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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话诗；王梵志；世俗心态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亮丽瑰宝，以盛唐诗歌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诗歌，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高超的艺术成就。但在唐代诗苑内，还有一朵不起眼的小花，那就是“白话诗”，可谓万紫千红中的一株奇葩。
王梵志就是唐初白话诗人的一个代表，他创作了三百多首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白话诗，其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下启寒山、拾得等的诗歌创作。据考证，王梵志诗集中收藏的三百多首诗也有一些为僧侣和民间知识分子，作品大约产生于初唐时期，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期。
王梵志诗的创作范围涉及下层社会的方方面面，世间的三教九流以及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都纳入了他的视野。他善于把一个个鲜活而灵动的形象通过揶揄的口吻和诙谐的笔调展示给大家，从而使人或谴责、或嘲弄、或怜悯、或厌恶，令人一目了然，拍案叫绝。他自己把这种方法喻为“翻着袜”法，“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卷六三一九）所谓“翻着袜”法，大概是敢于违背世俗常情，利用巧妙构思，发现和捕捉事物内部的矛盾和生活中的笑料，暴露其荒谬可笑的本质，形成一种奇崛跌宕、犀利辛辣的诗风。“使读者不由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以下选取一些典型诗篇，加以解读。
1 势利眼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报。”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作者生动地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不在感情，却在于一个“钱”字，刻画出金钱引起世人的种种丑态。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子儿女显得十分殷勤，当“我”带着钱回家时，一个个笑脸相迎，极尽谄媚之能事，象白鸽和鹦鹉那样盘旋着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所以诗人有此比喻。一旦“我”囊中羞涩时，妻儿则翻脸无情。对于这样庸俗的贪财者，诗人直接地警告说，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看看来时的报应吧！不平之气豁然而出。
又有一诗云：“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原）来心里喜。”老人死后，子孙后辈外装悲戚之状，内藏奸黠之心，干挤几滴眼泪，实则心中窃喜，迫不及待地瓜分财产，之后作鸟兽散。可以想见，这样的儿孙在父母在世时的恶劣表现，必定极为厌恶老人，不尽心赡养，避之唯恐不及。
世俗人见利忘义的现象非常普遍，钱几乎成了人与人关系的轴心，家庭中没有夫妻之间的爱心，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的只是对钱的贪欲，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冷酷令人震惊。看重金钱、自私利己、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思想像病毒一样传染了全社会。王梵志洞悉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对诸如此类流行于社会的恶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也表达了他反对人与人关系中以金钱为中心的思想，讽刺世俗中那些“重财宝而轻别离”之人的自私与鄙俗。
只顾贪钱的人忽视了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虽然贪欲无边，但人的生命是有止境的。王梵志在生死问题上很达观，如“俗人道我痴，我道俗人騃。两两相排拨，喽啰不可解。世人重荣华，我心今已罢。……”（卷七三五O）生死对于富人和穷汉一样，是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那些无视这个规律而企图永远贪婪下去的人，在梵志诗中被讽刺作“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卷六三一四）贪财之人活着拼命敛财，死后一切成空，钱财家室转眼改姓他人，鬼见了也会嘲笑。又如，“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卷六三一八）这首诗用绝妙的比喻道出世人皆有一死，一律平等。该诗影响深远，宋代范成大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即由此衍发。
2 忍者
“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
