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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人，1920年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1927年经吴玉章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对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他做了大量工作，扩大红军，拓展苏区，使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他突破嘉陵江防线，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北上；他忍辱负重，带领红军将士三过雪山草地；他给朱总司令送五匹战马，向毛主席畅叙衷肠，真正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政治信念和高尚情操。
一、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壮大红军，拓展苏区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第二一七团作为先遣团，冒着铺天盖地冰雪的严寒，翻越百余公里陡峭险峻的大巴山，从大燕泄垭神速进发，于当天下午占领距通江县城90公里的两河口。为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通江，红二一七团于12月20日在两河口建立了入川后的第一个乡苏维埃政权。12月底，红四方面军入川攻占通江县城。王维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到城口与红军取得联系。后来，杨尚昆在谈到王维舟时说：“红四方面军进川的时候，王维舟他们派人去作了联络。这就有点像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样，陕北早有一个红军在那里。”[1]
1933年元月中旬，红军分三路向巴州城逼近，守城敌军闻讯弃城逃窜。中共地下党员苟寿南打着红旗带领数百群众，出城七里迎接。23日，红军解放巴州城。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宣（汉）达（县）战役计划。王维舟立即派蒋群麟前往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带回宣达战役的战略部署。按照红军进军路线，王维舟将川东游击军分左、中、右三路部署于敌后要道、隘口、关卡，配合红军主力截击敌人。10月17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土地堡、凤凰观发起进攻，两军密切配合，前后夹击，一举攻下邱家堡，直追敌至宣汉的马渡关。18日攻占隘口场后，红九军、红三十军分头向宣汉、达县进击，19日进占宣汉城。西线游击队在杨克明、黎时中的领导下，以一部游击军打入刘存厚的兵工厂，利用武器保管员罗汉（中共党员）的合法身份，巧取敌人的武器装备。当红军向宣汉进军，一支队进入土门场时，他们以向前线部队托运弹药为名，向红军运送了10多驮子弹，为红军解放宣汉、达县作出了重要贡献。20日，红军攻占军阀刘存厚老巢——达县县城，21日攻占万源城。仅3天时间，战斗行程200余里。川东游击军在这次神速胜利的战斗中起了积极作用。
后来，徐向前回忆说：“宣达战役，在川东地下党、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一下子插进刘存厚的老窝，把他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这一仗结束，消灭了敌人的六个团，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了300里。”“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兵，就是一两千、两三千。红军越是打胜仗，群众就越相信红军，拥护红军，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三十军的二六三团就是在宣汉成立的。好多缺额的部队也补充起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近六万人。红三十三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与当地的人民有血肉的联系，在川东一带有很大影响。王维舟、杨克明等领导人，对建设这支部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什么武器、弹药、银圆、布匹、印刷机等，缴获真丰富，子弹就有五百多万发，棉布二十多万匹，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制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2]
堆积成山的战利品、军阀地主的奇珍异宝、琳琅满目的各式物资，充实了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和军事力量。在正式反击“六路围攻”前夕，梁达中心县委、川东游击军指挥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上万人的运输队，将刘存厚在达县建立的兵工厂、造纸厂的全部机器及其他物资运往通江。此后，川陕苏维埃政府即利用这些设备制造各种武器和日常用品及钱币，川陕革命根据地逐渐进入鼎盛时期。
朱德曾说：“有着这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3]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热烈拥护之下，恢复了数县赤区，并且创立了城口和陕南新苏区，给刘湘主力以最严重的打击。这一伟大胜利，必定使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击破敌人”的全部胜利跟着到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崭新的光荣记录。1933年11月，王维舟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他虽因指挥反敌“六路围攻”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4]
