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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经济总量相近的省份，浙江省关于生态环保的答卷明显要出色一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显示，浙江的生态环境质量位列全国第一
采写/《小康》 记者陈燮卿郭芳
在浙江省环保局的办公楼里，局长戴备军正在靠窗的方桌上伏案工作。他正在忙碌的是“811”环保新三年行动计划。
已经很久了，他一直像现在这样忙碌。
一阵寒暄过后，戴备军连声喊累。但显然，听似诉苦的语气里，带着满足和自豪。由他掌管的这个部门，在过去的日子里，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确实，相比其他经济总量相近的省份，浙江省关于生态环保的答卷明显要出色一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显示，浙江的生态环境质量位列全国第一。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如此称赞浙江生态建设：浙江生态省建设起步早，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生态在全国是一流的。
在他们的“811”环保新三年行动计划里，到2010年，浙江省将基本解决各地突出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继续保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全国领先、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
政府动真格，再难也能办成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十七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浙江的发展是全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这当中，当然包括环保。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显著的区域之一，同时作为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有限的省份，浙江省更早也更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环境和资源的挑战。
2003年，近岸海域污染严重，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区面积占70.7%，全省无一类海水，赤潮频繁发生，范围逐年扩大。
2004年7月，钱塘江流域的部分水域首次爆发蓝藻，表明该流域水体富营养化已经到了污染临界状态，全省47.9%的水质劣于三类。这一年，浙江省酸雨覆盖率达100%，酸雨发生频率达90.0%。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算了一笔账：2004年浙江省万元GDP的废水排放量约为25吨，这25吨废水要成为三类以上符合标准的地表水，要用1:5甚至1:10的优质水来稀释，才能保持整个河流断面的水质稳定。这样，每创造1亿元的GDP要消耗近250万吨水，按这样的消耗，浙江省拥有的950亿吨水，即使按最高的水资源利用率30%〜40%计算，也支撑不了多长的时间。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浙江省的高层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环境与生态方面的压力。浙江省是个“人口大省、资源小省、生态小省”，在经过2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之后，他们意识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浙江的环境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正不断加剧。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自然提上浙江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早在2002年6月，浙江省就提出了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这个目标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以生态省建设为载体和突破口，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次年的1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批复浙江省为全国第五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8月19日，浙江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生态省建设在全省范围全面启动。这意味着浙江在生态省建设方面不仅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有了纲领性文件。
到了2004年，省长吕祖善明确指出，浙江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粗放型状态，在环境保护上仍在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这条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否则江南水乡就可能沦为江南废水池、江南垃圾场，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子孙的犯罪！
他说，现在到了猛回头的时候了。
也就在这一年末，吕祖善公开承诺：通过为期三年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使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后，以浙江全省8大水系、11个重点区域为重点的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
至2007年12月，“811”行动已满三年。三年内，浙江省完成了限期治理项目3610个，关停并转企业2419家，对705家企业实施了强制性清洁生产。浙江将环保生态指标纳入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且拥有“一票否决权”，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生态补偿机制，率先推行了区域限批政策。
吕祖善在2004年底公开承诺的目标基本实现。
这是一次被称为铁腕的整治。如果不是这样，很难保证政府的承诺兑现。