本诗的写作手法类似于戏曲的“道白”。“我”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与世无争”的概念没有直接说出，而是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达。哪怕被人欺负到极点，也绝不肯上县衙申诉，宁愿自己讨饶示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弱者的时代烙印，暴露了古代弱势群体的一种通病，鲜活地体现出来。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足以窥见人物身份：以“百匹练”为贵，自然是穷人的概念，不是富人意識。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凝练的语言，诗人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与其说是劝人忍让，不如看作弱者的处世哲学，可谓鞭辟入里，类似鲁迅笔下的阿Q。
那时有一位把“忍术”发挥到极致的大人物，就是武周时宰相娄师德。他的弟弟升为代州刺史，临行时，娄告诫其弟做人要谨慎谦恭，弟长跪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师德曰：“此适所谓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若笑而受之？”娄师德说，别人生气，把痰吐在你脸上，绝对不可以擦拭，只能笑着接受，让风自然吹干，要是自己擦掉，人家就会更加生气。他靠这种做人行事的原则，在其任职期间始终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恪守本分，在武周一朝的官位一直保持终老，平安无事。
在这里，“忍”成为“示弱”的表现，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别人的无威胁性，对人处处谦卑恭顺，以博得别人的“忽视”和好感，委曲求全，求得自保。这是受儒家的“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这样行事，就可以达到上下和谐，一团和气。
与人交往中，为了达到“和”的状态，人们很自然地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采取“忍”的策略，退一步，不与人争。王梵志诗云：“恶人相触忤，被骂必从饶。喻若园中韭，犹如得雨浇。”（卷四二O三）这是唐人的一句俗谚，以园中韭菜被割还生，比喻受害者终将复原。就是说好人如果被恶人欺侮，虽然会暂时蒙受伤害和痛苦，但也会像园中被割的菜一样，如果能坚持忍让，最终是不会吃亏的，必将如园韭得雨露浇灌，越发滋润茂盛。看来，忍让和无争是唐代普通人惯常的处世心态，遇到麻烦或受人欺负时，宁愿妥协退让和息事宁人。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在传承过程中，许多闪耀着睿智光芒的哲学义理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吸收，相反，一些比较消极的如忍受灾难、委曲求全、谦卑忍让的思想意识却根深蒂固地繁殖开来。
3 骑驴人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这首诗展现了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之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是多么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又觉比下绰绰有余，立刻心安理得起来。作者真实而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又有所反省。究竟作者是在讽刺这个人物的安于现状呢？还是在欣赏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既可理解为正面的、警示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如果作为中庸者的漫画像来看，则更觉惟妙惟肖，妙不可言。作者直接从自己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提炼出这么一个真实而典型的形象，只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种手法使得作品形象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诗人的思想也具有了某种相对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品读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意蕴，给人无限思考的空间。
知足和中庸的思想在这首诗中是显而易见的。又有诗云：“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彼之大大愿，此之大大因。所愿只如此，真成上上人。”梵志此诗的意思很明显，不愿大富大贫的交替，但求世世不富不贫，如此才算所谓的“上上人”，大旨仍是但求其“中”的“中庸”思想。
儒家著名的“中庸”思想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提倡不偏不倚，按常规办事，做到平常、一般，就可以了。这是儒家特有的思辨成果，它反对“过”与“不及”这两种偏颇倾向，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是处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要求和准则。同时，这种理论又被阐释为“时中”思想，就是“时时而中”、“处处而中”，要求人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套理论经过诸儒的进一步发挥和充实，不断地沉积和凝集，成为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韬光养晦，不走极端，保持适宜；从相反方面来看，则是缺乏创见，保守滞后，不思进取。
4 穷困户
“吾家昔富有，你身穷欲死。你今初有钱，与我昔相似。吾今乍无初，还同昔日你。可惜好靴牙，翻作破皮底。”
