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站在辽宁兴城的古城墙上时，思绪却一下子飞回到三百多年前宁远大战现场。彼时，兴城的名字叫宁远。城头上，明朝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神色岿然，城垣下，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怒目圆睁。然而，即使是對手袁崇焕，也不会想到这将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后一场战役。宁远守军只有一万人。得知强敌逼近，袁崇焕立即布置守城，为了鼓励士气，他刺破手指写成血书，还向士兵下拜，激以忠义。另外，他还把老母和妻子搬到城中，以表示全家与宁远共存亡的决心。激战之时，努尔哈赤见宁远城固若金汤，就命士兵掘挖城墙，竟将城墙挖塌了一丈多。袁崇焕则令守军发射红夷大炮，这在当时是最新式的武器，一炮打去，后金军便死伤一片。血战三日，袁崇焕以一万大明将士，使一万七千后金军战死沙场，努尔哈赤因为被炮弹皮给擦出了一块伤，不得不鸣金收兵。
其实，炮伤并不厉害，最致命的是心伤。对于努尔哈赤，这是一场有辱尊严的失败。对明起兵伊始，他率后金军在马上征战了二十五年，还从未输给过明朝军队。想不到宁远一战，让他突然遭遇了克星。八个月后，这位久经沙场的后金之主便在由辽阳向沈阳的移驾途中撒手人寰。不但他自己入主中原的梦想被袁崇焕挡了道，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也没把这个梦做圆，而且也被这个南蛮子打得一塌糊涂。正所谓，英雄不可能总是英雄，因为在英雄的对面，永远站着一个对手。
当年去宁远古城旧址踏访，我要写的人是努尔哈赤，而不是袁崇焕，所以我一直站在努尔哈赤的角度，从山海关外向中原看去，对盘踞在宁远城上的袁崇焕甚至产生了一丝说不清楚的怨恨，认为是他中断了努尔哈赤的英雄之路。
也许那一暼印象太深，在后来的阅读里，我便有意去搜看有关袁崇焕的文字。于是，袁崇焕的面目一点点变得清晰，甚至变得高大。其实，他与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堪称英雄，但就生命结局而言，袁崇焕的死，更让我心惊肉跳，周身寒彻，不忍卒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由在朝和在野的中国人共同书写，可是袁崇焕所在的朝廷、所处的民间，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也不忍回头去看。因为正是那个朝廷、那个民间，让袁崇焕之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在中国各类字典、辞书以及史籍里，都称他为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可是，看这位袁大将军给自己取的字和号，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在古代的中国，一个真正的文人若是当了军事家和政治家，历史大都把它最无情的一面留给他消受。
明万历十二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从广东东莞水南村传出一个男婴的啼哭，仍然年轻的父亲给刚出生的男婴取名叫袁崇焕。在此之前，男婴已有一个哥哥，叫崇灿，后来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崇煜，可见这位年轻的父亲喜欢明亮，喜欢光芒，希望他的儿子们将来能耀祖光宗。
袁崇焕十四岁那年，祖父和父亲带着一家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水南村，沿着门前那条东江，划舟去了广西的藤县，在一个名叫白马的小村子定居下来。住在这里也并不是种田，而是下江泛舟，往来两粤，做木材生意。随迁的袁崇焕，则在这里做个小小的读书郎。
万历三十四年，二十二岁的袁崇焕在桂林参加乡试，且一试中举。于是，当场作诗一首：战罢文场笔阵收，客途不觉遇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歌碎金风十二楼。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钥蟾宫任我游。风流才子，尽显青春得意之态。
按旧例，做了举人即入士大夫籍，也就是可以做官了。袁崇焕却意不在此，他一直在关注着北方的战况，习武，读兵书，以图报国。有一首游桂林《咏独秀峰》为证：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然而，因为痴迷于练武，日后去京城赶考进士，居然连败三场，黯然回乡，郁郁写下一首《落第》诗：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谷莺偏媚，还枝鸟亦安。故园修竹在，归去想成竿。
当然，袁崇焕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放弃未来的人。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年已三十五岁，当他又一次万里赴京，竟连过会试和殿试两关，成了已未科第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然而，《左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正是这一场为求功名仕途的赴京科考，给袁崇焕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袁崇焕考中进士这一年，明军和后金军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大会战。努尔哈赤以区区六万后金军，大败四十万明军。后金军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取得了一场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明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军则由防御转为进攻。辽东边塞的态势，刚刚通过了殿试的袁崇焕不可能不知道，即使头戴三甲进士的光环离京去福建做邵武县令的路上，也肯定是一步一回头的。因为史书上说，邵武县令袁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以至于因熟知塞上险要，在人前便常“以边才自许”。初入仕途的袁崇焕，看上去有点野心勃勃，或者说不那么安分。
天启二年，袁崇焕奉命进京朝觐。为官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去京城。彼时，辽东边事比上一次更坏，努尔哈赤大败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十三万明军覆没，四十多座城池失守。明军上下，可以说谈后金色变，畏后金如虎，甚至发生了整营整营逃跑的事件，朝廷派哪个将领出关，哪个将领哭着不出。明末大散文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云：“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其实，此次朝觐是朝廷例行的全国官员大考核，袁崇焕不费力气就考了个“上等县令”。可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辽东边事大崩的坏消息再一次刺痛了他，积蓄已久的尚武之心、救国之念，一下子被激发了。知遇者是朝廷御史侯徇，他向天启帝大力举荐，奏请破格选用袁崇焕。于是，一场朝觐，让袁县令改变了身份，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就此留在了北方的抗敌前线，并且一上任“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然，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粮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就是说，袁崇焕不但进入角色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进入的方式也与别人殊异，他不是坐在兵部的办公桌前等看前线战报，而是“千里走单骑”，独自出马考察军情。鉴于他的表现，不久就被朝廷提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先驻山海关，后移驻宁远。袁崇焕的名字，自此就与宁远重叠在了一起。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处，居辽西走廊中部。袁崇焕一到这里，就手订规制，亲自督责，营筑宁远城，此城遂为关外第一重镇。与此同时，他很快就募练了一支以辽人为主体，含骑、步、车、炮、水多兵种的新辽军，使其成为明军中唯一的一支劲旅。
天启五年，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下狱，按罪论死。熊廷弼之死，令袁崇焕深感痛心，情不能已，曾作两首《哭熊经略》诗。其一曰：“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斩将是朝廷所为，袁崇焕却自撰此诗，可见他的内心独立而清醒，并与朝廷保持了距离。他哪里知道，几年后当他功到雄奇之时，竟如出一辙，也被这个朝廷论罪处死。
天启五年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远前线。天启六年正月，就出现了那历史性的一幕：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精兵直扑宁远，却被袁崇焕一万明军和红夷大炮折戟沉沙。时隔三个月，袁崇焕就升任辽东巡抚。此后，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征得朝廷同意，派人去沈阳为刚刚伤重不治的努尔哈赤吊丧，并以朝廷之礼恭贺其八子皇太极继位；二是固城养兵，建设宁锦防线。皇太极心里虽燃烧着杀父之仇，也只能顾全大局让來使捎信给袁崇焕，表示要与明朝议和。为了弥补明廷与后金之间的裂缝，袁崇焕言词诚恳地给皇太极写了复信。然而，袁崇焕非常清楚，他与皇太极不久就将有一场恶战。只是皇太极正在打朝鲜，写信议和属于暂时性的休战。
果然不出袁崇焕所料，皇太极占定朝鲜之后，立即挥兵西进宁锦城。袁崇焕早已在宁锦城上列好了大炮，严阵以待。当气势汹汹的皇太极率后金军出现在城下时，袁崇焕便命令明军齐发大炮，猛轰狂炸，只几个回合，皇太极的复仇之师就铩羽而归。就是说，继“宁远大捷”打赢了努尔哈赤之后，又以“宁锦大捷”打赢了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
自萨尔浒大会战以来，明军还从未有过打败后金军的记录，袁崇焕却连获两胜。按理说，创造出这个神话的人应该受到重赏，可是明廷正被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他以“调度有方”为由，贪天功归己有，连他三岁的小孙子都被封了侯，反以袁崇焕“不救锦州”之名相诬陷，逼其交出辽东兵权。
入仕以来，这是袁崇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一气之下，去职还乡。时间是天启七年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黯然离辽。南归之前，他写了一首《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若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归里之后，袁崇焕仍心有不甘，又写了《归度庾岭步前韵》：“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失意之时，最难掩文人本色。”
天有不测，花有明时。听由阉党摆布的天启帝突然驾崩，十七岁的弟弟崇祯继承皇位。刚刚还乡半年的袁崇焕，马上就被崇祯帝召回了京城。时间是崇祯元年七月。皇帝在紫禁城内的平台亲自召见了袁崇焕。据说，望着这个黑瘦精干的中年人，崇祯竟“慰劳甚至，咨以方略”。袁崇焕也非常激动，他当即表示说，我受皇帝特殊眷顾，刻骨铭心，倘若假我以便宜，五年便可恢复全辽疆土。崇祯很是高兴，说，你能五年复辽，朕绝不吝惜封侯之赏。
崇祯说到做到，直接就让袁崇焕升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则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一身兼两职，他的军旅生涯自此达到了顶点。于是，在京城只待了月余，即驰赴辽东，再次走马上任。在此后七个月里，他集中了辽东四镇的指挥权，报请皇帝撤销了山东登莱巡抚一职，以直接控制登莱和天津舟师。与此同时，日夜操练军马，制造火炮，积存粮秣，征集战马，修缮锦州、大凌河、右屯、宁远诸城，旋即完成了辽东四百里大防御。
然而，袁崇焕的悲剧，也在此时开始了。
二
在袁崇焕的命运里，注定要遇到毛文龙。