王维舟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巩固和发展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独立组建了一支优秀的红军部队——以王维舟为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当时仅有40万人的宣汉县，就有10多万人投入革命洪流，5万余人走进红军队伍，其中3万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孕育了向守志、王定烈、李永悌、王海廷等10位共和国将军。红军走后，1492户红军家属被杀绝、8000多人被国民党还乡团残酷杀害。伪乡长符戟轩拆毁了王维舟家的房屋，将材料据为己有，用于修建他的私人公馆“口园”，还掘了王维舟母亲的坟墓。
二、王维舟对长征胜利的历史性贡献
长征是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王维舟与广大红军将士不怕困难，不惧牺牲，克服千难万险，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突破嘉陵江防线，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部署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计划。王维舟随徐向前、王树声在西线嘉陵江沿岸找渡江点。第一次他们从苍溪地区选点过江，没有成功，那里地形不好，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有些战士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他们又重新寻找渡口，几天内踏遍了嘉陵江上下数百里，发现苍溪附近的塔子山山多隘险，敌人虽在沿江修筑了很多碉堡，但防守兵力薄弱，于是决定在此渡江。部队先在苍溪后山凉风垭下小河边制造了30多只木船，每船能容一排人。渡江前夜，他们将木船秘密运到塔子山下小溪口。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动渡江战役。王维舟在塔子山上指挥炮兵，王树声在江边指挥突击队偷渡，两人并肩作战，配合战斗。当木船快到对岸时，才被敌江防部队发觉。王树声即电话通知王维舟下令开炮。山上的24门追击炮向早已测好的目标猛烈射击，掩护渡江突击队登陆。在数路大军的猛攻和密集炮火的攻擊下，敌人惊慌失措，全线崩溃。29日拂晓，渡江成功。
渡江之后，红军横扫嘉陵江西岸敌人据点，并乘胜追击。31日克剑阁、阆中。4月2日克南部、剑门关。3日克昭化。敌沿江300余里防线土崩瓦解。4月中下旬向敌纵深发展，先后攻克梓潼、青川、平武、中坝、彰明、北川，击溃邓锡侯部向江油的增援部队。至21日，仅10天时间，共歼敌万余人，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其后，王维舟又担负了迎接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重任。1935年6月13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徐向前除了派李先念迎接中央红军外，还特别委派王维舟同傅钟一道去马塘欢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15日，毛泽东率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红军到达懋功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会师的庆祝大会。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徐向前、王维舟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详尽地分析形势，明确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今后红一、四方面军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不料，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依仗人多、枪多，公开走上了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二）忍辱负重，带领红军将士三过雪山草地
过雪山和草地，是王维舟与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行程。1935年8月20日毛尔盖会议后，中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并派朱德、刘伯承、王维舟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王维舟与朱德、刘伯承经常见面交谈，一致认为越是困难越应和衷共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对付共同的敌人，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9月初，左路军主力已北上到达阿坝。党中央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东与右路军靠拢，全力向北推进。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王维舟甚是忧虑、不满，并明确表示反对。10月5日，张国焘在绥靖（今金川）东北的卓木碉拉拢一些干部开会，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无端诽谤党中央。朱德、刘伯承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耐心向干部解释党中央的策略，抵制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王维舟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由于一贯受张国焘的歧视、怀疑，此次会议只是列席旁听，无发言权。
接着，张国焘在卓克基将左路军编成两个纵队南下，王维舟的第三十三军分在第二纵队，他被调到第一纵队第三十一军任参谋长。部队南下翻过夹金山，攻占芦山、天全、宝兴等县。11月在芦山县调王维舟任大金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在天全、芦山、宝兴等县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的意义，组织当地青年参加抗日活动。百丈关一役激战半月不胜，红军伤亡近万人，转入守势。在事实面前，张国焘南下方针宣告彻底破产。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在丹巴、崇化与红五军团合并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复存在。此前，王维舟被任命为长征北上的“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第五局（训练局）局长，其任务是侦察再次北上翻雪山、过草地的路线。