此诗主要在于表现破落户的不服气心理，好比阿Q的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此语似乎是在鄙视一个暴发户的洋洋自得，其实却显露了那些穷困潦倒的贫民的真实心态。寒山诗亦云：“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这是贫民的典型心态，说嫉妒也好，说不服气也罢，总之是心理不平衡，在嘴上却丝毫不服输，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
这种“精神胜利法”在中国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的。一般来说，农民都是安分守己、勤劳朴实的，都想过平安日子，但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这样简单的梦想常常被毁灭，因此内心深处常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为了消解痛楚而借助某种事物来发泄和诋毁，就表现出一种古怪自尊的“精神胜利法”。太多的身心苦痛造成了这种偏激想法，别人的优越感更激发了这种冲动，于是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派遣愁苦的方式，那就是盲目地自尊自大，对那些他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一概鄙视嘲讽，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对别人的不满和诋毁中去。他们的愿望是可怜的，消解的方式是可悲的，通过自欺欺人来麻醉自己，是对某种事物求之不得后的自嘲，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宝，是苦难的贫民非理性的“精神胜利”。这是愚昧麻木的表现，或是人性的黑暗和扭曲？至少是作者在不经意之中对历史痼疾的揭露和对民族通病的讽刺，足以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反思。
5 佛门败类
王梵志诗中有一组诗是反映宗教徒生活的，如《道人头兀雷》：“道人头兀雷，例头肥特肚。本是俗家人，出身胜地立……饱吃更索钱，低头著门出。手把数珠行，开肚元无物。生平未必识，独养肥没忽。虫蛇能报恩，人子何处出？”
唐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统治者采取平衡三教关系的政策，主张“胸怀三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明确了以“儒学为本、道释为辅”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结构。作者在这组诗中揭露了僧徒的丑恶行径，针对性十分明显。批评他们“佛殿元不识，损坏法家衣”，嘲讽他们“无心礼拜佛”、“只求多财宝”，对他们“例头肥特肚”、“饱吃更索钱”的丑态也刻画得入木三分，暴露出了这些僧人的丑恶嘴脸与伪善姿态，惟妙惟肖。
作者对女性出家者也作了品评，通过对比，对尼姑给予了批判，而对道姑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写尼姑的有：“寺内数个尼，各各事威仪。本是俗人女，出家挂佛衣……只求多财富，余事且随宜。富者相过重，贫者往还希。但知一日乐，忘却百年饥。不采生缘瘦，唯愿当身肥。今身损却宝，来生更若为？”写道姑的则是“观内有妇人，号名是女官。……贫无巡门乞，得谷相共餐。常住无贮积，铛釜当房安。眷属王役苦，衣食远求难。出无夫婿见，病看绝人看。乞就生缘活，交即免饥寒。”
道姑困于王役、远离家乡、孤苦无依、糊口不易，她们要求还俗，恢复凡人生活的权利，她们的感情与愿望与俗人无异。而描写尼姑时，则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写尼姑应付艰难生活的办法与道姑迥异，她们采取了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的唯利是图的办法。她们嫌贫爱富，对富人阿谀逢迎，违背了佛教平等之义，同时只图自己富足，哪管亲人贫困，这和道姑愿与亲人相濡以沫的感情恰好形成鮮明对照。作者警告这些为来世修行的尼姑：今身如此度过，来生将不堪设想。
“童子得出家，一生受快乐。饮食满盂中，架上选衣着。平明欲稀粥，食手调羹臛。饱吃取他钱，此是口客作……生佛不拜礼，财色偏染著。白日迩身名，兼能夜逐乐。不肯逍遥行，故故相缠缚。满街肥统统，恰似鳖无脚。”这首诗讽刺了那些无心向佛，为避赋役而混入寺院中吃喝玩乐的无赖之徒。讽刺了僧徒的寄生生活，说他们肠满脑肥，无所事事，不学无术。诗人对于出家人中那一部分口中念佛、心向财色、不修来世、只图享乐的佛门败类是无比憎恶。他历数了个别出家人的各种恶行之后，写道：“满街肥统统，恰似鳖无脚”，僧服宽大一团，僧人懵懂无智，无论外表还是实质，都像一只无脚之鳖，令人生厌。他们外形可笑，加之数量众多，因此，诗人将其描写为街市的一大奇特景观。 隋唐时有很多不堪赋役压迫的贫民便冒称僧尼、道士。他们藏匿在寺院道观里，名义上吃斋念佛、修行德道，实际上是寻求一种没有税役负担的生活，不受凡尘俗世的拘束，远离时局的动荡变迁，偏安一隅。唐高祖诏书指责他们，“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到武则天当政时，佛教势力更是畸形膨胀。男女僧众数量激增，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佛法，只是以法衣为幌子，贪财取乐。大量僧侣地主依仗政治上的特权和宗教势力的保护，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有些甚至无恶不作，形成了一个剥削阶层。