“如果连群众喝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放心的食物都得不到保证，我们的政府还怎么能说是负责任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果上项目、搞工业的结果是一派乌烟瘴气，甚至让居民怨声载道，换取的GDP又有什么意义？”这番话是吕祖善说给台下众多官员听的，作为省长，如此疾言厉色并不多见。
鉴于生态省建设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系统工程，浙江省成立了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常务副组长的“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生态省建设工作的领导。其成员包括省委、省政府20多个部委厅局的行政首长，戴备军兼任“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为此，有人戏言，浙江省环保局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督导半个省政府在全省开展生态环保工作。
2006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将“万元能耗及降低率”、“万元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有关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指标纳入党政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环保指标由此成为各级干部政绩考评的“硬指标”。对省环保局确定的重点环境污染监管区，地方政府如不能按期完成治理任务，年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
不换思路就换人。浙江政府确实动真格了。
戴备军队伍里的一位环保官员说，治污工作说难是真的太难了！但只要政府敢动真格，再难的事也能办成。
浙江的绿色共识
而且,在艰难的探索与实践当中,往往能实现创新。
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的正式挂牌,就为生态补偿市场化运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具体做法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新企业要排污指标,必须从老企业完成规定减排任务后多下来的减排指标中解决,并通过排污交易中心实现交易。
从2007年11月1日起,企业想卖排污权指标,必须先向储备交易中心提交主要污染物出让申请,交易中心委托环保部门对企业进行审核,确认企业确实有多余指标,才能进行交易。而对有排污权需求的企业也必须经过环评后才可申购,且五年内不实施项目将无偿收回排污权,交易后,仍由环保部门对交易双方进行监控,使其严格按交易后的新指标排放。
交易中心开业当天,便有6家企业出让排污权,9家企业申购了排污权。海宁宏立水洗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林,申购了6吨/年的化学需氧量指标,虽然花费了几十万元,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海宁市海朝纸塑有限公司老总金耀明则考虑给同一地区其他企业以发展机会,与交易中心签订了排污权出让协议,得偿所愿。
这是全国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尝试上下游水资源交易,其示范意义不言自明。
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形式的交易,不仅使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得以有效控制,而且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实现了经济、环境的“双赢”。他透露,如果嘉兴市试点进展顺利,将会在全省一半以上的设区市推广。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说:“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衢州市衢江区,“生态建区”被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中。区委书记毛建民告诉记者,这将成为衢江区未来几年重要的发展战略。
这里是国家级的生态示范区,更重要的是,它地处钱塘江的上游,确保浙江省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责任和义务就在他们身上。在富裕的浙江省,衢江区其实并不富裕,相比富裕的地方他们更有发展的冲动,但从2004年10月开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们全面完成了49家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整治任务,保证了衢江出境水均保持在三类水以上。毛建民说,治理污染,他们绝不手软!针对“小造纸”污染严重,衢江区全区7255个、面积达36.28万平方米的竹料腌塘被平毁或弃腌,29家竹造纸企业被关闭,114个家庭手工造纸作坊被停业,10余家老竹料生产点被取缔。
与此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引进生态建设项目,发展绿色的农业、工业、林业和旅游业。毛建民说,生态经济今后将成为他们的唯一主题。
温州市平阳市水头镇曾是全国最大的生皮交易市场之一,当地企业主要以生产低附加值的生皮为主。一度,污染严重的生皮加工产业加上无序排放使得整个水头镇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并且直接污染了流经平阳县的鳌江,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被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的监管区。
环境的压力迫使平阳县政府痛下决心,彻底整治制革行业。代价是,县财政每年损失1.5亿元、影响工业增加值增幅15个百分点以上。然而,经过近3年的整治,却成功地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提升,绝大多数制革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转而生产低污染、产业层次高的皮件。2007年1〜8月,生皮产业产值为3.33亿元,同比下降69.8%,皮件产业产值为11.9%,同比增长9.6%。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发现,类似平阳县这样通过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例子并不少见。
浙江长兴县整治重污染的铅酸蓄电池产业,企业家数从175家减少到50家,减少了71%。据统计,整治后长兴县铅酸蓄电池企业的产值比整治前同比提高了60%。
一方面是大批的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一些地方的GDP增长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是一批企业的调整规模效应开始体现,低能耗高产出的企业越来越多;产业结构也随之呈现良好的势头。