1936年2月11日，天全、芦山敌情严重，张国焘被迫发出《康（定）道（孚）垆（霍）战役计划》，向后转移。王维舟早就对张国焘的宗派分裂和成立所谓“中央”十分愤怒，但在大敌当前，关乎红四方面军数万人命运之际，他仍顾全大局，率队先遣，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接着其他各部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沿着王维舟侦察的路线，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第三次过草地。3月中旬到达甘孜，部队只剩下4万余人，与南下相比减员过半。当时，由于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行径又进行坚决斗争，加上国际代表张浩电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北上方案，张国焘彻底沦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6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奉命改称红二方面军。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而告终。
（三）给朱德送五匹战马，向毛泽东畅叙衷肠
据王维舟的亲密战友向守志等回忆，王维舟被调至张国焘挟持下的红军总部工作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5]
从甘孜地区北上，还要途经大草地，为了适应过草地打敌骑兵、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需要，红四方面军组建了骑兵师，全师3个团，共3500余人，许世友任骑兵司令。出发时，王维舟愉快地同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打通前进道路。在经过阿坝时，敌人派上千余骑兵堵住红军去路。许世友、王维舟率领骑兵选择有利地形，占领山头，只要有敌人冲上来，就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敌人溃逃了，粮食枪弹也就有了。在长途跋涉的日子里，由于张国焘的歧视和虐待，朱德没有马骑，王维舟得知以后，迅即挑选了5匹壮马送给朱德，使朱德、康克清和参谋部的同志得以骑马行进。
张国焘自从同中央分裂后，南下走不通，草地又无粮，不得以决定继续北上。王维舟、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部队过了东古、阿坝，涉嘎曲河，再经过上下包座草地，到达甘肃的哈达辅，兵临岷州城下。甘肃敌军鲁大东、邓宝珊坚守岷州城，我红军四面围攻未下。当时有两个前途在军中争论不休：张国焘主张绕道青海到甘北，打通新疆“国际路线”；朱德、刘伯承主张与党中央會合。开了几天会，争论不休。最后仍执行张国焘的主张，经拉卜寺草地向青海方向前进。在岷州时，张国焘命王维舟西去洮州（今临潭）做李经义部（邓宝珊的一个旅）的争取工作。经过一番工作后，李经义同意与红军合作，并担任抗日纵队司令，使红军较为顺利地进至洮州。该地因系草地，粮食奇缺，张国焘进退两难，继续往前走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在为难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不记前怨，派陈赓率部来迎接，要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经再三劝说，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拒不会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此时，敌主力愈渐逼近，部队上策是通过甘陕公路北上，靠近中央红军驻地。张国焘不得不于9月29日下达北进命令，往会宁方面前进。敌人紧跟追击，红五军担任后卫在会宁以南的华家岭阻击歼敌。是役，副军长罗南辉英勇牺牲。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中共中央致电全军，热烈祝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但只过去2万余人，即被胡宗南、王钧、毛炳文等部所阻。
王维舟则同未过黄河的部队与中央红军一道，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是役后，即进驻保安，终于摆脱了张国焘的羁绊，回到党中央的怀抱。王维舟回忆道：“在保安，刘伯承陪同我去会见毛主席。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我们歧视等种种事实。毛主席说：目前红四方面军在甘北还没有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指示我暂时要严守秘密。毛主席这些亲切的慰勉和英明的指示，使我至今铭记不忘。”[6]
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胜利，是红军英勇奋战的胜利，是军民大团结的胜利。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维舟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管理局）局长。这凸显了党中央、毛泽东对王维舟为长征胜利所作贡献的肯定与褒奖。
参考文献：
[1]中共宣汉县党史研究室.王维舟的一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2]巴山军魂——红三十三军的战斗历程[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扉页1.
[3]朱德.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N].解放日报，1942-06-03.
[4]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反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A].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附录[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5]向守志、李中权、王定烈、王定国、王新兰.毕生奋斗清如水，耿耿忠心照月明——回忆王维舟同志[N].人民日报，2008-08-11.