鲁迅《而已集》中说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懂得此道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很有意思的心态，王梵志诗恰恰也有所体现：对僧徒的厌恶和对道姑的同情。缘何如此，大概是和本民族的主流意识、民众的信仰层次以及佛、道等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和影响有关，是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6 老贼娶妇
有一首老贼娶妇的诗。“……心恒更愿取。身体骨崖崖，面皮千道皱。……口里无牙齿，强嫌寡妇丑。闻好不惜钱，急送一榼酒。前人许赐婚，判命向前走。迎得少年妻，褒扬殊面首。旁边千咽唾，恰似守碓狗。舂人收糠将，舐略空唇口。忽逢三煞头，一棒即了手。”这首诗像一幅漫画，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年迈而心花的老色鬼形象，说他瘦骨嶙峋、满脸皱纹、牙齿掉光，还天天想着娶媳妇，而且嫌弃寡妇不美，反而对漂亮的妙龄少女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娶回家，不妙的是，乐极生悲，暴毙于新婚之夜。诗中对所要鞭挞的人物全然不作主观评判，只把这个龌龊的老色鬼的言行举止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给读者，越发觉得逼真，妙不可言，让人一下子就读懂了诗人对他的嘲讽和奚落。此诗揭露了人性的阴暗面，把世人的那种无耻卑劣的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底层社会的小人物长期经受生活的折磨，现实状况着实不堪，与人交往中也一贯处于劣势，屡受欺凌和侮辱，导致他们心理的扭曲和思想的病态。他们是王梵志时代活生生的人物，可是，谁能说他们仅仅是王梵志时代所特有的人物，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呢？王梵志诗所反映的历史真实，不仅是社会的真实，而且是心灵的真实，他不仅描写了人世间种种的生活图景，而且展示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使我们窥见了那个社会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情绪。王梵志诗的讽刺对象一直延伸到人们的种种心理痼疾，展示了那个社会下层民众的心理气氛和思想脉搏。作者写遍了人间百态，颠倒众生，也写遍了人们的爱、憎、贪、嗔、痴，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留下了一幅生动的时代缩影，对于后人来说，也是一本无比珍贵的研读素材。
参考文献：
[1] 任半塘：《王梵志诗校辑·序》，張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10）.
[2] 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
[3]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
沧州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亮丽瑰宝，以盛唐诗歌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诗歌，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高超的艺术成就。但在唐代诗苑内，还有一朵不起眼的小花，那就是“白话诗”，可谓万紫千红中的一株奇葩。
王梵志就是唐初白话诗人的一个代表，他创作了三百多首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白话诗，其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下启寒山、拾得等的诗歌创作。据考证，王梵志诗集中收藏的三百多首诗也有一些为僧侣和民间知识分子，作品大约产生于初唐时期，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期。
王梵志诗的创作范围涉及下层社会的方方面面，世间的三教九流以及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都纳入了他的视野。他善于把一个个鲜活而灵动的形象通过揶揄的口吻和诙谐的笔调展示给大家，从而使人或谴责、或嘲弄、或怜悯、或厌恶，令人一目了然，拍案叫绝。他自己把这种方法喻为“翻着袜”法，“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卷六三一九）所谓“翻着袜”法，大概是敢于违背世俗常情，利用巧妙构思，发现和捕捉事物内部的矛盾和生活中的笑料，暴露其荒谬可笑的本质，形成一种奇崛跌宕、犀利辛辣的诗风。“使读者不由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以下选取一些典型诗篇，加以解读。
1 势利眼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报。”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作者生动地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不在感情，却在于一个“钱”字，刻画出金钱引起世人的种种丑态。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子儿女显得十分殷勤，当“我”带着钱回家时，一个个笑脸相迎，极尽谄媚之能事，象白鸽和鹦鹉那样盘旋着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所以诗人有此比喻。一旦“我”囊中羞涩时，妻儿则翻脸无情。对于这样庸俗的贪财者，诗人直接地警告说，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看看来时的报应吧！不平之气豁然而出。