目前,在浙江全省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部门是不称职的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公民是没有社会公德的公民。
企业家在行动
与政府“体民意、得民心”的环保“新政”相呼应，浙江的企业家也积极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
走在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花园般美丽的厂区，大概很难想象这是一家高耗能、中污染的铜加工龙头企业。
2006年，这家企业被宁波市人民政府授予宁波环境友好奖，是宁波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他们的总裁楼国强承诺，消耗最少的资源，贡献最大的效益，把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他说这是一个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金田铜业副总裁丁星驰对记者说，厂区就建在家门口，从感情上来说，谁也不愿意将家乡的青山绿水变成穷山恶水；从长远讲，污染环境的企业肯定做不长，政府不叫你关门，老百姓也会叫你关门。
古越龙山的董事长傅建伟深有同感。他还记得，2003年夏天的一天，气压特别低，上班路上，他看到了河面浮着大片死鱼，臭气熏天。“尽管那段时间我们酒厂是停工的，但谁也不能坐视湖水被污染。”
从那时候起，这家全国最大的黄酒生产经营出口企业开始推行节能减排，目前为止，已累计投资达2亿多元。
傅建伟坦言，从短时间看，企业推行节能减排会增加成本，但从长远看，肯定是增加效益的。2007年1～9月，这家企业的万元产值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9.28%。
在浙江企业界采访时，有一个现象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过去是政府督促企业搞节能减排，而现在是企业在环境和资源的逼迫下主动搞节能减排，通过科技创新积极寻求内涵式、集约式的发展。
因为他们确实从中发现了这样做带来的好处。
浙江恒升印染有限公司的节能减排之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印染企业每天排出的污水有30多摄氏度，而冬天的自来水只有8摄氏度左右，于是，恒升印染在车间里安装了热交换器，开始利用污水的余热。管子里面是自来水，管子外面是污水，不用烧煤，自来水水温就可以提高到20摄氏度。以每天生产100缸布计算，仅这一项小小的节能创新每天就可以省下蒸汽成本8400元。通过各种节能减排的办法，恒升印染每年节省成本近300万元，减少排污量30%。在几年的实践之后，公司董事长陈松夫感觉节能减排不再是企业的包袱，相反，为企业赢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6年，整个厂的利润不过500万元，有300万就是靠节能省出来的。
在浙江，节能减排不仅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而且还造就了增势强劲的循环经济产业。相关资料显示，2003至2006年，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生产企业增加到331家，实现产值141亿元，规模以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0.2%。循环经济产业已经成为浙江工业增长最快的产业。
张力军说，浙江民营企业家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称赞，也是鼓励。
采写/《小康》 记者陈燮卿郭芳
在浙江省环保局的办公楼里，局长戴备军正在靠窗的方桌上伏案工作。他正在忙碌的是“811”环保新三年行动计划。
已经很久了，他一直像现在这样忙碌。
一阵寒暄过后，戴备军连声喊累。但显然，听似诉苦的语气里，带着满足和自豪。由他掌管的这个部门，在过去的日子里，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确实，相比其他经济总量相近的省份，浙江省关于生态环保的答卷明显要出色一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显示，浙江的生态环境质量位列全国第一。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如此称赞浙江生态建设：浙江生态省建设起步早，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生态在全国是一流的。
在他们的“811”环保新三年行动计划里，到2010年，浙江省将基本解决各地突出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继续保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全国领先、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
政府动真格，再难也能办成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十七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浙江的发展是全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这当中，当然包括环保。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显著的区域之一，同时作为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有限的省份，浙江省更早也更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环境和资源的挑战。
2003年，近岸海域污染严重，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区面积占70.7%，全省无一类海水，赤潮频繁发生，范围逐年扩大。