[6]王维舟.我的回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李蓉兰，女，中共四川省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荣成，男，四川省宣汉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一、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壮大红军，拓展苏区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第二一七团作为先遣团，冒着铺天盖地冰雪的严寒，翻越百余公里陡峭险峻的大巴山，从大燕泄垭神速进发，于当天下午占领距通江县城90公里的两河口。为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通江，红二一七团于12月20日在两河口建立了入川后的第一个乡苏维埃政权。12月底，红四方面军入川攻占通江县城。王维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到城口与红军取得联系。后来，杨尚昆在谈到王维舟时说：“红四方面军进川的时候，王维舟他们派人去作了联络。这就有点像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样，陕北早有一个红军在那里。”[1]
1933年元月中旬，红军分三路向巴州城逼近，守城敌军闻讯弃城逃窜。中共地下党员苟寿南打着红旗带领数百群众，出城七里迎接。23日，红军解放巴州城。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宣（汉）达（县）战役计划。王维舟立即派蒋群麟前往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带回宣达战役的战略部署。按照红军进军路线，王维舟将川东游击军分左、中、右三路部署于敌后要道、隘口、关卡，配合红军主力截击敌人。10月17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土地堡、凤凰观发起进攻，两军密切配合，前后夹击，一举攻下邱家堡，直追敌至宣汉的马渡关。18日攻占隘口场后，红九军、红三十军分头向宣汉、达县进击，19日进占宣汉城。西线游击队在杨克明、黎时中的领导下，以一部游击军打入刘存厚的兵工厂，利用武器保管员罗汉（中共党员）的合法身份，巧取敌人的武器装备。当红军向宣汉进军，一支队进入土门场时，他们以向前线部队托运弹药为名，向红军运送了10多驮子弹，为红军解放宣汉、达县作出了重要贡献。20日，红军攻占军阀刘存厚老巢——达县县城，21日攻占万源城。仅3天时间，战斗行程200余里。川东游击军在这次神速胜利的战斗中起了积极作用。
后来，徐向前回忆说：“宣达战役，在川东地下党、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一下子插进刘存厚的老窝，把他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这一仗结束，消灭了敌人的六个团，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了300里。”“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兵，就是一两千、两三千。红军越是打胜仗，群众就越相信红军，拥护红军，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三十军的二六三团就是在宣汉成立的。好多缺额的部队也补充起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近六万人。红三十三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与当地的人民有血肉的联系，在川东一带有很大影响。王维舟、杨克明等领导人，对建设这支部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什么武器、弹药、银圆、布匹、印刷机等，缴获真丰富，子弹就有五百多万发，棉布二十多万匹，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制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2]
堆积成山的战利品、军阀地主的奇珍异宝、琳琅满目的各式物资，充实了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和军事力量。在正式反击“六路围攻”前夕，梁达中心县委、川东游击军指挥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上万人的运输队，将刘存厚在达县建立的兵工厂、造纸厂的全部机器及其他物资运往通江。此后，川陕苏维埃政府即利用这些设备制造各种武器和日常用品及钱币，川陕革命根据地逐渐进入鼎盛时期。
朱德曾说：“有着这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3]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热烈拥护之下，恢复了数县赤区，并且创立了城口和陕南新苏区，给刘湘主力以最严重的打击。这一伟大胜利，必定使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击破敌人”的全部胜利跟着到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崭新的光荣记录。1933年11月，王维舟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他虽因指挥反敌“六路围攻”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4]
王维舟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巩固和发展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独立组建了一支优秀的红军部队——以王维舟为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当时仅有40万人的宣汉县，就有10多万人投入革命洪流，5万余人走进红军队伍，其中3万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孕育了向守志、王定烈、李永悌、王海廷等10位共和国将军。红军走后，1492户红军家属被杀绝、8000多人被国民党还乡团残酷杀害。伪乡长符戟轩拆毁了王维舟家的房屋，将材料据为己有，用于修建他的私人公馆“口园”，还掘了王维舟母亲的坟墓。
二、王维舟对长征胜利的历史性贡献
