧洲具有“特殊性”。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虽然国家历史短暂，但是其依靠惊人的开放性，成长为了一个“大熔炉国家”，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移民和文化，发展出了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好莱坞电影、肯德基、美国汽车、苹果手机等享誉世界，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外交政策理念、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一度受到很多国家的追捧。美国视自己为“自由世界的灯塔”，是位于“山巅之城”的国家，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把美国人的这种信念归结为：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15]正因如此，美国极力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而诸如俄罗斯、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对本民族的文化抱以极度的自信，新兴国家中的印度、韩国、土耳其等国家也在大力彰显本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新时代中国力量的文化呈现
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构成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几乎已经渗透到了综合国力的方方面面。尽管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可以依靠军力增加、科技突破、经济腾飞;但是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它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对现有实力进行整合，以使国家保持活力，不丧失创造力。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据统计，在世界各国历史长度的排名中，中国仅次于伊拉克和埃及，位居世界第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建立起了一座蕴藏丰富文化资源的宝库。
（一）从遥远的历史走向遥远的未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大国。从有记录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其独特的魅力享誉世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但凡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也是中华文化繁荣灿烂的时期，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这绝非偶然。当然，此处所指并非仅仅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因为即便在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年代，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不逊色于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推涌出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为代表的多种文化;到了汉代，先是老庄哲学之后是儒家文化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开始展现出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攀向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峰。唐代是中华文化尤为绚丽多姿的时期，世界上多个国家专门遣使来华学习，中国的科技、艺术、文化、制度大批量地走向世界，周边国家中的日本等国，从建筑风格到政治制度几乎是在复制中国。而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唐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国际性，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16]。直至明清，中华文化都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这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性。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渗透于各个方面，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交往都带有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文化对于东亚区域政治的影响莫过于“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建立，它极大地塑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840年之后，受制于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被西方文明打破。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17]中国进入到一个反思、学习、再崛起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成立挖掘出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使之从遥远的历史通向遥远的未来。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8]
（二）开掘传统文化的巨大战略张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受到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9]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0]这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和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心。
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潜移默化地整合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资源，助推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在中国的国内治理理论和实践中，传统优秀文化的巨大战略张力得到了开掘。新时代，最能体现文化本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当代文化的精神实质。[21]中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体现了“民本”观念，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理念，我国正努力成长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不可或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思想上获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合”文化、“義利”文化、“仁爱”文化等成了它的源泉，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是中国传统‘尚和合’精神的创造转化” [22];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政策方针上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国弱国，中国推崇“正确义利观”，对于周边国家中国推行亲诚惠容外交方针;三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具体实践上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互办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等，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3] （三）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底气与自信
文化现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构成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之争，显著的一面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隐藏的一面则是文化实力的竞争。各国经济与科技之争在“正面战场”上趋于“白热化”，文化之争则在“大后方”如火如荼。如果哪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受制于他国，那么它将在政治、经济、科技上依赖于他国。一个文化上屈从于他国的国家、文化上不自信的国家，其在国家的战略方向上必然迷茫、国策力度上必然弱小。
在新时代，在这个高技术和高物质的时代，尤须强化人的意志品格，尤须强化国家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大力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18]，将中国建设为文化强国。在新形势下，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顺应知识战竞争的烈度和强度，中国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历史中寻找未来;也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坚持创新，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24]既要对内不忘根本，也要对外坚守文化自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以大国开放的胸襟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兼收并蓄，不断实现文化发展上的进步，从而推动整体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结论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构成一个国家凝聚团结、一个民族绵延兴旺的“常量”。顺应世界历史演进总流向，从军事战至经济战再至知识战的过程中，文化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战略张力，彰显了更为浓厚的权力属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成长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文化根基、厚植了文明基因。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不断丰富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愈发成了一个文化自信的世界大国。新时代，伴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开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必将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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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