2004年7月，钱塘江流域的部分水域首次爆发蓝藻，表明该流域水体富营养化已经到了污染临界状态，全省47.9%的水质劣于三类。这一年，浙江省酸雨覆盖率达100%，酸雨发生频率达90.0%。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算了一笔账：2004年浙江省万元GDP的废水排放量约为25吨，这25吨废水要成为三类以上符合标准的地表水，要用1:5甚至1:10的优质水来稀释，才能保持整个河流断面的水质稳定。这样，每创造1亿元的GDP要消耗近250万吨水，按这样的消耗，浙江省拥有的950亿吨水，即使按最高的水资源利用率30%〜40%计算，也支撑不了多长的时间。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浙江省的高层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环境与生态方面的压力。浙江省是个“人口大省、资源小省、生态小省”，在经过2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之后，他们意识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浙江的环境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正不断加剧。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自然提上浙江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早在2002年6月，浙江省就提出了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这个目标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以生态省建设为载体和突破口，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次年的1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批复浙江省为全国第五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8月19日，浙江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生态省建设在全省范围全面启动。这意味着浙江在生态省建设方面不仅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有了纲领性文件。
到了2004年，省长吕祖善明确指出，浙江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粗放型状态，在环境保护上仍在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这条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否则江南水乡就可能沦为江南废水池、江南垃圾场，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子孙的犯罪！
他说，现在到了猛回头的时候了。
也就在这一年末，吕祖善公开承诺：通过为期三年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使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后，以浙江全省8大水系、11个重点区域为重点的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
至2007年12月，“811”行动已满三年。三年内，浙江省完成了限期治理项目3610个，关停并转企业2419家，对705家企业实施了强制性清洁生产。浙江将环保生态指标纳入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且拥有“一票否决权”，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生态补偿机制，率先推行了区域限批政策。
吕祖善在2004年底公开承诺的目标基本实现。
这是一次被称为铁腕的整治。如果不是这样，很难保证政府的承诺兑现。
“如果连群众喝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放心的食物都得不到保证，我们的政府还怎么能说是负责任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果上项目、搞工业的结果是一派乌烟瘴气，甚至让居民怨声载道，换取的GDP又有什么意义？”这番话是吕祖善说给台下众多官员听的，作为省长，如此疾言厉色并不多见。
鉴于生态省建设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系统工程，浙江省成立了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常务副组长的“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生态省建设工作的领导。其成员包括省委、省政府20多个部委厅局的行政首长，戴备军兼任“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为此，有人戏言，浙江省环保局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督导半个省政府在全省开展生态环保工作。
2006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将“万元能耗及降低率”、“万元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有关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指标纳入党政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环保指标由此成为各级干部政绩考评的“硬指标”。对省环保局确定的重点环境污染监管区，地方政府如不能按期完成治理任务，年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
不换思路就换人。浙江政府确实动真格了。
戴备军队伍里的一位环保官员说，治污工作说难是真的太难了！但只要政府敢动真格，再难的事也能办成。
浙江的绿色共识
而且,在艰难的探索与实践当中,往往能实现创新。
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的正式挂牌,就为生态补偿市场化运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具体做法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新企业要排污指标,必须从老企业完成规定减排任务后多下来的减排指标中解决,并通过排污交易中心实现交易。
从2007年11月1日起,企业想卖排污权指标,必须先向储备交易中心提交主要污染物出让申请,交易中心委托环保部门对企业进行审核,确认企业确实有多余指标,才能进行交易。而对有排污权需求的企业也必须经过环评后才可申购,且五年内不实施项目将无偿收回排污权,交易后,仍由环保部门对交易双方进行监控,使其严格按交易后的新指标排放。
交易中心开业当天,便有6家企业出让排污权,9家企业申购了排污权。海宁宏立水洗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林,申购了6吨/年的化学需氧量指标,虽然花费了几十万元,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海宁市海朝纸塑有限公司老总金耀明则考虑给同一地区其他企业以发展机会,与交易中心签订了排污权出让协议,得偿所愿。
这是全国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尝试上下游水资源交易,其示范意义不言自明。