又有一诗云：“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原）来心里喜。”老人死后，子孙后辈外装悲戚之状，内藏奸黠之心，干挤几滴眼泪，实则心中窃喜，迫不及待地瓜分财产，之后作鸟兽散。可以想见，这样的儿孙在父母在世时的恶劣表现，必定极为厌恶老人，不尽心赡养，避之唯恐不及。
世俗人见利忘义的现象非常普遍，钱几乎成了人与人关系的轴心，家庭中没有夫妻之间的爱心，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的只是对钱的贪欲，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冷酷令人震惊。看重金钱、自私利己、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思想像病毒一样传染了全社会。王梵志洞悉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对诸如此类流行于社会的恶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也表达了他反对人与人关系中以金钱为中心的思想，讽刺世俗中那些“重财宝而轻别离”之人的自私与鄙俗。
只顾贪钱的人忽视了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虽然贪欲无边，但人的生命是有止境的。王梵志在生死问题上很达观，如“俗人道我痴，我道俗人騃。两两相排拨，喽啰不可解。世人重荣华，我心今已罢。……”（卷七三五O）生死对于富人和穷汉一样，是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那些无视这个规律而企图永远贪婪下去的人，在梵志诗中被讽刺作“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卷六三一四）贪财之人活着拼命敛财，死后一切成空，钱财家室转眼改姓他人，鬼见了也会嘲笑。又如，“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卷六三一八）这首诗用绝妙的比喻道出世人皆有一死，一律平等。该诗影响深远，宋代范成大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即由此衍发。
2 忍者
“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
本诗的写作手法类似于戏曲的“道白”。“我”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与世无争”的概念没有直接说出，而是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达。哪怕被人欺负到极点，也绝不肯上县衙申诉，宁愿自己讨饶示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弱者的时代烙印，暴露了古代弱势群体的一种通病，鲜活地体现出来。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足以窥见人物身份：以“百匹练”为贵，自然是穷人的概念，不是富人意識。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凝练的语言，诗人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与其说是劝人忍让，不如看作弱者的处世哲学，可谓鞭辟入里，类似鲁迅笔下的阿Q。
那时有一位把“忍术”发挥到极致的大人物，就是武周时宰相娄师德。他的弟弟升为代州刺史，临行时，娄告诫其弟做人要谨慎谦恭，弟长跪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师德曰：“此适所谓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若笑而受之？”娄师德说，别人生气，把痰吐在你脸上，绝对不可以擦拭，只能笑着接受，让风自然吹干，要是自己擦掉，人家就会更加生气。他靠这种做人行事的原则，在其任职期间始终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恪守本分，在武周一朝的官位一直保持终老，平安无事。
在这里，“忍”成为“示弱”的表现，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别人的无威胁性，对人处处谦卑恭顺，以博得别人的“忽视”和好感，委曲求全，求得自保。这是受儒家的“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这样行事，就可以达到上下和谐，一团和气。
与人交往中，为了达到“和”的状态，人们很自然地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采取“忍”的策略，退一步，不与人争。王梵志诗云：“恶人相触忤，被骂必从饶。喻若园中韭，犹如得雨浇。”（卷四二O三）这是唐人的一句俗谚，以园中韭菜被割还生，比喻受害者终将复原。就是说好人如果被恶人欺侮，虽然会暂时蒙受伤害和痛苦，但也会像园中被割的菜一样，如果能坚持忍让，最终是不会吃亏的，必将如园韭得雨露浇灌，越发滋润茂盛。看来，忍让和无争是唐代普通人惯常的处世心态，遇到麻烦或受人欺负时，宁愿妥协退让和息事宁人。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在传承过程中，许多闪耀着睿智光芒的哲学义理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吸收，相反，一些比较消极的如忍受灾难、委曲求全、谦卑忍让的思想意识却根深蒂固地繁殖开来。