毛文龙是朝廷正式任命的东江总兵官。东江就是鸭绿江近海口的皮岛。在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个大名鼎鼎的假太后毛东珠，就是毛文龙的女儿。早在天启三年，盘踞在黄海诸岛的毛文龙率部上岸，攻陷了辽东要地金州。此举不但打通了从辽东走水路到登州的粮道，还从陆路牵制了后金军队，使他们不得不从辽南退至辽中。毛文龙也由此功升任左都督挂将军印，并拥有了一把尚方宝剑。毛文龙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又孤悬海外，飞扬跋扈是难免的，无论是前朝的天启帝，还是当朝的崇祯帝，都对他十分倚重。袁崇焕被再度起用后，听说这位东江总兵攀附朝中权贵，屡屡不听调遣，且治军不严，公然在军营中蓄养倡优，还一向虚报部队员额，冒领巨额军饷。尤其可恶的是，他居然多次以军饷不足来要挟刚上任的袁督师。因为被惹怒了，袁遂生杀毛之心。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赴双岛会见了从皮岛赶来的毛文龙。六月三日，毛总兵陪同袁督师饶有兴趣地检阅了岛上的军队。六月五日，袁崇焕在自己住的营帐中，当着毛文龙诸多亲信的面，列举其十二大罪名，并用尚方宝剑取了他的首级，收回了他的将军印和尚方宝剑，而且吞并了他的部队。
一个督师用他的尚方剑，杀死了另一个同样拥有尚方剑的总兵官，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条爆炸性新闻。据记载，崇祯在京城听说了此事，也被吓了一大跳。可是木已成舟，朝廷毕竟还要依靠袁崇焕经略辽东。所以，崇祯决定站在袁崇焕一边。既然皇帝是这个态度，朝臣们也都不作声了。
在袁崇焕的命运里，注定要面对皇太极。
皇太极早已领教过袁崇焕的厉害，在宁远和宁锦之战中，八旗劲旅尸横遍野的惨败景象，告诉他这样一个事实：袁崇焕这厮不好对付。正当皇太极无计可施之际，眼前冒出了一个范文程。这个人曾是大明儒士，早些年投奔了努尔哈赤，却一直未被重用。在努尔哈赤眼中，汉官比一般汉人的地位只高出一小点儿，不过是变了相的奴才。皇太极却与其父不同，他极善于招降纳叛，继汗位之后，对汉官也是大加赏赐，委以官职。于是，范文程咸鱼翻身，曾官至内秘院大学士，此为清朝汉人任相之始。熟悉朱家天子习性的范文程，的确也没有让皇太极失望，他给出这一招就是反间计，即借崇祯之手，将袁崇焕除掉。他笃定地认为，崇祯像他的先祖们一样猜忌多疑，肯定会中下圈套。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袁崇焕的确被皇太极借崇祯之刀所杀。 那是公元1629年深秋，当皇太极把蒙古、朝鲜以及辽东的汉人抚定之后，便亲率十万后金军，于十月二十日深夜悄然开拔。这一次，他避开了袁崇焕坚守的宁锦防线，绕道漠南蒙古，毁边墙而入，揭开了远袭大明京师的帷幕。皇太极这一招很高明。因为明军一直将重兵布防于宁远、锦州一线，山海关以西城垣颓落，军备废弛，边防形同虚设。皇太极出此奇兵，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让袁崇焕所镇守的宁锦防线变得毫无用处。
然而，皇太极率军刚一开拔，就被袁崇焕在漠南蒙古设下的骑哨探知了。袁崇焕见后金军精锐尽出，先是觉得突然，旋即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正可趁机去端皇太极的老窝盛京！可是，后金军的从天而降，顿时就把崇祯吓得龙颜失色。他一连下了几道圣旨，催袁崇焕回京救驾。袁崇焕只好改变方向，带上部将祖大寿，急点九千铁骑，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疾驰三百余里，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了蓟州。猛见袁崇焕率军迎面拦路，皇太极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决定不与袁崇焕交锋，而是绕过蓟州继续西进。袁崇焕则急率兵马，前去护卫京师。当他抢先抵达京城东南的左安门，后金军的前哨也逼抵到了城下。接下来的情形，就是袁崇焕率九千部将与十万后金军在京郊广渠门外发生了一场血拼。
彼时，后金军与明军分别对阵于德胜门、永定门和广渠门，而以广渠门之战最为激烈。广渠门外一片旷野，皇太极在这里親自督战，站在他左右的八旗军将领是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他命令贝勒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与袁崇焕死拼，因为只要有袁崇焕在，后金军就别想前进一步。可是，在这场战斗中，任凭贝勒们怎样叫喊催战，身先士卒，任凭后金军骑兵如何左冲右突，前仆后继，袁崇焕军阵形却始终不乱。战斗一直打到傍晚，仍没有出现令皇太极满意的局面。暮色苍茫中，他居然看见袁崇焕登上了战车，亲自擂响了战鼓，即使身上中的箭已经像刺猬皮一样，这个家伙还在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战斗……这一幕，袁崇焕简直就像一个战神，把皇太极看得目瞪口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十万铁骑居然奈何不了袁崇焕区区九千兵马，气得他又一次下令攻击。然而，激战竟日，后金军伤亡更加惨重。皇太极终于不敢再恋战下去，只好率部撤至南海子扎营。
在袁崇焕的命运里，生之荣因崇祯，死之耻也因崇祯。
正是袁崇焕星夜驰援，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京城，后金军才被阻挡在广渠门外。见袁崇焕如此拼命，崇祯总算心安了一些。他更知道，此时此刻，别人都不行，只有袁崇焕能保住京城。所以，他又一次在平台亲自召见袁崇焕，不但好言慰劳，还在委任孙承宗总揽军事的第二天，就改叫袁崇焕来指挥各路援军。
大敌当前，崇祯临阵委任袁崇焕的目的，不过是催促袁崇焕快点出战，把皇太极挡回关外。脑筋不转弯的袁崇焕，却没有揣摩出崇祯的心事。当上了京城保卫战总指挥，居然主张停战等待，想在各路援军到齐之后，再一起反击后金军。袁总指挥的按兵不动之策，立刻被朝廷内的一些人认为是居心叵测，挟君求和。于是乎，各种各样的流言，很快地就从朝廷传入了市井。北京城内的老百姓，亦因不明真相而民怨汹汹。最后的说法竟是，皇太极的后金军之所以能打到京城，都是袁崇焕故意给放进来的，因为他暗中引贼，才让京城受困。崇祯原本就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天子，当朝里朝外的议论传入耳中，就越发地由怀疑而相信。当在城外一直按兵不动的袁崇焕请求打开城门，让连日鏖战疲惫不堪的部队轮流进城休整之时，崇祯断然拒绝开门。由山西赶来增援京城的大同总兵满桂一到城下，却立即被获准率领部队进城休息。
就在此时，范文程献给皇太极的反间计奏效了。事情原委，在《清太宗实录》里所记甚详：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灯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这其实是一个明朝版的“蒋干盗书”。然而，已经疑虑重重的崇祯听了杨太监的密告后，马上就把袁崇焕以往对后金主和的态度，现在城外按兵不动的迹象，城内朝官和市井百姓们的议论，统统串联了起来，确认袁崇焕已经变节投敌。崇祯甚至认为，几个月前，袁崇焕擅杀被后金恨之入骨的毛文龙，也是在“斩帅践约”。于是，十二月一日，他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前往紫禁城，谎称开会议饷。袁崇焕等人毫无戒心地来到了城下。然而，守城禁军居然不给开城门，而是从城上扔下三条绳子，让他们各自横腰绑在身上，由禁军们给一个个吊上城去。
袁崇焕万没想到，他一到了平台，立刻就被诏下狱。
三
袁崇焕明白，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悲剧的天幕上只写了两个字：死亡。
然而，当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入辽军将士耳中，三军“彻夜号哭，莫知所措”。城上的明军看他们聚到城下，一边炮石乱打，一边骂辽将辽兵个个都是奸细。部将祖大寿见袁崇焕蒙冤下狱，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说袁督师决无通敌嫌疑。可是，崇祯却丝毫不为他的担保所动。一怒之下，祖大寿率军弃城而去。崇祯知道，皇太极还没有退兵，守城绝不可缺了祖大寿，便急下一道圣旨，召祖大寿回军。祖大寿却去意已决，根本就不听什么圣旨。崇祯又急又怕，只得去找狱中的袁崇焕相劝。虽身陷囹圄，仍对大明朝忠贞不二的袁崇焕写了一封亲笔信，令祖大寿回军护城。彼时，祖大寿的兵马早就破关而出，见到袁崇焕的手书，一边读，一边哭，将士们也跟着他一起大哭。他知道，一旦他发兵救了京城，袁崇焕就会被崇祯杀死，所以，他下不了这个决心。正进退两难，他那八十岁的老母亲说话了，她说，儿啊，你跟袁将军这么多年，他的话总是对的呀。老母亲的一句话，让孝子祖大寿低下了头，当天即回师入关，不用向崇祯报到，就率领辽军一举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解了京城之围。之后，他又与陆续来京的援军一起，将滞留在京畿的后金军彻底逼回了关外老家。
袁崇焕下狱后，另一个极力为袁崇焕辩解开脱的是大同总兵满桂。满桂是蒙古族人，素来忠勇，当年在宁远城，他曾是袁崇焕的副将，后因二人失和而调离别任。如今，与袁崇焕有隙的满桂居然要求释放袁崇焕，让这位冷血的明朝天子感到非常费解，对待满桂也像对待祖大寿一样，不但拒不理睬，还命令满桂出城与后金军决战。京城明军虽有数万人之多，但战斗力极差，只会守城，不能野战。满桂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深知自己与后金军打野战必定是凶多吉少，便找了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崇祯看到这等情形，使出最后一个杀手锏，就是以袁崇焕之罪相威胁。满桂被逼无奈，只得带着四万乌合之众出城决战。最后是满桂战死，四万大军无一生还。 袁崇焕之狱，在当时就震动了朝野人士。就在他被崇祯下令入狱那天，七十岁的礼部尚书成基命居然在会极门长跪了十二个钟头。兵部一个小官员钱家修，冒死向崇祯上奏，说他愿替袁崇焕受刑。他在上疏中写道：“臣查袁崇焕自据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扶弱，所在有声。”袁崇焕做了总指挥后，退任督辅的孙承宗也为袁崇焕抱冤叫屈，他曾写诗道：“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一个名叫程本直的平民书生，直书《白冤疏》和《旋声》为袁崇焕抱不平，他说，如果你们杀袁将军，我甘愿陪着将军一起赴死。然而，在当时的明廷，站在袁崇焕一边的人十分弱势，而站在崇祯一边的人万分强大。这点小小的正义声响，早就被杀袁的滔天巨浪给淹没了。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皇帝下诏，将袁崇焕“磔刑于市”。磔刑即是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在中国古代，磔，堪称酷刑之最。崇祯诏令一下，袁崇焕立刻就被推上囚车，出午门向西市刑场走去。
元大都以后，北京城内曾有三个地方做过古代的刑场。元朝的杀人刑场设在柴市口，写有《正气歌》的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就是在柴市口被砍下了头颅。清朝的杀人刑场设在菜市口，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那里被斩首示众。而袁崇焕所在的明朝，杀人刑场设在了西市。西市又叫“西四”，即西四牌楼。那里曾竖有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专门悬挂被杀者的首级。这叫悬首示众。
在古代的中国，不论是以哪一种方式杀人都有特定的仪式。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对杀人仪式非常熟悉，而杀人仪式也培养出了中国人爱看热闹的习性。就说明朝吧，在此之前，京城百姓已经在西市见过许多血淋淋的人头。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他们都看见了。最不该杀的一次，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在危亡关头救了北京城、救了明王朝的兵部尚书于谦，被明英宗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押赴西市问斩。这是另一个痛心的故事，我不想多说。因为于谦比袁崇焕好多了，他被冤杀不久，就被下一个皇帝明宪宗给昭雪洗冤，并将他的故居改为忠节祠。固然是一场悲剧，可于谦毕竟很快就成了正剧的主角。
就在于谦案一百多年后，袁崇焕被押上了西市刑场。同样是兵部尚书，同样是保卫北京城的功臣，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所谓的不同，指的是京城百姓的表现。于谦赴死，京城百姓倾城出动，一路哭送；袁崇焕告斩，京城百姓也是倾城出动，不是哭送，而是买他的肉吃。我一直不能相信，人类早已告别原始的茹毛饮血时代，距文明最近的皇城根下的北京市民，怎么会返祖生食人肉？然而，明末大文人张岱对此情此景做过实录：袁崇焕刚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刀呢，那些听信袁崇焕是内奸的京城百姓就扑了上去，抢着撕咬他的肉，一直撕咬到了内脏，人们吃一口，还要大骂一句。依照规定，刽子手要把他身上的肌肉一块块地割下来。众百姓们紧紧地围在旁边，竟纷纷出钱买袁崇焕的肉吃，因奇货可居，一两银子，只能买到一块，最后，竟连一根骨头也没剩下。那被割了数千刀的袁崇焕，惨叫之声不绝，终于肉尽而死。还有一个令今天的我十分动容、却令当时的京城百姓十分费解的场景，当袁崇焕在这边受千刀万剐之刑的同时，旁边不远的地方，书生程本直慨然践誓，朝廷也真就成全了他，他的人头也被咔嚓一声砍了下来......