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形式的交易,不仅使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得以有效控制,而且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实现了经济、环境的“双赢”。他透露,如果嘉兴市试点进展顺利,将会在全省一半以上的设区市推广。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说:“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衢州市衢江区,“生态建区”被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中。区委书记毛建民告诉记者,这将成为衢江区未来几年重要的发展战略。
这里是国家级的生态示范区,更重要的是,它地处钱塘江的上游,确保浙江省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责任和义务就在他们身上。在富裕的浙江省,衢江区其实并不富裕,相比富裕的地方他们更有发展的冲动,但从2004年10月开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们全面完成了49家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整治任务,保证了衢江出境水均保持在三类水以上。毛建民说,治理污染,他们绝不手软!针对“小造纸”污染严重,衢江区全区7255个、面积达36.28万平方米的竹料腌塘被平毁或弃腌,29家竹造纸企业被关闭,114个家庭手工造纸作坊被停业,10余家老竹料生产点被取缔。
与此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引进生态建设项目,发展绿色的农业、工业、林业和旅游业。毛建民说,生态经济今后将成为他们的唯一主题。
温州市平阳市水头镇曾是全国最大的生皮交易市场之一,当地企业主要以生产低附加值的生皮为主。一度,污染严重的生皮加工产业加上无序排放使得整个水头镇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并且直接污染了流经平阳县的鳌江,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被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的监管区。
环境的压力迫使平阳县政府痛下决心,彻底整治制革行业。代价是,县财政每年损失1.5亿元、影响工业增加值增幅15个百分点以上。然而,经过近3年的整治,却成功地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提升,绝大多数制革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转而生产低污染、产业层次高的皮件。2007年1〜8月,生皮产业产值为3.33亿元,同比下降69.8%,皮件产业产值为11.9%,同比增长9.6%。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发现,类似平阳县这样通过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例子并不少见。
浙江长兴县整治重污染的铅酸蓄电池产业,企业家数从175家减少到50家,减少了71%。据统计,整治后长兴县铅酸蓄电池企业的产值比整治前同比提高了60%。
一方面是大批的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一些地方的GDP增长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是一批企业的调整规模效应开始体现,低能耗高产出的企业越来越多;产业结构也随之呈现良好的势头。
目前,在浙江全省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部门是不称职的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公民是没有社会公德的公民。
企业家在行动
与政府“体民意、得民心”的环保“新政”相呼应，浙江的企业家也积极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
走在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花园般美丽的厂区，大概很难想象这是一家高耗能、中污染的铜加工龙头企业。
2006年，这家企业被宁波市人民政府授予宁波环境友好奖，是宁波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他们的总裁楼国强承诺，消耗最少的资源，贡献最大的效益，把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他说这是一个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金田铜业副总裁丁星驰对记者说，厂区就建在家门口，从感情上来说，谁也不愿意将家乡的青山绿水变成穷山恶水；从长远讲，污染环境的企业肯定做不长，政府不叫你关门，老百姓也会叫你关门。
古越龙山的董事长傅建伟深有同感。他还记得，2003年夏天的一天，气压特别低，上班路上，他看到了河面浮着大片死鱼，臭气熏天。“尽管那段时间我们酒厂是停工的，但谁也不能坐视湖水被污染。”
从那时候起，这家全国最大的黄酒生产经营出口企业开始推行节能减排，目前为止，已累计投资达2亿多元。
傅建伟坦言，从短时间看，企业推行节能减排会增加成本，但从长远看，肯定是增加效益的。2007年1～9月，这家企业的万元产值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9.28%。
在浙江企业界采访时，有一个现象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过去是政府督促企业搞节能减排，而现在是企业在环境和资源的逼迫下主动搞节能减排，通过科技创新积极寻求内涵式、集约式的发展。
因为他们确实从中发现了这样做带来的好处。
浙江恒升印染有限公司的节能减排之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印染企业每天排出的污水有30多摄氏度，而冬天的自来水只有8摄氏度左右，于是，恒升印染在车间里安装了热交换器，开始利用污水的余热。管子里面是自来水，管子外面是污水，不用烧煤，自来水水温就可以提高到20摄氏度。以每天生产100缸布计算，仅这一项小小的节能创新每天就可以省下蒸汽成本8400元。通过各种节能减排的办法，恒升印染每年节省成本近300万元，减少排污量30%。在几年的实践之后，公司董事长陈松夫感觉节能减排不再是企业的包袱，相反，为企业赢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6年，整个厂的利润不过500万元，有300万就是靠节能省出来的。
在浙江，节能减排不仅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而且还造就了增势强劲的循环经济产业。相关资料显示，2003至2006年，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生产企业增加到331家，实现产值141亿元，规模以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0.2%。循环经济产业已经成为浙江工业增长最快的产业。
张力军说，浙江民营企业家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称赞，也是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