3 骑驴人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这首诗展现了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之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是多么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又觉比下绰绰有余，立刻心安理得起来。作者真实而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又有所反省。究竟作者是在讽刺这个人物的安于现状呢？还是在欣赏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既可理解为正面的、警示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如果作为中庸者的漫画像来看，则更觉惟妙惟肖，妙不可言。作者直接从自己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提炼出这么一个真实而典型的形象，只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种手法使得作品形象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诗人的思想也具有了某种相对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品读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意蕴，给人无限思考的空间。
知足和中庸的思想在这首诗中是显而易见的。又有诗云：“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彼之大大愿，此之大大因。所愿只如此，真成上上人。”梵志此诗的意思很明显，不愿大富大贫的交替，但求世世不富不贫，如此才算所谓的“上上人”，大旨仍是但求其“中”的“中庸”思想。
儒家著名的“中庸”思想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提倡不偏不倚，按常规办事，做到平常、一般，就可以了。这是儒家特有的思辨成果，它反对“过”与“不及”这两种偏颇倾向，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是处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要求和准则。同时，这种理论又被阐释为“时中”思想，就是“时时而中”、“处处而中”，要求人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套理论经过诸儒的进一步发挥和充实，不断地沉积和凝集，成为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韬光养晦，不走极端，保持适宜；从相反方面来看，则是缺乏创见，保守滞后，不思进取。
4 穷困户
“吾家昔富有，你身穷欲死。你今初有钱，与我昔相似。吾今乍无初，还同昔日你。可惜好靴牙，翻作破皮底。”
此诗主要在于表现破落户的不服气心理，好比阿Q的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此语似乎是在鄙视一个暴发户的洋洋自得，其实却显露了那些穷困潦倒的贫民的真实心态。寒山诗亦云：“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这是贫民的典型心态，说嫉妒也好，说不服气也罢，总之是心理不平衡，在嘴上却丝毫不服输，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
这种“精神胜利法”在中国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的。一般来说，农民都是安分守己、勤劳朴实的，都想过平安日子，但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这样简单的梦想常常被毁灭，因此内心深处常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为了消解痛楚而借助某种事物来发泄和诋毁，就表现出一种古怪自尊的“精神胜利法”。太多的身心苦痛造成了这种偏激想法，别人的优越感更激发了这种冲动，于是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派遣愁苦的方式，那就是盲目地自尊自大，对那些他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一概鄙视嘲讽，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对别人的不满和诋毁中去。他们的愿望是可怜的，消解的方式是可悲的，通过自欺欺人来麻醉自己，是对某种事物求之不得后的自嘲，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宝，是苦难的贫民非理性的“精神胜利”。这是愚昧麻木的表现，或是人性的黑暗和扭曲？至少是作者在不经意之中对历史痼疾的揭露和对民族通病的讽刺，足以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反思。
5 佛门败类
王梵志诗中有一组诗是反映宗教徒生活的，如《道人头兀雷》：“道人头兀雷，例头肥特肚。本是俗家人，出身胜地立……饱吃更索钱，低头著门出。手把数珠行，开肚元无物。生平未必识，独养肥没忽。虫蛇能报恩，人子何处出？”
唐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统治者采取平衡三教关系的政策，主张“胸怀三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明确了以“儒学为本、道释为辅”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结构。作者在这组诗中揭露了僧徒的丑恶行径，针对性十分明显。批评他们“佛殿元不识，损坏法家衣”，嘲讽他们“无心礼拜佛”、“只求多财宝”，对他们“例头肥特肚”、“饱吃更索钱”的丑态也刻画得入木三分，暴露出了这些僧人的丑恶嘴脸与伪善姿态，惟妙惟肖。