长征是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王维舟与广大红军将士不怕困难，不惧牺牲，克服千难万险，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突破嘉陵江防线，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部署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计划。王维舟随徐向前、王树声在西线嘉陵江沿岸找渡江点。第一次他们从苍溪地区选点过江，没有成功，那里地形不好，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有些战士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他们又重新寻找渡口，几天内踏遍了嘉陵江上下数百里，发现苍溪附近的塔子山山多隘险，敌人虽在沿江修筑了很多碉堡，但防守兵力薄弱，于是决定在此渡江。部队先在苍溪后山凉风垭下小河边制造了30多只木船，每船能容一排人。渡江前夜，他们将木船秘密运到塔子山下小溪口。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动渡江战役。王维舟在塔子山上指挥炮兵，王树声在江边指挥突击队偷渡，两人并肩作战，配合战斗。当木船快到对岸时，才被敌江防部队发觉。王树声即电话通知王维舟下令开炮。山上的24门追击炮向早已测好的目标猛烈射击，掩护渡江突击队登陆。在数路大军的猛攻和密集炮火的攻擊下，敌人惊慌失措，全线崩溃。29日拂晓，渡江成功。
渡江之后，红军横扫嘉陵江西岸敌人据点，并乘胜追击。31日克剑阁、阆中。4月2日克南部、剑门关。3日克昭化。敌沿江300余里防线土崩瓦解。4月中下旬向敌纵深发展，先后攻克梓潼、青川、平武、中坝、彰明、北川，击溃邓锡侯部向江油的增援部队。至21日，仅10天时间，共歼敌万余人，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其后，王维舟又担负了迎接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重任。1935年6月13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徐向前除了派李先念迎接中央红军外，还特别委派王维舟同傅钟一道去马塘欢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15日，毛泽东率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红军到达懋功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会师的庆祝大会。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徐向前、王维舟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详尽地分析形势，明确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今后红一、四方面军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不料，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依仗人多、枪多，公开走上了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二）忍辱负重，带领红军将士三过雪山草地
过雪山和草地，是王维舟与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行程。1935年8月20日毛尔盖会议后，中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并派朱德、刘伯承、王维舟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王维舟与朱德、刘伯承经常见面交谈，一致认为越是困难越应和衷共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对付共同的敌人，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9月初，左路军主力已北上到达阿坝。党中央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东与右路军靠拢，全力向北推进。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王维舟甚是忧虑、不满，并明确表示反对。10月5日，张国焘在绥靖（今金川）东北的卓木碉拉拢一些干部开会，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无端诽谤党中央。朱德、刘伯承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耐心向干部解释党中央的策略，抵制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王维舟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由于一贯受张国焘的歧视、怀疑，此次会议只是列席旁听，无发言权。
接着，张国焘在卓克基将左路军编成两个纵队南下，王维舟的第三十三军分在第二纵队，他被调到第一纵队第三十一军任参谋长。部队南下翻过夹金山，攻占芦山、天全、宝兴等县。11月在芦山县调王维舟任大金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在天全、芦山、宝兴等县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的意义，组织当地青年参加抗日活动。百丈关一役激战半月不胜，红军伤亡近万人，转入守势。在事实面前，张国焘南下方针宣告彻底破产。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在丹巴、崇化与红五军团合并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复存在。此前，王维舟被任命为长征北上的“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第五局（训练局）局长，其任务是侦察再次北上翻雪山、过草地的路线。