袁崇焕被杀后，朝廷按惯例马上去抄他的家，居然是“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据记载，袁崇焕出任邵武县令时，竟“一钱不入”，擢为佥事监军仍一贫如洗。在其离家的七年中，嫡兄、嫡叔相继病死，他们留下的家口只能依靠袁父一个人来养活。而当父亲病死时，袁崇焕要求回籍奔丧，竟然穷到“不能为行李”，以致于要靠同僚们解囊相助。袁崇焕曾对天启帝说：“臣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在狱中，袁崇焕无比感叹地说：“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在他被押往刑场之前，还从容地作了一首《临刑口占》：“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到临头，仍初心未改，良知不泯。大厦将倾的明王朝，以自己的愚蠢，让一个真正的将军青史留名。
抄家之后，一定是灭族。这时候，朝中又有人冒死向崇祯求情。崇祯终于给了一点面子，袁氏三百家口可以不死，罚“妻子流放三千里”。据说，袁崇焕当时留在辽西的家属，先是被罚充军浙江，后又改往贵州；留在广东的家属，则被罚充军福建邵武。袁崇焕自己没有子女，妻子黄氏在流放南下的途中投水而死，尸体被水冲到了下游，幸有乡人给捞起来埋葬。
另据《明史·袁崇焕传》载：“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蛮夷叩关，自毁长城，这种事在大明一朝先后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于谦，第二次是袁崇焕。朱家天子的刻薄寡恩，可见一斑。
然而，崇祯最终知道错了。杀了袁崇焕之后，他不停地反省自己，先后四次下诏罪己。后来更一度避正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如不遇典礼之事，平日则着黑衣理政，与将士共甘苦，至寇平之日为止。只可惜亡国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再加上天子个人心理偏激，已无法建立起一个同心同德的政治集团。可悲而无助的崇祯，就这样让大明王朝走到了终点，他也成了亡国之君。
明崇祯十七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義军攻入北京，孤独绝望的崇祯从紫禁城后门逃出，爬到煤山的一棵树下，上吊自尽。也就在这一年，皇太极的子孙在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的义军，由于吴三桂背叛明朝，八旗军接着就占领了北京。自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清王朝开始了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阅读袁崇焕的生平，让我唏嘘不已，久久不能言。我明白了，远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为什么会在读了明史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算有自知之明，既不能自救，更不能救人，不论是虎气，还是王气，自家老帅都比不过，何谈袁崇焕呢？所以，在巨大而黑暗的政治面前，只有求助于万能的上帝了。
四
原以为，袁崇焕的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原以为，站在四百年后的今天，我只要记住那一段历史，记住袁崇焕这个人，尤其记住他那赤子般的辽东情结，也就足够。然而，因为在中国的北京有个一直为袁崇焕守墓的家族，袁崇焕身后的历史便被拉长了。 时间是2005年秋天。一位主编朋友来电话，说他们出版社想做一套人文中国丛书。出版社拟了几个选题，想要我写一写为袁崇焕守墓的佘氏家族。彼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我曾在电视上看见过守墓家族的故事。接受采访的是个女人，她对着镜头说，她是佘氏家族的后人，她们家族世代蜗居于京城的东南隅，不离不弃地为袁崇焕守墓，时间已长达三百七十多年。但是现在，袁崇焕的墓和祠不再需要这个家族来守护了，政府已经派文物部门来接手管理，佘家人要从袁祠所在的大院里迁走，佘家世代守墓的资格被取消了，所以她一直在四处奔走，八方呼吁，以至于成了当时的一个大新闻。记得，女人面孔文弱，六十多岁，名叫佘幼芝，自称是佘氏第十七代守墓人。
当年的电视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朋友一提这事儿，留在脑子里的画面立刻就被激活了。我马上就去网上百度。一敲键盘，眼前立刻闪现出一片图文，关于袁崇焕，关于佘家守墓，长长短短的讯息居然有几十万条，如太空中以光年速度飘舞的星体，绚烂地向我扑面而来。
由此知道，在袁崇焕被处以磔刑并骨肉尽光之后，只剩下了一颗滴血的头颅，高高地悬挂在西市牌楼前那根木杆上。朝廷原本要在第二天“传首九边”，可在当天深夜，西市刑场发生了袁崇焕首级被盗的事件。而且，这个事件自此就成了一个悬案，直到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当年那个勇盗袁崇焕首级者，也没有被官方缉拿归案。
却原来，就在袁崇焕被杀当夜，袁将军帐下一佘姓谋士，悄悄潜入西市刑场，避开戒严卫兵的耳目，飞身上杆，盗取了袁将军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并将其秘密地埋葬于广渠门内，那里有一片草深如盖的广东义地。
自明代以降，旅京的外省人在京城建了许多会馆，经常到会馆里相聚或留居的人，不外是在京做官的士大夫、来京应试的举子以及南来北往的行商坐贾。据载，明朝永乐年间，旅居京城的广东人，在广渠门内建了一座“广东会馆”。天启四年，广东会馆由广渠门内迁到了前门的打磨厂，会馆原址便改为“广东义园”。义园即墓地，也称“义地”。从民国十二年“北京内外城全图”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城外，大都是外省的义园或义地。所以，旅居北京的粤家客，因为去世后遗体不能运回原籍，就埋在了广东义园。
1629年冬天，袁崇焕率九千辽军与皇太极所率的十万后金军厮杀的战场，就在广东义园附近。身为广东人的袁崇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头颅会被佘姓下属埋葬在广东义园，让他与客死北京的广东同乡为伴。彼时，全国上下尽人皆知，袁崇焕犯的是叛国大罪，而佘姓下属从刑场盗走他的首级，冒的是灭杀九族、满门抄斩之险。可是，这位忠而护主的侠义之士，自此辞官回家，隐姓埋名，以义园里的荒草和坟头为掩护，率一家人傍墓而居，默默地守护着含冤于九泉之下的袁将军。
时间在一年一年地过去，佘姓下属也由黑发而白头。他曾以为，大明朝廷总有一天会给袁将军平冤昭雪。可他在袁将军墓侧一直等了十四年，等来的却是李自成们攻进了紫禁城，皇太极的儿子和兄弟们入主中原，大明王朝彻底垮臺。1644年以后，他一定望见了满街的大辫子兵。这些兵是大明朝的对头，袁将军的死敌，而他作为袁将军的守墓人，只能把地下这个天大的秘密继续隐藏下去。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才把儿孙叫到身边，像颁布军令状一样留下三句遗嘱：袁将军没有后代，我死后就埋在将军墓旁；佘氏子孙从今以后只许读书，不许做官；世世代代为袁将军守墓，不许回南方老家。虽然只是一个口头文书，这里面的内容却自此成为佘氏子孙世代谨遵的先祖遗训。
公元1782年，即清乾隆四十七年，踌躇满志的大清皇帝命朝廷官员修订《明史》，官员们在查阅本朝清太宗档案的时候，看见了那一段精彩的形色兼备的描述，始知袁崇焕的死，与太宗当年所设的反间计有关。于是，官员们如实将此事奏明乾隆皇帝。盛世天子，总是有一些大胸怀。乾隆皇帝立即下诏：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 ，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复奏。
从皇太极的“实录”，到乾隆的“谕”，前后相隔了一百五十二年。一个是设计，一个是昭雪，竟出自一朝天子，真令人有说不出的感慨。只听说人生如戏，想不到历史也如戏！
据说，尚安当时正在广东巡抚任上，他立刻遵照圣旨去袁崇焕原籍东莞做了访查，并于乾隆四十八年上奏说：查袁崇焕之五世孙名叫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可依照熊廷弼裔孙之先例，叫他做个佐杂之类的小官。史载，袁崇焕并无己出，袁炳是从弟裔孙，明朝既没有给袁氏平反，也没有抚恤袁氏子孙，而清廷却能给明臣雪耻，并给其裔孙安排官职，实在是一种高姿态。明朝将军袁崇焕之冤，也自此公之于天下。
与袁崇焕案相关的还有佘家。彼时，佘氏家族守墓已经一百五十二年。可以想象，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佘氏子孙每天都是在藏与守的煎熬中度过。藏，需要一个家族同心同德；守，需要一个家族锲而不舍。袁崇焕的赤子之心，可以一个“忠”字彪炳；佘氏家族的践约守誓，可以一个“义”字概括。然而，佘氏为袁将军守墓的秘密，究竟何时为天下所知的呢？
最早的记载，写在佚名的《燕京杂记》里。其载云：“明袁督师崇焕坟，在广渠门内岭南义庄寄葬，相传督师杀后，无敢收其尸者。其仆潮洲人佘某藁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其右。迄今守庄者皆佘某子孙，十余代人卒无回岭南者。岭南冯渔山题义庄有云：‘丹心未必当时变，碧血应留此地坚。’。”此文于1880年收入《小方壶斋丛钞》。经后人考证，《燕京杂记》大约写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其仆籍属潮洲亦有误，应为顺德。
其实，佘氏家族是平民百姓，不需要谁来奖赏，因为守墓不是官府的事，而是佘家自己的事。佘家既然没有被谁加过罪，也就无所谓翻什么案。所以，这个秘密即使由隐而显，也是在民间传播的范围内。再说，佘氏祖训有“不许做官”一条，此事止于民间也可作另一种解释，就是佘家不与官府交集。所以，守誓如守墓的佘氏子孙，即使听说清朝皇帝给袁将军平了反，也不会希图朝廷给佘家什么好处。据我所看到的记载，在公元1952年以前，此事从未见官，也未被官所见。 然而，就在其后的某一天，藏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只有守的使命还在继续。最确切的记载，见于道光十一年三月。有一天，在袁崇焕的墓前，赫然竖起了一块青石大碑。有人说，之所以是青石碑，而不是雪花石碑，主要是清人给明人立碑，总得有些保留，以免遭遇不测之灾。青石碑正面，以古代标准的“馆阁体”刻了七个大字：有明袁大将军墓。右上刻的是“大清道光十一年二月”，左下刻的是“乡后进吴荣光拜题”。吴荣光是广东南海人，工书画，精金石，对碑帖颇有研究。道光年间，其官职曾升至湖广巡抚兼湖广总督，后因官场失利，寓居京都。就是说，吴荣光与袁崇焕同籍，他在宦海落寞之时为袁大将军题碑，也是自己心有所寄，吴氏只代表他自己，而不是官方。然而，有一点令我不解，不论是立碑的人，还是题碑的人，都忽略了旁边那座埋着佘氏先祖的小墓。那一天，义园里肯定来了不少很有身份的广东籍人士，可他们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乡亲冷漠得几乎有点不近人情。
同治七年，因地处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不能再葬新坟，旅京粤人便在广渠门外东南不远处的龙潭湖，开辟了一座“新义园”，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就成了“旧义园”。因为旧义园内有袁将军的墓，他们便在同乡中募集资金，对旧义园大加修葺。这实际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建，绕着旧义园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宽远的围墙，并在墓前方几米处建起了一座享堂和一座大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袁祠。另外，他们还在袁祠的西院盖起了八间房屋，除了停放灵柩，还让已在此守墓二百多年的佘氏家族有了个舒适的居所。总之，旧义园就此形成了一个疏朗而又庄重的格局。
