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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一般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有关部门要延长退休年龄。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将来是否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貨膨胀和欲望膨胀。
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我的上学年限，否则我会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我小学、中学“义务”教育12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8年，美国MBA教育两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
2014年春夏之交，我受协和邀请，去协和医大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20岁的师弟师妹讲协和传统。我使劲儿想，协和8年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10件事。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生学得一样多。学了两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过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
去北大之前，我们还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学了如何带领一个10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3种枪支等。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小说，其中一本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了人类，了解了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
第三点用途：知道不一定所有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教植物学的汪劲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务实态度。
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医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叫自然疗法。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其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SARS，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它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消失，也不确知明年它会不会再次出现。
其次，面对这么多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
再次，不作假。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妄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
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所以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位妇科大夫曾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学医很苦，我做医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7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7点之后才到。20世纪90年代，协和门诊夏天没空调，教授们仍穿着西装、衬衫，戴着领带，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几乎不上厕所、不喝水，汗从脖子上流下来，流进衬衫。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7、8楼，住宿在6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4点半开。我从傍晚5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40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刚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身份来给我们鼓劲儿。我问：“颅底10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主任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第五，热爱实操。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扣、听。书本永远只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第六，追求第一。
协和在东单三条这方圆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200多个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你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第七，项目管理。
所谓项目管理，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人力、物力下，把事情做成。协和8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同4个同学一起，和汪劲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5人，漫游20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10平方米，放3张上下铺的床，住6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个班30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大学期间，20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男生小腹再平坦，也会渐渐隆起或者松弛;女生面庞再粉白细嫩，也会渐渐衰败。上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女生是很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协和8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地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句废话，但是，很少人能够在盛年认识到这一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一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
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叨念冯唐说的九字箴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我的上学年限，否则我会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我小学、中学“义务”教育12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8年，美国MBA教育两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
2014年春夏之交，我受协和邀请，去协和医大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20岁的师弟师妹讲协和传统。我使劲儿想，协和8年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10件事。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生学得一样多。学了两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过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
去北大之前，我们还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学了如何带领一个10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3种枪支等。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小说，其中一本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了人类，了解了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
第三点用途：知道不一定所有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教植物学的汪劲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务实态度。
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医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叫自然疗法。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其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SARS，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它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消失，也不确知明年它会不会再次出现。
其次，面对这么多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
再次，不作假。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妄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
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所以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位妇科大夫曾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学医很苦，我做医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7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7点之后才到。20世纪90年代，协和门诊夏天没空调，教授们仍穿着西装、衬衫，戴着领带，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几乎不上厕所、不喝水，汗从脖子上流下来，流进衬衫。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7、8楼，住宿在6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4点半开。我从傍晚5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40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刚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身份来给我们鼓劲儿。我问：“颅底10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主任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第五，热爱实操。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扣、听。书本永远只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第六，追求第一。
协和在东单三条这方圆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200多个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你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第七，项目管理。
所谓项目管理，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人力、物力下，把事情做成。协和8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同4个同学一起，和汪劲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5人，漫游20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10平方米，放3张上下铺的床，住6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个班30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大学期间，20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男生小腹再平坦，也会渐渐隆起或者松弛;女生面庞再粉白细嫩，也会渐渐衰败。上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女生是很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协和8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地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句废话，但是，很少人能够在盛年认识到这一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一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
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叨念冯唐说的九字箴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