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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一直是联合国各项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以及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运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28日至10月5日，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迎来系列峰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代表齐聚一堂，阐述各自对世界问题的看法。9月26日至28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
“我热烈地欢迎习主席来联合国参加发展峰会以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演讲。他将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前来联合国，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其他与会者都希望目睹他的风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峰会召开前接受采访时说道。
这并非是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第一次受到明星般的关注。不过，站在联合国成立70年后的发展新起点上，中国领导人受到的瞩目背后，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深度参与。这样的角色和作用，经历了过去40多年里的转变、探索与积累。
从不参加投票到“弃权大使”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却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据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钱文荣介绍，“197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刚进入联合国时，由于对联合国事务很不熟悉，毛主席在接见即将前往联合国的代表团时，嘱咐要多听、多学习。因此，那时对联合国讨论的很多问题，中国代表发言不多，即使发言也主要是讲一些原则和基本主张；对于一些中国不同意或不太了解的议题，在表决时常常就采取不参加投票的表达方式，这是联合国议事规则上没有的。”
“除了对联合国事务不够熟悉外，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联合国问题还没有提到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上。”外交学院副院长、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启荣解释说，彼时虽然中国已经陆续加入联合国各个机构，但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阶段，“对重大问题上表态多、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据郑启荣介绍，198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多边外交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能力才开始显著增强。“同时，经过了10多年的观察、参与，中国也发现，联合国确实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不能觉得联合国只是个‘放空炮’、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
中国此后开始注重在联合国“多发声”。不过，因为一段时间里中国投弃权票相对较多，有的西方媒体便挖苦地称中国大使为“弃权大使”。“其实弃权的背后，中国都是有深思熟虑的外交考量的。”郑启荣说道。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韩国飞机在前苏联境内被误击一事。当时美苏两国相互指责，中方考虑到不想卷入“两霸”之间的争斗，因此在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中国都是根据是非曲直，慎重投票的。”金永健说。
受到重视的中国角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实力上升，中国逐步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开始了全方位参与联合国——从1990年开始派出维和人员，参与维和行动；于1992年3月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先后主持了6轮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稳定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也积极参加了长达12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发挥着建设性作用。”钱文荣说。他曾于1978年被派驻纽约担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记者，后来又曾两次赴联合国工作，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
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根据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一贯倡导的外交原则一致，包括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金永健介绍说，联合国里有一个“77+1”模式。其中“77”指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1”便指中国。
他说，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愿意先提前和中国代表团协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参与联合国事务后，一些发达国家也来经常找中国协商。”
文山会海与“悄悄话”
会场之外的协商在联合国被称为“走廊外交”和“悄悄话”。“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郑启荣介绍说，这一般是不便在公开场合谈论或者在公开场合商谈遇到障碍后，采用迂回手段来商议、谈判、斡旋，从而达成一致的方式。
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在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1994年，美国想推动安理会，授权向海地派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一天，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找到我说，美重视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希望中国支持美有关解决海地问题的设想。为了打动我，她主动谈及台湾问题，表示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有些会员国鼓噪台“重返”联合国。奥尔布赖特大使的话不无做交易的味道，但我还是给予积极回应，因为在海地问题上我们恰好持相似立场。
李肇星还记得，“我任职的1994年安理会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每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磋商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至少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这从一个侧面，既反映了联合国管理国际事务的广泛性，也说明了中国外交人员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忙碌。
推动联合国新发展
截至今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进入第25个年头，维和队伍由最初的5名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如今的2720名军事维和人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迄今，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仍在执行有9项。
中国维和人员纪律严明，始终保持“零违纪、零遣返”纪录，享誉联合国内外，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楷模。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评价道：“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
除了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还于2008年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第一批海军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迄今，中国共派出21个护航编队，各类军舰60艘次，直升机44架，特战队员1700余名，官兵17500余名。