中华民国四年，也就是公元1916年，由京城名流、东莞人张伯祯出面，对袁祠、墓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和扩建。至此，袁墓由土堆改为砖砌灰抹，墓冢也变成了圆台式馒头顶，并在墓前设了一张石桌，在墓前墓后栽松植柏。最令佘家感动的是，终于给佘氏先祖竖了一块石碑。当年，因为佘氏先祖既怕暴露了袁将军墓，也怕连累了家人，在世时隐姓埋名，去世后也不许对外人言，致使后世子孙没人知道先祖的名字。此次刻碑，大家想来想去，只能叫他“佘义士”。全篇碑文，由张伯祯亲自撰写。张伯祯是康有为的弟子，他还有一个收藏家儿子，名叫张江裁（也叫张四都、张次溪）。清末民初，张氏父子曾是研究和宣扬袁崇焕事迹的重要人物。民国四年，他们在主持修护袁墓的同时，还在龙潭湖边的新义园建了一座袁督师庙。张氏还请康有为给袁庙题记作联。联曰：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可以说，至少从道光十一年开始，袁崇焕的墓已经由一家人独守，渐渐变成了众人共守；由在荒草中深深地隐藏，变成在光天化日之下高高地耸起。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唯有佘氏是袁崇焕的守墓人，别人只能算袁崇焕的崇敬者。如今，这个世代守墓的佘氏家族，仍有后人生活在北京城里，守护在袁崇焕墓旁。现在的守墓人，已是佘氏第十七代子孙。我就想，如果没有袁崇焕的死，就不会有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的守。如果墓中的袁崇煥不是蒙冤而死，守墓的佘氏家族不是守而不去，这个故事也不会如此地绵长，如此地悲壮。
记得，张爱玲在《传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这是普通人的传奇，传奇里的普通人。在当下的中国，佘家第十七代守墓人佘幼芝其实就是一个传奇，而且是传奇里的普通人。以我的理解，传奇的意思，就是曲折。因为这个身单力薄的佘家女人，已在这曲折里走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她也没能从曲折里走出来。正因为曲折，这本书我没有如期交稿。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不但一次次地去她家采访，还和她去了一次顺德和东莞。在顺德，见了佘氏现在的族人，在东莞，则拜了袁氏故居和袁氏墓园。知道得多了，便发现佘家守墓的事儿涉及了太多的人，也涉及了太多的机构，尤其是袁大将军墓已被宣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官方名正言顺地取消了个人守墓权，佘家人却坚持要谨遵祖训，说守墓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直到现在，民与官双方仍各执一词。我发现，我不但断不了这个官司，还可能会因此惹上官司。于是，这部书稿至今仍压在我的案头。
五
此后，我就开始了《旅顺口往事》的写作。辽金元时代，旅顺口叫狮子口。明初，朱元璋派马云、叶旺渡海到辽东击剿蒙元残军，上岸之后，因旅途平顺，遂将狮子口改为旅顺口。
记得，那是200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黄金山下的黄龙墓。万料不到，有一根神经突然就被拨响，浮现在我眼前的不只是黄龙一张面孔，而是许多张明朝镇边将军的面孔，并且每一张面孔都似曾相识，每一个名字都振聋发聩，他们像早就约好了似的，一个一个，由隐而显，由远而近，穿过逝去的岁月，接踵而至。
在马云和叶旺身后，站着辽东总兵刘江，站着东江总兵毛文龙和黄龙。正是毛文龙，让我再一次看到袁崇焕，旅顺口虽不是袁氏的驻防之地，却是他矫诏杀死毛文龙之所。
以往对袁崇焕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书本。这一次，我用了百度。一个新的发现，立马就把我给震了：清末吉林将军富明阿，是袁崇焕的六世孙，其子黑龙江将军寿山，是袁崇焕的七世孙。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又去维基百科，它也这么说。
在别人那里，这可能是个旧闻，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却压根就没有这一说。不过，我很为他高兴，虽然死得那么惨，却把将军的基因留下了，让袁氏一门接连出了一个吉林将军，一个黑龙江将军，真是天不灭袁啊。
然而，此事未完，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那几日，正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却看到一个本市史志办专家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载，在发妻黄氏之外，袁崇焕还有个小妾，姓赵，原籍胶东，虽非大家闺秀，却也不是一般女子，知书达礼，深得袁氏宠爱。袁氏获罪之时，她已身怀六甲，后来回山东隐居，为袁崇焕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又给她生了两个孙子。在她行将就木之前，她给儿孙们讲了袁崇焕，并嘱两个孙子各买一条小船，系在海边，以防不测。不知过了多久，袁氏子孙果然听到外间传言，朝廷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马上就要前来抓人。于是，已经长大的两个孙子，各自带着家眷，摇船出海，逃到辽东半岛。一支继续北上亡命，另一支隐居在旅顺口…… 于是，历史在旅顺口撞出了一声令人惊怵的巨响。在旅顺口，有一个地方叫北海，还有一个地方叫双岛，过去是两个镇，现在是两个街道，地理上比邻，且都面海。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留在旅顺口的这一支袁氏后人，隐居在北海的一条山沟里，因袁氏聚族而居，村名就叫袁家沟。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地方，则在双岛湾的龙王庙附近，在杀毛遗址处，还立有一碑。毛袁二人，可真是冤家路窄，生前身后，难分难解，看上去像虚构，却是确凿的事实。
我马上就去了袁家沟村，也果真就有袁氏后人拿出了家谱，还带我上山去看了袁家沟辽东先祖的墓碑，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就是袁氏子孙当年避乱藏身之地。就是说，两条船都从山东半岛漂向了辽东半岛，都在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上岸，一支留在北海，另一支继续北上。之所以要北上，就是如果被朝廷发现，不会一起死。正是北上的这一支，在大清朝的龙兴之地做了将军。
最早听说寿山的故事，也是在1996年夏天，但不是在山海关外的兴城，而是在黑龙江边的瑷珲。其实，我是初夏去的瑷珲，盛夏去的兴城。在东北的版图上，瑷珲和兴城都属于并不多见的古城，也是有故事的古城。正是在这里，我先后与袁氏家族两位将军相遇，也算是难得的奇缘。不过，在瑷珲历史陈列馆，我并不知道寿山与袁崇焕的关系。我只知道，正是在瑷珲的悲剧里，寿山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瑷珲的悲剧，发生在1900年夏天。按照中国的天干地支，那一年也叫庚子。这一年的夏秋之间，历史给了俄国人一次可乘之机。列强们合伙瓜分中国，中国政府还没发怒，中国老百姓先发怒了。义和团拳民的反帝风潮从京津波及到了东北。一直想把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哥萨克们高兴得顿足大叫：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于是，在近代人类的灾难里，就有了海兰泡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瑷珲的冲天大火。
这是一场哥萨克方式的屠杀。海兰泡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1858年被沙俄强行占去，改叫布拉戈维申斯克。因为刚刚签订的那一纸瑷珲条约，海兰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华侨。1900年夏天，尼古拉二世一声令下，做了四十二年华侨的中国人便被哥萨克用剌刀驱赶着向黑龙江边走来。据《瑷珲县志》载：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惨杀溺毙华侨五千余名。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其实是海兰泡的继续。有了黑龙江的南拐，才有肥沃的江东。六十四屯所拥有的土地，相当于当时沙俄阿穆尔州已开垦的全部土地，所以它让陆盗们想入非非，即使条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人享有永久的居住权，中国政府享有永久的管辖权，他们杀人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场面，也都与海兰泡一样。《瑷珲县志》载：沙俄先放火烧了补丁屯，其他各屯未及逃走的中国人都聚于大屋中，焚烧无算。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跑瑷珲对过，长江梗阻，绕越不能，露守不能，群号惨人。溺死者七千余人。凡没有逃走的中国人全部被杀死，房屋被烧光。
瑷珲大火，发生在两场大屠杀之后。哥萨克们在对岸已经杀红了眼，他们长驱直入跨过黑龙江，径向瑷珲扑来。继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歐洲人又一次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瑷珲城是木制的，瑷珲人是血肉之躯。它们一起在哥萨克的大火中涅槃了。
庚子之夏，我唯一能记住的一个军人就是寿山。他那时是黑龙江将军，也是曾经抗击过日俄侵略军的爱国将领。他一边与俄作战，一边却又接到北京与俄缔和的电报。但他已经发过誓，绝不“改隶夷籍，反颜事虏”，所以当他看见眼前已不是哪一个将军而是他的王朝打出了白旗时，便以洁身自好的方式去死。据载，他是自己“从容卧于柩中，取金器吞入腹中骤不死，命其子开枪击之，其子手战不忍发，误中右臂不死，又命其家将继之枪，中小腹犹不死，呼声愈厉，家将顾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开一枪，洞胸而亡”。这样的殉国，是因为绝望。而那个关头，有几个将军舍得以这种方式表示绝望呢？
记得，当时是瑷珲历史陈列馆的吴馆长引我到小院的一角，说那里有一尊寿山将军的塑像。想不到如此忠勇的寿山，那么矮小，矮小得令人心疼，一只手臂，还不知被谁砍掉了。我想，或许因为他是清朝将军，今天的人不能给他当代英雄般的尊敬，或许因为资金不足，艺术家没有把他塑造得高大伟岸。
上将由来无善死。此句出自袁崇焕在狱中写的《忆弟》诗。站在寿山像前，我只认定一点，在当年的抗俄前线，寿山没有辱没袁氏先祖的英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是被杀，一个是自杀，他比袁崇焕活得更有尊严，死得更有气节。当然，也是因为前者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后者却可以做命运的主宰。
关于袁崇焕生前的哀与荣，身后的悲与喜，写到这里确该收笔了。但是，按以往的经验，或许还会发生什么，也未可知。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站在辽宁兴城的古城墙上时，思绪却一下子飞回到三百多年前宁远大战现场。彼时，兴城的名字叫宁远。城头上，明朝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神色岿然，城垣下，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怒目圆睁。然而，即使是對手袁崇焕，也不会想到这将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后一场战役。宁远守军只有一万人。得知强敌逼近，袁崇焕立即布置守城，为了鼓励士气，他刺破手指写成血书，还向士兵下拜，激以忠义。另外，他还把老母和妻子搬到城中，以表示全家与宁远共存亡的决心。激战之时，努尔哈赤见宁远城固若金汤，就命士兵掘挖城墙，竟将城墙挖塌了一丈多。袁崇焕则令守军发射红夷大炮，这在当时是最新式的武器，一炮打去，后金军便死伤一片。血战三日，袁崇焕以一万大明将士，使一万七千后金军战死沙场，努尔哈赤因为被炮弹皮给擦出了一块伤，不得不鸣金收兵。
其实，炮伤并不厉害，最致命的是心伤。对于努尔哈赤，这是一场有辱尊严的失败。对明起兵伊始，他率后金军在马上征战了二十五年，还从未输给过明朝军队。想不到宁远一战，让他突然遭遇了克星。八个月后，这位久经沙场的后金之主便在由辽阳向沈阳的移驾途中撒手人寰。不但他自己入主中原的梦想被袁崇焕挡了道，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也没把这个梦做圆，而且也被这个南蛮子打得一塌糊涂。正所谓，英雄不可能总是英雄，因为在英雄的对面，永远站着一个对手。