作者对女性出家者也作了品评，通过对比，对尼姑给予了批判，而对道姑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写尼姑的有：“寺内数个尼，各各事威仪。本是俗人女，出家挂佛衣……只求多财富，余事且随宜。富者相过重，贫者往还希。但知一日乐，忘却百年饥。不采生缘瘦，唯愿当身肥。今身损却宝，来生更若为？”写道姑的则是“观内有妇人，号名是女官。……贫无巡门乞，得谷相共餐。常住无贮积，铛釜当房安。眷属王役苦，衣食远求难。出无夫婿见，病看绝人看。乞就生缘活，交即免饥寒。”
道姑困于王役、远离家乡、孤苦无依、糊口不易，她们要求还俗，恢复凡人生活的权利，她们的感情与愿望与俗人无异。而描写尼姑时，则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写尼姑应付艰难生活的办法与道姑迥异，她们采取了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的唯利是图的办法。她们嫌贫爱富，对富人阿谀逢迎，违背了佛教平等之义，同时只图自己富足，哪管亲人贫困，这和道姑愿与亲人相濡以沫的感情恰好形成鮮明对照。作者警告这些为来世修行的尼姑：今身如此度过，来生将不堪设想。
“童子得出家，一生受快乐。饮食满盂中，架上选衣着。平明欲稀粥，食手调羹臛。饱吃取他钱，此是口客作……生佛不拜礼，财色偏染著。白日迩身名，兼能夜逐乐。不肯逍遥行，故故相缠缚。满街肥统统，恰似鳖无脚。”这首诗讽刺了那些无心向佛，为避赋役而混入寺院中吃喝玩乐的无赖之徒。讽刺了僧徒的寄生生活，说他们肠满脑肥，无所事事，不学无术。诗人对于出家人中那一部分口中念佛、心向财色、不修来世、只图享乐的佛门败类是无比憎恶。他历数了个别出家人的各种恶行之后，写道：“满街肥统统，恰似鳖无脚”，僧服宽大一团，僧人懵懂无智，无论外表还是实质，都像一只无脚之鳖，令人生厌。他们外形可笑，加之数量众多，因此，诗人将其描写为街市的一大奇特景观。 隋唐时有很多不堪赋役压迫的贫民便冒称僧尼、道士。他们藏匿在寺院道观里，名义上吃斋念佛、修行德道，实际上是寻求一种没有税役负担的生活，不受凡尘俗世的拘束，远离时局的动荡变迁，偏安一隅。唐高祖诏书指责他们，“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到武则天当政时，佛教势力更是畸形膨胀。男女僧众数量激增，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佛法，只是以法衣为幌子，贪财取乐。大量僧侣地主依仗政治上的特权和宗教势力的保护，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有些甚至无恶不作，形成了一个剥削阶层。
鲁迅《而已集》中说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懂得此道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很有意思的心态，王梵志诗恰恰也有所体现：对僧徒的厌恶和对道姑的同情。缘何如此，大概是和本民族的主流意识、民众的信仰层次以及佛、道等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和影响有关，是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6 老贼娶妇
有一首老贼娶妇的诗。“……心恒更愿取。身体骨崖崖，面皮千道皱。……口里无牙齿，强嫌寡妇丑。闻好不惜钱，急送一榼酒。前人许赐婚，判命向前走。迎得少年妻，褒扬殊面首。旁边千咽唾，恰似守碓狗。舂人收糠将，舐略空唇口。忽逢三煞头，一棒即了手。”这首诗像一幅漫画，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年迈而心花的老色鬼形象，说他瘦骨嶙峋、满脸皱纹、牙齿掉光，还天天想着娶媳妇，而且嫌弃寡妇不美，反而对漂亮的妙龄少女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娶回家，不妙的是，乐极生悲，暴毙于新婚之夜。诗中对所要鞭挞的人物全然不作主观评判，只把这个龌龊的老色鬼的言行举止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给读者，越发觉得逼真，妙不可言，让人一下子就读懂了诗人对他的嘲讽和奚落。此诗揭露了人性的阴暗面，把世人的那种无耻卑劣的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底层社会的小人物长期经受生活的折磨，现实状况着实不堪，与人交往中也一贯处于劣势，屡受欺凌和侮辱，导致他们心理的扭曲和思想的病态。他们是王梵志时代活生生的人物，可是，谁能说他们仅仅是王梵志时代所特有的人物，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呢？王梵志诗所反映的历史真实，不仅是社会的真实，而且是心灵的真实，他不仅描写了人世间种种的生活图景，而且展示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使我们窥见了那个社会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情绪。王梵志诗的讽刺对象一直延伸到人们的种种心理痼疾，展示了那个社会下层民众的心理气氛和思想脉搏。作者写遍了人间百态，颠倒众生，也写遍了人们的爱、憎、贪、嗔、痴，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留下了一幅生动的时代缩影，对于后人来说，也是一本无比珍贵的研读素材。
参考文献：
[1] 任半塘：《王梵志诗校辑·序》，張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10）.
[2] 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
[3]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
沧州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