1936年2月11日，天全、芦山敌情严重，张国焘被迫发出《康（定）道（孚）垆（霍）战役计划》，向后转移。王维舟早就对张国焘的宗派分裂和成立所谓“中央”十分愤怒，但在大敌当前，关乎红四方面军数万人命运之际，他仍顾全大局，率队先遣，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接着其他各部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沿着王维舟侦察的路线，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第三次过草地。3月中旬到达甘孜，部队只剩下4万余人，与南下相比减员过半。当时，由于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行径又进行坚决斗争，加上国际代表张浩电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北上方案，张国焘彻底沦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6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奉命改称红二方面军。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而告终。
（三）给朱德送五匹战马，向毛泽东畅叙衷肠
据王维舟的亲密战友向守志等回忆，王维舟被调至张国焘挟持下的红军总部工作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5]
从甘孜地区北上，还要途经大草地，为了适应过草地打敌骑兵、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需要，红四方面军组建了骑兵师，全师3个团，共3500余人，许世友任骑兵司令。出发时，王维舟愉快地同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打通前进道路。在经过阿坝时，敌人派上千余骑兵堵住红军去路。许世友、王维舟率领骑兵选择有利地形，占领山头，只要有敌人冲上来，就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敌人溃逃了，粮食枪弹也就有了。在长途跋涉的日子里，由于张国焘的歧视和虐待，朱德没有马骑，王维舟得知以后，迅即挑选了5匹壮马送给朱德，使朱德、康克清和参谋部的同志得以骑马行进。
张国焘自从同中央分裂后，南下走不通，草地又无粮，不得以决定继续北上。王维舟、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部队过了东古、阿坝，涉嘎曲河，再经过上下包座草地，到达甘肃的哈达辅，兵临岷州城下。甘肃敌军鲁大东、邓宝珊坚守岷州城，我红军四面围攻未下。当时有两个前途在军中争论不休：张国焘主张绕道青海到甘北，打通新疆“国际路线”；朱德、刘伯承主张与党中央會合。开了几天会，争论不休。最后仍执行张国焘的主张，经拉卜寺草地向青海方向前进。在岷州时，张国焘命王维舟西去洮州（今临潭）做李经义部（邓宝珊的一个旅）的争取工作。经过一番工作后，李经义同意与红军合作，并担任抗日纵队司令，使红军较为顺利地进至洮州。该地因系草地，粮食奇缺，张国焘进退两难，继续往前走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在为难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不记前怨，派陈赓率部来迎接，要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经再三劝说，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拒不会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此时，敌主力愈渐逼近，部队上策是通过甘陕公路北上，靠近中央红军驻地。张国焘不得不于9月29日下达北进命令，往会宁方面前进。敌人紧跟追击，红五军担任后卫在会宁以南的华家岭阻击歼敌。是役，副军长罗南辉英勇牺牲。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中共中央致电全军，热烈祝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但只过去2万余人，即被胡宗南、王钧、毛炳文等部所阻。
王维舟则同未过黄河的部队与中央红军一道，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是役后，即进驻保安，终于摆脱了张国焘的羁绊，回到党中央的怀抱。王维舟回忆道：“在保安，刘伯承陪同我去会见毛主席。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我们歧视等种种事实。毛主席说：目前红四方面军在甘北还没有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指示我暂时要严守秘密。毛主席这些亲切的慰勉和英明的指示，使我至今铭记不忘。”[6]
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胜利，是红军英勇奋战的胜利，是军民大团结的胜利。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维舟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管理局）局长。这凸显了党中央、毛泽东对王维舟为长征胜利所作贡献的肯定与褒奖。
参考文献：
[1]中共宣汉县党史研究室.王维舟的一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2]巴山军魂——红三十三军的战斗历程[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扉页1.
[3]朱德.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N].解放日报，1942-06-03.
[4]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反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A].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附录[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5]向守志、李中权、王定烈、王定国、王新兰.毕生奋斗清如水，耿耿忠心照月明——回忆王维舟同志[N].人民日报，2008-08-11.
[6]王维舟.我的回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李蓉兰，女，中共四川省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荣成，男，四川省宣汉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