当年去宁远古城旧址踏访，我要写的人是努尔哈赤，而不是袁崇焕，所以我一直站在努尔哈赤的角度，从山海关外向中原看去，对盘踞在宁远城上的袁崇焕甚至产生了一丝说不清楚的怨恨，认为是他中断了努尔哈赤的英雄之路。
也许那一暼印象太深，在后来的阅读里，我便有意去搜看有关袁崇焕的文字。于是，袁崇焕的面目一点点变得清晰，甚至变得高大。其实，他与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堪称英雄，但就生命结局而言，袁崇焕的死，更让我心惊肉跳，周身寒彻，不忍卒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由在朝和在野的中国人共同书写，可是袁崇焕所在的朝廷、所处的民间，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也不忍回头去看。因为正是那个朝廷、那个民间，让袁崇焕之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在中国各类字典、辞书以及史籍里，都称他为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可是，看这位袁大将军给自己取的字和号，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在古代的中国，一个真正的文人若是当了军事家和政治家，历史大都把它最无情的一面留给他消受。
明万历十二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从广东东莞水南村传出一个男婴的啼哭，仍然年轻的父亲给刚出生的男婴取名叫袁崇焕。在此之前，男婴已有一个哥哥，叫崇灿，后来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崇煜，可见这位年轻的父亲喜欢明亮，喜欢光芒，希望他的儿子们将来能耀祖光宗。
袁崇焕十四岁那年，祖父和父亲带着一家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水南村，沿着门前那条东江，划舟去了广西的藤县，在一个名叫白马的小村子定居下来。住在这里也并不是种田，而是下江泛舟，往来两粤，做木材生意。随迁的袁崇焕，则在这里做个小小的读书郎。
万历三十四年，二十二岁的袁崇焕在桂林参加乡试，且一试中举。于是，当场作诗一首：战罢文场笔阵收，客途不觉遇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歌碎金风十二楼。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钥蟾宫任我游。风流才子，尽显青春得意之态。
按旧例，做了举人即入士大夫籍，也就是可以做官了。袁崇焕却意不在此，他一直在关注着北方的战况，习武，读兵书，以图报国。有一首游桂林《咏独秀峰》为证：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然而，因为痴迷于练武，日后去京城赶考进士，居然连败三场，黯然回乡，郁郁写下一首《落第》诗：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谷莺偏媚，还枝鸟亦安。故园修竹在，归去想成竿。
当然，袁崇焕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放弃未来的人。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年已三十五岁，当他又一次万里赴京，竟连过会试和殿试两关，成了已未科第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然而，《左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正是这一场为求功名仕途的赴京科考，给袁崇焕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袁崇焕考中进士这一年，明军和后金军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大会战。努尔哈赤以区区六万后金军，大败四十万明军。后金军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取得了一场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明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军则由防御转为进攻。辽东边塞的态势，刚刚通过了殿试的袁崇焕不可能不知道，即使头戴三甲进士的光环离京去福建做邵武县令的路上，也肯定是一步一回头的。因为史书上说，邵武县令袁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以至于因熟知塞上险要，在人前便常“以边才自许”。初入仕途的袁崇焕，看上去有点野心勃勃，或者说不那么安分。
天启二年，袁崇焕奉命进京朝觐。为官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去京城。彼时，辽东边事比上一次更坏，努尔哈赤大败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十三万明军覆没，四十多座城池失守。明军上下，可以说谈后金色变，畏后金如虎，甚至发生了整营整营逃跑的事件，朝廷派哪个将领出关，哪个将领哭着不出。明末大散文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云：“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其实，此次朝觐是朝廷例行的全国官员大考核，袁崇焕不费力气就考了个“上等县令”。可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辽东边事大崩的坏消息再一次刺痛了他，积蓄已久的尚武之心、救国之念，一下子被激发了。知遇者是朝廷御史侯徇，他向天启帝大力举荐，奏请破格选用袁崇焕。于是，一场朝觐，让袁县令改变了身份，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就此留在了北方的抗敌前线，并且一上任“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然，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粮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就是说，袁崇焕不但进入角色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进入的方式也与别人殊异，他不是坐在兵部的办公桌前等看前线战报，而是“千里走单骑”，独自出马考察军情。鉴于他的表现，不久就被朝廷提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先驻山海关，后移驻宁远。袁崇焕的名字，自此就与宁远重叠在了一起。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处，居辽西走廊中部。袁崇焕一到这里，就手订规制，亲自督责，营筑宁远城，此城遂为关外第一重镇。与此同时，他很快就募练了一支以辽人为主体，含骑、步、车、炮、水多兵种的新辽军，使其成为明军中唯一的一支劲旅。
天启五年，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下狱，按罪论死。熊廷弼之死，令袁崇焕深感痛心，情不能已，曾作两首《哭熊经略》诗。其一曰：“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斩将是朝廷所为，袁崇焕却自撰此诗，可见他的内心独立而清醒，并与朝廷保持了距离。他哪里知道，几年后当他功到雄奇之时，竟如出一辙，也被这个朝廷论罪处死。
天启五年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远前线。天启六年正月，就出现了那历史性的一幕：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精兵直扑宁远，却被袁崇焕一万明军和红夷大炮折戟沉沙。时隔三个月，袁崇焕就升任辽东巡抚。此后，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征得朝廷同意，派人去沈阳为刚刚伤重不治的努尔哈赤吊丧，并以朝廷之礼恭贺其八子皇太极继位；二是固城养兵，建设宁锦防线。皇太极心里虽燃烧着杀父之仇，也只能顾全大局让來使捎信给袁崇焕，表示要与明朝议和。为了弥补明廷与后金之间的裂缝，袁崇焕言词诚恳地给皇太极写了复信。然而，袁崇焕非常清楚，他与皇太极不久就将有一场恶战。只是皇太极正在打朝鲜，写信议和属于暂时性的休战。
果然不出袁崇焕所料，皇太极占定朝鲜之后，立即挥兵西进宁锦城。袁崇焕早已在宁锦城上列好了大炮，严阵以待。当气势汹汹的皇太极率后金军出现在城下时，袁崇焕便命令明军齐发大炮，猛轰狂炸，只几个回合，皇太极的复仇之师就铩羽而归。就是说，继“宁远大捷”打赢了努尔哈赤之后，又以“宁锦大捷”打赢了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
自萨尔浒大会战以来，明军还从未有过打败后金军的记录，袁崇焕却连获两胜。按理说，创造出这个神话的人应该受到重赏，可是明廷正被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他以“调度有方”为由，贪天功归己有，连他三岁的小孙子都被封了侯，反以袁崇焕“不救锦州”之名相诬陷，逼其交出辽东兵权。
入仕以来，这是袁崇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一气之下，去职还乡。时间是天启七年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黯然离辽。南归之前，他写了一首《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若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归里之后，袁崇焕仍心有不甘，又写了《归度庾岭步前韵》：“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失意之时，最难掩文人本色。”
天有不测，花有明时。听由阉党摆布的天启帝突然驾崩，十七岁的弟弟崇祯继承皇位。刚刚还乡半年的袁崇焕，马上就被崇祯帝召回了京城。时间是崇祯元年七月。皇帝在紫禁城内的平台亲自召见了袁崇焕。据说，望着这个黑瘦精干的中年人，崇祯竟“慰劳甚至，咨以方略”。袁崇焕也非常激动，他当即表示说，我受皇帝特殊眷顾，刻骨铭心，倘若假我以便宜，五年便可恢复全辽疆土。崇祯很是高兴，说，你能五年复辽，朕绝不吝惜封侯之赏。
崇祯说到做到，直接就让袁崇焕升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则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一身兼两职，他的军旅生涯自此达到了顶点。于是，在京城只待了月余，即驰赴辽东，再次走马上任。在此后七个月里，他集中了辽东四镇的指挥权，报请皇帝撤销了山东登莱巡抚一职，以直接控制登莱和天津舟师。与此同时，日夜操练军马，制造火炮，积存粮秣，征集战马，修缮锦州、大凌河、右屯、宁远诸城，旋即完成了辽东四百里大防御。
然而，袁崇焕的悲剧，也在此时开始了。
二
在袁崇焕的命运里，注定要遇到毛文龙。
毛文龙是朝廷正式任命的东江总兵官。东江就是鸭绿江近海口的皮岛。在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个大名鼎鼎的假太后毛东珠，就是毛文龙的女儿。早在天启三年，盘踞在黄海诸岛的毛文龙率部上岸，攻陷了辽东要地金州。此举不但打通了从辽东走水路到登州的粮道，还从陆路牵制了后金军队，使他们不得不从辽南退至辽中。毛文龙也由此功升任左都督挂将军印，并拥有了一把尚方宝剑。毛文龙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又孤悬海外，飞扬跋扈是难免的，无论是前朝的天启帝，还是当朝的崇祯帝，都对他十分倚重。袁崇焕被再度起用后，听说这位东江总兵攀附朝中权贵，屡屡不听调遣，且治军不严，公然在军营中蓄养倡优，还一向虚报部队员额，冒领巨额军饷。尤其可恶的是，他居然多次以军饷不足来要挟刚上任的袁督师。因为被惹怒了，袁遂生杀毛之心。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赴双岛会见了从皮岛赶来的毛文龙。六月三日，毛总兵陪同袁督师饶有兴趣地检阅了岛上的军队。六月五日，袁崇焕在自己住的营帐中，当着毛文龙诸多亲信的面，列举其十二大罪名，并用尚方宝剑取了他的首级，收回了他的将军印和尚方宝剑，而且吞并了他的部队。
