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岁。一代“大侠”与他叙说不尽的刀光剑影、儿女情长，一同成为了不朽。
　　金庸武侠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风靡港澳，70年代打入东南亚及欧美华人文化圈。又在80年代走进大陆的千家万户。倪匡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新加坡的交通广播里播放过韦小宝诙谐的对白;泰国王室曾集体阅读《射雕英雄传》;越南国会的议员曾互骂对方是左冷禅和岳不群……这些坊间津津乐道的传闻，描摹了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巨大影响力。
　　毋庸置疑。金庸作品的号召力，得益于影视、音乐、游戏多维度的再加工。据统计，从1964年上映的《雪山飞狐》算起，由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已达近百部。通过多元化媒介的放大，金庸作品的传播达到了当代作家中少有的广度。
　　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所言，“谈查先生的小说必须考虑一个话题，它的影视传播。他是最能够掌控作品的影视改编这个节奏的。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跟它的影视大量制作。有密切的关系”。
　　但最根本的是，金庸小说将武林世界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厚土之上，由此唤起了华人的文化乡愁。长期以来，在香港这样一个市民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武侠小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而作为生活在新旧交加时代的知识分子，金庸有自己的文化自觉性，他倾向于让武侠小说“雅化”。
　　“雅化”的努力体现在种种细节上，比如说起名。读者熟悉的《天龙八部》中的阿朱、阿紫二姐妹，其名取自《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何晏集解：“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以乱正色”，后便以“朱紫”比喻以邪乱正或真伪混淆，而阿朱、阿紫的性格亦同名字一股迥异，而双双坎坷悲戚的身世也暗藏于名字之中。
　　最重要的是。金庸存武侠小说中实践了自己的儒家美学理想。
　　与古龙作品弱化时代背景、强调“氛围感”的特质不同，金庸的作品更写实厚重。他善于从细微处见博大，以小恩仇写大兴衰。无论是聚贤庄大战里萧峰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还是屠狮大会里的“少长咸集，群贤毕至”，金庸善于刻画历史宏图下的千面群像。
　　侠客群像中，尤为突出的是一批“阳侠阴儒”的江湖英雄，他们是儒侠。
　　儒侠是有家国情怀的。如《飞狐外传》中赵半山对胡斐说，一个人学武，如不能卫国御侮、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
　　在金庸小说中，武功高下与是否可以称之为“侠”并无绝对联系。郭靖、杨过、张无忌、萧峰和石破天，这五人被称为“金庸小说中武功最高的男主角”，其中郭靖被认为武功垫底。然而，郭靖却成为金庸小说中儒侠的代表。
　　他性格弘毅、道德感强，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有着远大抱负，又能付诸于积极行动，用一生所为定义了什么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颇为动人的是，金庸也用摇曳的笔法，写出了侠客们身上浓烈、幽微的情感，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属于我们的文化。当然，其中也融入了金庸自己起伏的人生经历。
　　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写张翠山自刎于张三丰的寿宴，其中夹杂着他对父亲当年被错杀的沉重且复杂的感情。而写《倚天屠龙记》的后记时，金庸已失去长子，深陷丧子之痛，他遗憾自己写“谢逊听闻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太过“肤浅”。
　　人生的坎坷，造就了金庸的三重境界——少小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而这，也是他一生泛舟江湖的写照。
　　而在绘制脉络错综、支系庞杂的江湖图谱时，金庸追求雅俗共赏，他善用通俗手法表现极深的国学意义。《笑傲江湖》中风清扬道出了“无招胜有招”;独孤求败在《神雕侠侣》中临终言“大巧不工，重剑无锋”;《鸳鸯刀》里阐释了“仁者无敌”;《鹿鼎记》里韦小宝常说的口头禅又是“凉风有兴，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虽然我不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但我有广阔的胸衿和强健的臂弯”。
　　学者王一川评价，金庸“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了重新构建，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
　　有人说，少年时阅读金庸，或许会痴迷于那些怪招迭出的武功、奇情诡诞的冒险，成年后再品味金庸，却开始读人、读事、读价值观。“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在这场“但愿长醉不愿醒”的江湖梦中，我们仿佛回到了属于华人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获得温暖而坚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