此外，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也总能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资料来源：《国际先驱导报》、《青年参考》）
9月28日至10月5日，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迎来系列峰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代表齐聚一堂，阐述各自对世界问题的看法。9月26日至28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
“我热烈地欢迎习主席来联合国参加发展峰会以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演讲。他将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前来联合国，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其他与会者都希望目睹他的风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峰会召开前接受采访时说道。
这并非是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第一次受到明星般的关注。不过，站在联合国成立70年后的发展新起点上，中国领导人受到的瞩目背后，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深度参与。这样的角色和作用，经历了过去40多年里的转变、探索与积累。
从不参加投票到“弃权大使”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却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据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钱文荣介绍，“197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刚进入联合国时，由于对联合国事务很不熟悉，毛主席在接见即将前往联合国的代表团时，嘱咐要多听、多学习。因此，那时对联合国讨论的很多问题，中国代表发言不多，即使发言也主要是讲一些原则和基本主张；对于一些中国不同意或不太了解的议题，在表决时常常就采取不参加投票的表达方式，这是联合国议事规则上没有的。”
“除了对联合国事务不够熟悉外，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联合国问题还没有提到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上。”外交学院副院长、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启荣解释说，彼时虽然中国已经陆续加入联合国各个机构，但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阶段，“对重大问题上表态多、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据郑启荣介绍，198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多边外交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能力才开始显著增强。“同时，经过了10多年的观察、参与，中国也发现，联合国确实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不能觉得联合国只是个‘放空炮’、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
中国此后开始注重在联合国“多发声”。不过，因为一段时间里中国投弃权票相对较多，有的西方媒体便挖苦地称中国大使为“弃权大使”。“其实弃权的背后，中国都是有深思熟虑的外交考量的。”郑启荣说道。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韩国飞机在前苏联境内被误击一事。当时美苏两国相互指责，中方考虑到不想卷入“两霸”之间的争斗，因此在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中国都是根据是非曲直，慎重投票的。”金永健说。
受到重视的中国角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实力上升，中国逐步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开始了全方位参与联合国——从1990年开始派出维和人员，参与维和行动；于1992年3月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先后主持了6轮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稳定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也积极参加了长达12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发挥着建设性作用。”钱文荣说。他曾于1978年被派驻纽约担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记者，后来又曾两次赴联合国工作，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
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根据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一贯倡导的外交原则一致，包括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金永健介绍说，联合国里有一个“77+1”模式。其中“77”指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1”便指中国。
他说，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愿意先提前和中国代表团协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参与联合国事务后，一些发达国家也来经常找中国协商。”
文山会海与“悄悄话”
会场之外的协商在联合国被称为“走廊外交”和“悄悄话”。“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郑启荣介绍说，这一般是不便在公开场合谈论或者在公开场合商谈遇到障碍后，采用迂回手段来商议、谈判、斡旋，从而达成一致的方式。
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在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1994年，美国想推动安理会，授权向海地派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一天，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找到我说，美重视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希望中国支持美有关解决海地问题的设想。为了打动我，她主动谈及台湾问题，表示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有些会员国鼓噪台“重返”联合国。奥尔布赖特大使的话不无做交易的味道，但我还是给予积极回应，因为在海地问题上我们恰好持相似立场。
李肇星还记得，“我任职的1994年安理会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每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磋商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至少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这从一个侧面，既反映了联合国管理国际事务的广泛性，也说明了中国外交人员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忙碌。
推动联合国新发展
截至今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进入第25个年头，维和队伍由最初的5名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如今的2720名军事维和人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迄今，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仍在执行有9项。
中国维和人员纪律严明，始终保持“零违纪、零遣返”纪录，享誉联合国内外，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楷模。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评价道：“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
除了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还于2008年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第一批海军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迄今，中国共派出21个护航编队，各类军舰60艘次，直升机44架，特战队员1700余名，官兵17500余名。
此外，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也总能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资料来源：《国际先驱导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