一个督师用他的尚方剑，杀死了另一个同样拥有尚方剑的总兵官，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条爆炸性新闻。据记载，崇祯在京城听说了此事，也被吓了一大跳。可是木已成舟，朝廷毕竟还要依靠袁崇焕经略辽东。所以，崇祯决定站在袁崇焕一边。既然皇帝是这个态度，朝臣们也都不作声了。
在袁崇焕的命运里，注定要面对皇太极。
皇太极早已领教过袁崇焕的厉害，在宁远和宁锦之战中，八旗劲旅尸横遍野的惨败景象，告诉他这样一个事实：袁崇焕这厮不好对付。正当皇太极无计可施之际，眼前冒出了一个范文程。这个人曾是大明儒士，早些年投奔了努尔哈赤，却一直未被重用。在努尔哈赤眼中，汉官比一般汉人的地位只高出一小点儿，不过是变了相的奴才。皇太极却与其父不同，他极善于招降纳叛，继汗位之后，对汉官也是大加赏赐，委以官职。于是，范文程咸鱼翻身，曾官至内秘院大学士，此为清朝汉人任相之始。熟悉朱家天子习性的范文程，的确也没有让皇太极失望，他给出这一招就是反间计，即借崇祯之手，将袁崇焕除掉。他笃定地认为，崇祯像他的先祖们一样猜忌多疑，肯定会中下圈套。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袁崇焕的确被皇太极借崇祯之刀所杀。 那是公元1629年深秋，当皇太极把蒙古、朝鲜以及辽东的汉人抚定之后，便亲率十万后金军，于十月二十日深夜悄然开拔。这一次，他避开了袁崇焕坚守的宁锦防线，绕道漠南蒙古，毁边墙而入，揭开了远袭大明京师的帷幕。皇太极这一招很高明。因为明军一直将重兵布防于宁远、锦州一线，山海关以西城垣颓落，军备废弛，边防形同虚设。皇太极出此奇兵，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让袁崇焕所镇守的宁锦防线变得毫无用处。
然而，皇太极率军刚一开拔，就被袁崇焕在漠南蒙古设下的骑哨探知了。袁崇焕见后金军精锐尽出，先是觉得突然，旋即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正可趁机去端皇太极的老窝盛京！可是，后金军的从天而降，顿时就把崇祯吓得龙颜失色。他一连下了几道圣旨，催袁崇焕回京救驾。袁崇焕只好改变方向，带上部将祖大寿，急点九千铁骑，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疾驰三百余里，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了蓟州。猛见袁崇焕率军迎面拦路，皇太极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决定不与袁崇焕交锋，而是绕过蓟州继续西进。袁崇焕则急率兵马，前去护卫京师。当他抢先抵达京城东南的左安门，后金军的前哨也逼抵到了城下。接下来的情形，就是袁崇焕率九千部将与十万后金军在京郊广渠门外发生了一场血拼。
彼时，后金军与明军分别对阵于德胜门、永定门和广渠门，而以广渠门之战最为激烈。广渠门外一片旷野，皇太极在这里親自督战，站在他左右的八旗军将领是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他命令贝勒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与袁崇焕死拼，因为只要有袁崇焕在，后金军就别想前进一步。可是，在这场战斗中，任凭贝勒们怎样叫喊催战，身先士卒，任凭后金军骑兵如何左冲右突，前仆后继，袁崇焕军阵形却始终不乱。战斗一直打到傍晚，仍没有出现令皇太极满意的局面。暮色苍茫中，他居然看见袁崇焕登上了战车，亲自擂响了战鼓，即使身上中的箭已经像刺猬皮一样，这个家伙还在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战斗……这一幕，袁崇焕简直就像一个战神，把皇太极看得目瞪口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十万铁骑居然奈何不了袁崇焕区区九千兵马，气得他又一次下令攻击。然而，激战竟日，后金军伤亡更加惨重。皇太极终于不敢再恋战下去，只好率部撤至南海子扎营。
在袁崇焕的命运里，生之荣因崇祯，死之耻也因崇祯。
正是袁崇焕星夜驰援，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京城，后金军才被阻挡在广渠门外。见袁崇焕如此拼命，崇祯总算心安了一些。他更知道，此时此刻，别人都不行，只有袁崇焕能保住京城。所以，他又一次在平台亲自召见袁崇焕，不但好言慰劳，还在委任孙承宗总揽军事的第二天，就改叫袁崇焕来指挥各路援军。
大敌当前，崇祯临阵委任袁崇焕的目的，不过是催促袁崇焕快点出战，把皇太极挡回关外。脑筋不转弯的袁崇焕，却没有揣摩出崇祯的心事。当上了京城保卫战总指挥，居然主张停战等待，想在各路援军到齐之后，再一起反击后金军。袁总指挥的按兵不动之策，立刻被朝廷内的一些人认为是居心叵测，挟君求和。于是乎，各种各样的流言，很快地就从朝廷传入了市井。北京城内的老百姓，亦因不明真相而民怨汹汹。最后的说法竟是，皇太极的后金军之所以能打到京城，都是袁崇焕故意给放进来的，因为他暗中引贼，才让京城受困。崇祯原本就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天子，当朝里朝外的议论传入耳中，就越发地由怀疑而相信。当在城外一直按兵不动的袁崇焕请求打开城门，让连日鏖战疲惫不堪的部队轮流进城休整之时，崇祯断然拒绝开门。由山西赶来增援京城的大同总兵满桂一到城下，却立即被获准率领部队进城休息。
就在此时，范文程献给皇太极的反间计奏效了。事情原委，在《清太宗实录》里所记甚详：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灯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这其实是一个明朝版的“蒋干盗书”。然而，已经疑虑重重的崇祯听了杨太监的密告后，马上就把袁崇焕以往对后金主和的态度，现在城外按兵不动的迹象，城内朝官和市井百姓们的议论，统统串联了起来，确认袁崇焕已经变节投敌。崇祯甚至认为，几个月前，袁崇焕擅杀被后金恨之入骨的毛文龙，也是在“斩帅践约”。于是，十二月一日，他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前往紫禁城，谎称开会议饷。袁崇焕等人毫无戒心地来到了城下。然而，守城禁军居然不给开城门，而是从城上扔下三条绳子，让他们各自横腰绑在身上，由禁军们给一个个吊上城去。
袁崇焕万没想到，他一到了平台，立刻就被诏下狱。
三
袁崇焕明白，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悲剧的天幕上只写了两个字：死亡。
然而，当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入辽军将士耳中，三军“彻夜号哭，莫知所措”。城上的明军看他们聚到城下，一边炮石乱打，一边骂辽将辽兵个个都是奸细。部将祖大寿见袁崇焕蒙冤下狱，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说袁督师决无通敌嫌疑。可是，崇祯却丝毫不为他的担保所动。一怒之下，祖大寿率军弃城而去。崇祯知道，皇太极还没有退兵，守城绝不可缺了祖大寿，便急下一道圣旨，召祖大寿回军。祖大寿却去意已决，根本就不听什么圣旨。崇祯又急又怕，只得去找狱中的袁崇焕相劝。虽身陷囹圄，仍对大明朝忠贞不二的袁崇焕写了一封亲笔信，令祖大寿回军护城。彼时，祖大寿的兵马早就破关而出，见到袁崇焕的手书，一边读，一边哭，将士们也跟着他一起大哭。他知道，一旦他发兵救了京城，袁崇焕就会被崇祯杀死，所以，他下不了这个决心。正进退两难，他那八十岁的老母亲说话了，她说，儿啊，你跟袁将军这么多年，他的话总是对的呀。老母亲的一句话，让孝子祖大寿低下了头，当天即回师入关，不用向崇祯报到，就率领辽军一举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解了京城之围。之后，他又与陆续来京的援军一起，将滞留在京畿的后金军彻底逼回了关外老家。
袁崇焕下狱后，另一个极力为袁崇焕辩解开脱的是大同总兵满桂。满桂是蒙古族人，素来忠勇，当年在宁远城，他曾是袁崇焕的副将，后因二人失和而调离别任。如今，与袁崇焕有隙的满桂居然要求释放袁崇焕，让这位冷血的明朝天子感到非常费解，对待满桂也像对待祖大寿一样，不但拒不理睬，还命令满桂出城与后金军决战。京城明军虽有数万人之多，但战斗力极差，只会守城，不能野战。满桂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深知自己与后金军打野战必定是凶多吉少，便找了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崇祯看到这等情形，使出最后一个杀手锏，就是以袁崇焕之罪相威胁。满桂被逼无奈，只得带着四万乌合之众出城决战。最后是满桂战死，四万大军无一生还。 袁崇焕之狱，在当时就震动了朝野人士。就在他被崇祯下令入狱那天，七十岁的礼部尚书成基命居然在会极门长跪了十二个钟头。兵部一个小官员钱家修，冒死向崇祯上奏，说他愿替袁崇焕受刑。他在上疏中写道：“臣查袁崇焕自据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扶弱，所在有声。”袁崇焕做了总指挥后，退任督辅的孙承宗也为袁崇焕抱冤叫屈，他曾写诗道：“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一个名叫程本直的平民书生，直书《白冤疏》和《旋声》为袁崇焕抱不平，他说，如果你们杀袁将军，我甘愿陪着将军一起赴死。然而，在当时的明廷，站在袁崇焕一边的人十分弱势，而站在崇祯一边的人万分强大。这点小小的正义声响，早就被杀袁的滔天巨浪给淹没了。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皇帝下诏，将袁崇焕“磔刑于市”。磔刑即是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在中国古代，磔，堪称酷刑之最。崇祯诏令一下，袁崇焕立刻就被推上囚车，出午门向西市刑场走去。
元大都以后，北京城内曾有三个地方做过古代的刑场。元朝的杀人刑场设在柴市口，写有《正气歌》的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就是在柴市口被砍下了头颅。清朝的杀人刑场设在菜市口，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那里被斩首示众。而袁崇焕所在的明朝，杀人刑场设在了西市。西市又叫“西四”，即西四牌楼。那里曾竖有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专门悬挂被杀者的首级。这叫悬首示众。
在古代的中国，不论是以哪一种方式杀人都有特定的仪式。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对杀人仪式非常熟悉，而杀人仪式也培养出了中国人爱看热闹的习性。就说明朝吧，在此之前，京城百姓已经在西市见过许多血淋淋的人头。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他们都看见了。最不该杀的一次，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在危亡关头救了北京城、救了明王朝的兵部尚书于谦，被明英宗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押赴西市问斩。这是另一个痛心的故事，我不想多说。因为于谦比袁崇焕好多了，他被冤杀不久，就被下一个皇帝明宪宗给昭雪洗冤，并将他的故居改为忠节祠。固然是一场悲剧，可于谦毕竟很快就成了正剧的主角。
就在于谦案一百多年后，袁崇焕被押上了西市刑场。同样是兵部尚书，同样是保卫北京城的功臣，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所谓的不同，指的是京城百姓的表现。于谦赴死，京城百姓倾城出动，一路哭送；袁崇焕告斩，京城百姓也是倾城出动，不是哭送，而是买他的肉吃。我一直不能相信，人类早已告别原始的茹毛饮血时代，距文明最近的皇城根下的北京市民，怎么会返祖生食人肉？然而，明末大文人张岱对此情此景做过实录：袁崇焕刚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刀呢，那些听信袁崇焕是内奸的京城百姓就扑了上去，抢着撕咬他的肉，一直撕咬到了内脏，人们吃一口，还要大骂一句。依照规定，刽子手要把他身上的肌肉一块块地割下来。众百姓们紧紧地围在旁边，竟纷纷出钱买袁崇焕的肉吃，因奇货可居，一两银子，只能买到一块，最后，竟连一根骨头也没剩下。那被割了数千刀的袁崇焕，惨叫之声不绝，终于肉尽而死。还有一个令今天的我十分动容、却令当时的京城百姓十分费解的场景，当袁崇焕在这边受千刀万剐之刑的同时，旁边不远的地方，书生程本直慨然践誓，朝廷也真就成全了他，他的人头也被咔嚓一声砍了下来......
袁崇焕被杀后，朝廷按惯例马上去抄他的家，居然是“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据记载，袁崇焕出任邵武县令时，竟“一钱不入”，擢为佥事监军仍一贫如洗。在其离家的七年中，嫡兄、嫡叔相继病死，他们留下的家口只能依靠袁父一个人来养活。而当父亲病死时，袁崇焕要求回籍奔丧，竟然穷到“不能为行李”，以致于要靠同僚们解囊相助。袁崇焕曾对天启帝说：“臣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在狱中，袁崇焕无比感叹地说：“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在他被押往刑场之前，还从容地作了一首《临刑口占》：“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到临头，仍初心未改，良知不泯。大厦将倾的明王朝，以自己的愚蠢，让一个真正的将军青史留名。
抄家之后，一定是灭族。这时候，朝中又有人冒死向崇祯求情。崇祯终于给了一点面子，袁氏三百家口可以不死，罚“妻子流放三千里”。据说，袁崇焕当时留在辽西的家属，先是被罚充军浙江，后又改往贵州；留在广东的家属，则被罚充军福建邵武。袁崇焕自己没有子女，妻子黄氏在流放南下的途中投水而死，尸体被水冲到了下游，幸有乡人给捞起来埋葬。
另据《明史·袁崇焕传》载：“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蛮夷叩关，自毁长城，这种事在大明一朝先后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于谦，第二次是袁崇焕。朱家天子的刻薄寡恩，可见一斑。
然而，崇祯最终知道错了。杀了袁崇焕之后，他不停地反省自己，先后四次下诏罪己。后来更一度避正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如不遇典礼之事，平日则着黑衣理政，与将士共甘苦，至寇平之日为止。只可惜亡国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再加上天子个人心理偏激，已无法建立起一个同心同德的政治集团。可悲而无助的崇祯，就这样让大明王朝走到了终点，他也成了亡国之君。
明崇祯十七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義军攻入北京，孤独绝望的崇祯从紫禁城后门逃出，爬到煤山的一棵树下，上吊自尽。也就在这一年，皇太极的子孙在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的义军，由于吴三桂背叛明朝，八旗军接着就占领了北京。自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清王朝开始了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阅读袁崇焕的生平，让我唏嘘不已，久久不能言。我明白了，远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为什么会在读了明史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算有自知之明，既不能自救，更不能救人，不论是虎气，还是王气，自家老帅都比不过，何谈袁崇焕呢？所以，在巨大而黑暗的政治面前，只有求助于万能的上帝了。
四
原以为，袁崇焕的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原以为，站在四百年后的今天，我只要记住那一段历史，记住袁崇焕这个人，尤其记住他那赤子般的辽东情结，也就足够。然而，因为在中国的北京有个一直为袁崇焕守墓的家族，袁崇焕身后的历史便被拉长了。 时间是2005年秋天。一位主编朋友来电话，说他们出版社想做一套人文中国丛书。出版社拟了几个选题，想要我写一写为袁崇焕守墓的佘氏家族。彼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我曾在电视上看见过守墓家族的故事。接受采访的是个女人，她对着镜头说，她是佘氏家族的后人，她们家族世代蜗居于京城的东南隅，不离不弃地为袁崇焕守墓，时间已长达三百七十多年。但是现在，袁崇焕的墓和祠不再需要这个家族来守护了，政府已经派文物部门来接手管理，佘家人要从袁祠所在的大院里迁走，佘家世代守墓的资格被取消了，所以她一直在四处奔走，八方呼吁，以至于成了当时的一个大新闻。记得，女人面孔文弱，六十多岁，名叫佘幼芝，自称是佘氏第十七代守墓人。
当年的电视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朋友一提这事儿，留在脑子里的画面立刻就被激活了。我马上就去网上百度。一敲键盘，眼前立刻闪现出一片图文，关于袁崇焕，关于佘家守墓，长长短短的讯息居然有几十万条，如太空中以光年速度飘舞的星体，绚烂地向我扑面而来。
由此知道，在袁崇焕被处以磔刑并骨肉尽光之后，只剩下了一颗滴血的头颅，高高地悬挂在西市牌楼前那根木杆上。朝廷原本要在第二天“传首九边”，可在当天深夜，西市刑场发生了袁崇焕首级被盗的事件。而且，这个事件自此就成了一个悬案，直到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当年那个勇盗袁崇焕首级者，也没有被官方缉拿归案。
却原来，就在袁崇焕被杀当夜，袁将军帐下一佘姓谋士，悄悄潜入西市刑场，避开戒严卫兵的耳目，飞身上杆，盗取了袁将军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并将其秘密地埋葬于广渠门内，那里有一片草深如盖的广东义地。
自明代以降，旅京的外省人在京城建了许多会馆，经常到会馆里相聚或留居的人，不外是在京做官的士大夫、来京应试的举子以及南来北往的行商坐贾。据载，明朝永乐年间，旅居京城的广东人，在广渠门内建了一座“广东会馆”。天启四年，广东会馆由广渠门内迁到了前门的打磨厂，会馆原址便改为“广东义园”。义园即墓地，也称“义地”。从民国十二年“北京内外城全图”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城外，大都是外省的义园或义地。所以，旅居北京的粤家客，因为去世后遗体不能运回原籍，就埋在了广东义园。
1629年冬天，袁崇焕率九千辽军与皇太极所率的十万后金军厮杀的战场，就在广东义园附近。身为广东人的袁崇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头颅会被佘姓下属埋葬在广东义园，让他与客死北京的广东同乡为伴。彼时，全国上下尽人皆知，袁崇焕犯的是叛国大罪，而佘姓下属从刑场盗走他的首级，冒的是灭杀九族、满门抄斩之险。可是，这位忠而护主的侠义之士，自此辞官回家，隐姓埋名，以义园里的荒草和坟头为掩护，率一家人傍墓而居，默默地守护着含冤于九泉之下的袁将军。
时间在一年一年地过去，佘姓下属也由黑发而白头。他曾以为，大明朝廷总有一天会给袁将军平冤昭雪。可他在袁将军墓侧一直等了十四年，等来的却是李自成们攻进了紫禁城，皇太极的儿子和兄弟们入主中原，大明王朝彻底垮臺。1644年以后，他一定望见了满街的大辫子兵。这些兵是大明朝的对头，袁将军的死敌，而他作为袁将军的守墓人，只能把地下这个天大的秘密继续隐藏下去。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才把儿孙叫到身边，像颁布军令状一样留下三句遗嘱：袁将军没有后代，我死后就埋在将军墓旁；佘氏子孙从今以后只许读书，不许做官；世世代代为袁将军守墓，不许回南方老家。虽然只是一个口头文书，这里面的内容却自此成为佘氏子孙世代谨遵的先祖遗训。
公元1782年，即清乾隆四十七年，踌躇满志的大清皇帝命朝廷官员修订《明史》，官员们在查阅本朝清太宗档案的时候，看见了那一段精彩的形色兼备的描述，始知袁崇焕的死，与太宗当年所设的反间计有关。于是，官员们如实将此事奏明乾隆皇帝。盛世天子，总是有一些大胸怀。乾隆皇帝立即下诏：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 ，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复奏。
从皇太极的“实录”，到乾隆的“谕”，前后相隔了一百五十二年。一个是设计，一个是昭雪，竟出自一朝天子，真令人有说不出的感慨。只听说人生如戏，想不到历史也如戏！
据说，尚安当时正在广东巡抚任上，他立刻遵照圣旨去袁崇焕原籍东莞做了访查，并于乾隆四十八年上奏说：查袁崇焕之五世孙名叫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可依照熊廷弼裔孙之先例，叫他做个佐杂之类的小官。史载，袁崇焕并无己出，袁炳是从弟裔孙，明朝既没有给袁氏平反，也没有抚恤袁氏子孙，而清廷却能给明臣雪耻，并给其裔孙安排官职，实在是一种高姿态。明朝将军袁崇焕之冤，也自此公之于天下。
与袁崇焕案相关的还有佘家。彼时，佘氏家族守墓已经一百五十二年。可以想象，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佘氏子孙每天都是在藏与守的煎熬中度过。藏，需要一个家族同心同德；守，需要一个家族锲而不舍。袁崇焕的赤子之心，可以一个“忠”字彪炳；佘氏家族的践约守誓，可以一个“义”字概括。然而，佘氏为袁将军守墓的秘密，究竟何时为天下所知的呢？
最早的记载，写在佚名的《燕京杂记》里。其载云：“明袁督师崇焕坟，在广渠门内岭南义庄寄葬，相传督师杀后，无敢收其尸者。其仆潮洲人佘某藁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其右。迄今守庄者皆佘某子孙，十余代人卒无回岭南者。岭南冯渔山题义庄有云：‘丹心未必当时变，碧血应留此地坚。’。”此文于1880年收入《小方壶斋丛钞》。经后人考证，《燕京杂记》大约写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其仆籍属潮洲亦有误，应为顺德。
其实，佘氏家族是平民百姓，不需要谁来奖赏，因为守墓不是官府的事，而是佘家自己的事。佘家既然没有被谁加过罪，也就无所谓翻什么案。所以，这个秘密即使由隐而显，也是在民间传播的范围内。再说，佘氏祖训有“不许做官”一条，此事止于民间也可作另一种解释，就是佘家不与官府交集。所以，守誓如守墓的佘氏子孙，即使听说清朝皇帝给袁将军平了反，也不会希图朝廷给佘家什么好处。据我所看到的记载，在公元1952年以前，此事从未见官，也未被官所见。 然而，就在其后的某一天，藏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只有守的使命还在继续。最确切的记载，见于道光十一年三月。有一天，在袁崇焕的墓前，赫然竖起了一块青石大碑。有人说，之所以是青石碑，而不是雪花石碑，主要是清人给明人立碑，总得有些保留，以免遭遇不测之灾。青石碑正面，以古代标准的“馆阁体”刻了七个大字：有明袁大将军墓。右上刻的是“大清道光十一年二月”，左下刻的是“乡后进吴荣光拜题”。吴荣光是广东南海人，工书画，精金石，对碑帖颇有研究。道光年间，其官职曾升至湖广巡抚兼湖广总督，后因官场失利，寓居京都。就是说，吴荣光与袁崇焕同籍，他在宦海落寞之时为袁大将军题碑，也是自己心有所寄，吴氏只代表他自己，而不是官方。然而，有一点令我不解，不论是立碑的人，还是题碑的人，都忽略了旁边那座埋着佘氏先祖的小墓。那一天，义园里肯定来了不少很有身份的广东籍人士，可他们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乡亲冷漠得几乎有点不近人情。
同治七年，因地处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不能再葬新坟，旅京粤人便在广渠门外东南不远处的龙潭湖，开辟了一座“新义园”，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就成了“旧义园”。因为旧义园内有袁将军的墓，他们便在同乡中募集资金，对旧义园大加修葺。这实际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建，绕着旧义园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宽远的围墙，并在墓前方几米处建起了一座享堂和一座大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袁祠。另外，他们还在袁祠的西院盖起了八间房屋，除了停放灵柩，还让已在此守墓二百多年的佘氏家族有了个舒适的居所。总之，旧义园就此形成了一个疏朗而又庄重的格局。
中华民国四年，也就是公元1916年，由京城名流、东莞人张伯祯出面，对袁祠、墓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和扩建。至此，袁墓由土堆改为砖砌灰抹，墓冢也变成了圆台式馒头顶，并在墓前设了一张石桌，在墓前墓后栽松植柏。最令佘家感动的是，终于给佘氏先祖竖了一块石碑。当年，因为佘氏先祖既怕暴露了袁将军墓，也怕连累了家人，在世时隐姓埋名，去世后也不许对外人言，致使后世子孙没人知道先祖的名字。此次刻碑，大家想来想去，只能叫他“佘义士”。全篇碑文，由张伯祯亲自撰写。张伯祯是康有为的弟子，他还有一个收藏家儿子，名叫张江裁（也叫张四都、张次溪）。清末民初，张氏父子曾是研究和宣扬袁崇焕事迹的重要人物。民国四年，他们在主持修护袁墓的同时，还在龙潭湖边的新义园建了一座袁督师庙。张氏还请康有为给袁庙题记作联。联曰：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可以说，至少从道光十一年开始，袁崇焕的墓已经由一家人独守，渐渐变成了众人共守；由在荒草中深深地隐藏，变成在光天化日之下高高地耸起。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唯有佘氏是袁崇焕的守墓人，别人只能算袁崇焕的崇敬者。如今，这个世代守墓的佘氏家族，仍有后人生活在北京城里，守护在袁崇焕墓旁。现在的守墓人，已是佘氏第十七代子孙。我就想，如果没有袁崇焕的死，就不会有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的守。如果墓中的袁崇煥不是蒙冤而死，守墓的佘氏家族不是守而不去，这个故事也不会如此地绵长，如此地悲壮。
记得，张爱玲在《传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这是普通人的传奇，传奇里的普通人。在当下的中国，佘家第十七代守墓人佘幼芝其实就是一个传奇，而且是传奇里的普通人。以我的理解，传奇的意思，就是曲折。因为这个身单力薄的佘家女人，已在这曲折里走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她也没能从曲折里走出来。正因为曲折，这本书我没有如期交稿。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不但一次次地去她家采访，还和她去了一次顺德和东莞。在顺德，见了佘氏现在的族人，在东莞，则拜了袁氏故居和袁氏墓园。知道得多了，便发现佘家守墓的事儿涉及了太多的人，也涉及了太多的机构，尤其是袁大将军墓已被宣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官方名正言顺地取消了个人守墓权，佘家人却坚持要谨遵祖训，说守墓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直到现在，民与官双方仍各执一词。我发现，我不但断不了这个官司，还可能会因此惹上官司。于是，这部书稿至今仍压在我的案头。
五
此后，我就开始了《旅顺口往事》的写作。辽金元时代，旅顺口叫狮子口。明初，朱元璋派马云、叶旺渡海到辽东击剿蒙元残军，上岸之后，因旅途平顺，遂将狮子口改为旅顺口。
记得，那是200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黄金山下的黄龙墓。万料不到，有一根神经突然就被拨响，浮现在我眼前的不只是黄龙一张面孔，而是许多张明朝镇边将军的面孔，并且每一张面孔都似曾相识，每一个名字都振聋发聩，他们像早就约好了似的，一个一个，由隐而显，由远而近，穿过逝去的岁月，接踵而至。
在马云和叶旺身后，站着辽东总兵刘江，站着东江总兵毛文龙和黄龙。正是毛文龙，让我再一次看到袁崇焕，旅顺口虽不是袁氏的驻防之地，却是他矫诏杀死毛文龙之所。
以往对袁崇焕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书本。这一次，我用了百度。一个新的发现，立马就把我给震了：清末吉林将军富明阿，是袁崇焕的六世孙，其子黑龙江将军寿山，是袁崇焕的七世孙。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又去维基百科，它也这么说。
在别人那里，这可能是个旧闻，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却压根就没有这一说。不过，我很为他高兴，虽然死得那么惨，却把将军的基因留下了，让袁氏一门接连出了一个吉林将军，一个黑龙江将军，真是天不灭袁啊。
然而，此事未完，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那几日，正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却看到一个本市史志办专家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载，在发妻黄氏之外，袁崇焕还有个小妾，姓赵，原籍胶东，虽非大家闺秀，却也不是一般女子，知书达礼，深得袁氏宠爱。袁氏获罪之时，她已身怀六甲，后来回山东隐居，为袁崇焕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又给她生了两个孙子。在她行将就木之前，她给儿孙们讲了袁崇焕，并嘱两个孙子各买一条小船，系在海边，以防不测。不知过了多久，袁氏子孙果然听到外间传言，朝廷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马上就要前来抓人。于是，已经长大的两个孙子，各自带着家眷，摇船出海，逃到辽东半岛。一支继续北上亡命，另一支隐居在旅顺口…… 于是，历史在旅顺口撞出了一声令人惊怵的巨响。在旅顺口，有一个地方叫北海，还有一个地方叫双岛，过去是两个镇，现在是两个街道，地理上比邻，且都面海。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留在旅顺口的这一支袁氏后人，隐居在北海的一条山沟里，因袁氏聚族而居，村名就叫袁家沟。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地方，则在双岛湾的龙王庙附近，在杀毛遗址处，还立有一碑。毛袁二人，可真是冤家路窄，生前身后，难分难解，看上去像虚构，却是确凿的事实。
我马上就去了袁家沟村，也果真就有袁氏后人拿出了家谱，还带我上山去看了袁家沟辽东先祖的墓碑，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就是袁氏子孙当年避乱藏身之地。就是说，两条船都从山东半岛漂向了辽东半岛，都在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上岸，一支留在北海，另一支继续北上。之所以要北上，就是如果被朝廷发现，不会一起死。正是北上的这一支，在大清朝的龙兴之地做了将军。
最早听说寿山的故事，也是在1996年夏天，但不是在山海关外的兴城，而是在黑龙江边的瑷珲。其实，我是初夏去的瑷珲，盛夏去的兴城。在东北的版图上，瑷珲和兴城都属于并不多见的古城，也是有故事的古城。正是在这里，我先后与袁氏家族两位将军相遇，也算是难得的奇缘。不过，在瑷珲历史陈列馆，我并不知道寿山与袁崇焕的关系。我只知道，正是在瑷珲的悲剧里，寿山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瑷珲的悲剧，发生在1900年夏天。按照中国的天干地支，那一年也叫庚子。这一年的夏秋之间，历史给了俄国人一次可乘之机。列强们合伙瓜分中国，中国政府还没发怒，中国老百姓先发怒了。义和团拳民的反帝风潮从京津波及到了东北。一直想把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哥萨克们高兴得顿足大叫：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于是，在近代人类的灾难里，就有了海兰泡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瑷珲的冲天大火。
这是一场哥萨克方式的屠杀。海兰泡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1858年被沙俄强行占去，改叫布拉戈维申斯克。因为刚刚签订的那一纸瑷珲条约，海兰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华侨。1900年夏天，尼古拉二世一声令下，做了四十二年华侨的中国人便被哥萨克用剌刀驱赶着向黑龙江边走来。据《瑷珲县志》载：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惨杀溺毙华侨五千余名。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其实是海兰泡的继续。有了黑龙江的南拐，才有肥沃的江东。六十四屯所拥有的土地，相当于当时沙俄阿穆尔州已开垦的全部土地，所以它让陆盗们想入非非，即使条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人享有永久的居住权，中国政府享有永久的管辖权，他们杀人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场面，也都与海兰泡一样。《瑷珲县志》载：沙俄先放火烧了补丁屯，其他各屯未及逃走的中国人都聚于大屋中，焚烧无算。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跑瑷珲对过，长江梗阻，绕越不能，露守不能，群号惨人。溺死者七千余人。凡没有逃走的中国人全部被杀死，房屋被烧光。
瑷珲大火，发生在两场大屠杀之后。哥萨克们在对岸已经杀红了眼，他们长驱直入跨过黑龙江，径向瑷珲扑来。继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歐洲人又一次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瑷珲城是木制的，瑷珲人是血肉之躯。它们一起在哥萨克的大火中涅槃了。
庚子之夏，我唯一能记住的一个军人就是寿山。他那时是黑龙江将军，也是曾经抗击过日俄侵略军的爱国将领。他一边与俄作战，一边却又接到北京与俄缔和的电报。但他已经发过誓，绝不“改隶夷籍，反颜事虏”，所以当他看见眼前已不是哪一个将军而是他的王朝打出了白旗时，便以洁身自好的方式去死。据载，他是自己“从容卧于柩中，取金器吞入腹中骤不死，命其子开枪击之，其子手战不忍发，误中右臂不死，又命其家将继之枪，中小腹犹不死，呼声愈厉，家将顾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开一枪，洞胸而亡”。这样的殉国，是因为绝望。而那个关头，有几个将军舍得以这种方式表示绝望呢？
记得，当时是瑷珲历史陈列馆的吴馆长引我到小院的一角，说那里有一尊寿山将军的塑像。想不到如此忠勇的寿山，那么矮小，矮小得令人心疼，一只手臂，还不知被谁砍掉了。我想，或许因为他是清朝将军，今天的人不能给他当代英雄般的尊敬，或许因为资金不足，艺术家没有把他塑造得高大伟岸。
上将由来无善死。此句出自袁崇焕在狱中写的《忆弟》诗。站在寿山像前，我只认定一点，在当年的抗俄前线，寿山没有辱没袁氏先祖的英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是被杀，一个是自杀，他比袁崇焕活得更有尊严，死得更有气节。当然，也是因为前者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后者却可以做命运的主宰。
关于袁崇焕生前的哀与荣，身后的悲与喜，写到这里确该收笔了。但是，按以往的经验，或许还会发生什么，也未可知。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