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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就同中国共产党有过交往，当时美军观察组就长驻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由于美方坚持其帝国主义立场，使这次谈判无果而终，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灰溜溜地离开南京，取道冲绳返回美国。
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司徒雷登坚留待命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以横扫千均之势，向长江以南挺进。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大使馆，希望他们一同南下。此时，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考量，他要留下来，以观事态的发展。
4 月12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三种行动方案：1、接受李宗仁的邀请，随李氏飞往广州；2、置李氏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和其他使团仍滞留南京，按兵不动；3、在李氏请求南撤而南京未被占领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他本人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并阐明留在南京的重要性。他说：“我非常想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人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来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同我商谈，那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人不愿意同任何美国官员这样商谈，我们也就能够根据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可见，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只是“等待尘埃落定”，是落实艾奇逊对华政策精神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华的利益。
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人当中，他最适合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与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婚后又来中国传教，先后出任过中国金陵神学院教授，燕京大学校长。在与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而燕京大学有众多的学生又在“共产党的阵营中”。他认为，自己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在日本侵华时期，他曾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坐过牢，这颇得中国人的同情和好感。司徒雷登的建议最终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批准，同意他继续留在南京。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不到24个小时，3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胜利渡过长江，直捣南京。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用过早餐,国民党政府代理外长叶公超就急急忙忙赶来，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南迁广州，司徒雷登当即拒绝。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司徒雷登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形容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情形：“有秩序，有条理。”
司徒雷登奉命与中共接触 周恩来派黄华急赴南京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就是与中共官方会谈，以观察中共政策的动向，为美国当局制定对华政策服务。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封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与他，“不以美国官方代表的资格，而是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在司徒雷登看来，他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共产党有反美情绪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还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分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刻误解。“倘若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为此，他建议：需要“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此基础上消除相互间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将是有利的。但是，他也非常担心中共苏化，影响美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他在电报中说：“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现代民主，而是把苏联模式的专制政体移植于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由此可见，司徒雷登表面上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又不允许实行苏联式的制度，否则就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就要对中国加以惩罚。
美国当局反复推敲了司徒雷登的建议，思索再三，于4月6日复电司徒雷登，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政权为止，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且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并提醒他在与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牒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者“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之类的话。还提醒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对司徒雷登等人的活动及美国当局对华政务的微妙变化，中共中央是一清二楚的。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就已经指出，“美国也不是不要和我们来往，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作者）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利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就要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在南京，除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带领主要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外，大多数国家的驻华使馆仍留在那里。为此，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决定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
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特地把黄华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外国的外交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周恩来向黄华介绍了美国当局和司徒雷登近期活动的情况：司徒雷登曾通过有关渠道，向我党表示只要中国共产党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新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
黄华原为燕京大学的高才生，不仅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而且与司氏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还是同学关系，同窗同室。况且，傅泾波曾在香港致函周恩来和邓颖超，示意接近。就黄华本人来说，此前在天津外事处工作，无论外交经验，还是外语水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周恩来选择黄华负责与司徒雷登接触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这样一下就缩短了黄华与司徒雷登之间的距离，创造了和谐交谈的氛围，通过他们的接触与交谈，有可能为更高层的接触打下基础。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黄华于4月下旬赴南京就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开始了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
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便宣布中共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一律按一般侨民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司徒雷登便失去了以往的特权，而只能以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的身份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呆在家里，一筹莫展。正在此时，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告诉他，黄华来南京就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据说黄华这次来南京是专门与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司徒雷登闻听此言，为之一振，马上精神起来。他知道，黄华是自己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与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他十分高兴地对傅泾波说：“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假若对黄华的这一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傅泾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司徒雷登对他很赏识和信任，让他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关系非同寻常，而傅泾波人很干练，并与国共两党的人都有过接触。所以，司徒雷登把傅视为知己，十分重用。傅泾波在香港给周恩来、邓颖超及其他人写信，就是受司徒雷登的指使，是司徒雷登想与中共拉关系的一个步骤。这次黄华来南京主管外事工作，司徒雷登要想与黄华接触，很自然地要使用傅泾波这匹“宝马良驹”了。于是，司氏对傅泾波面授机宜，要他立即与黄华接洽。这样，在中美关系史上一出谈判的重头戏便这样开始了。
傅泾波出面投石问路 党中央电示谈判方略
5月7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这是一次独特的会见。就私交而言，他们是同窗旧友，这次相会，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就公事而论，他们立场不同，所代表的是敌对双方，黄华是代表中共方面，而傅泾波却代表的是美方的司徒雷登。双方稍作寒暄之后，傅泾波开门见山道出了来意。他说：“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曾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南撤，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皆作留驻的准备。英、法等国见美国未走，均效法美国仍留在南京。而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目前这一计划已获艾奇逊的首肯。”“司徒雷登甚盼与你会见，因为现在正值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时期，他本人希望能在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并表示1946年11月4日签定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
黄华对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关于与司徒雷登会见之事，待考虑后再说。在谈话中，几次涉及到司徒雷登时，黄华只称他为“老校长”，而绝不使用大使的称谓。
5月8日，黄华将会见傅泾波的情况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黄华的报告进行了慎重讨论，并于10日复电中共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这封电报即《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1、 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向和目的。
2、 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指1949年10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作者）。
3、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照此话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4、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5、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商量一次。
6、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也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7、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中共南京市委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电之后，与黄华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拟出了与司徒雷登会晤的方案，黄华本人也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去会见这位昔日的“老校长”。
师徒久别重新相逢 中美代表首次会晤
5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同司徒雷登举行首次会谈。说是“以私人身份”，可是所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并非学生到“老校长”家拉家常。
司徒雷登见到昔日自己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黄华，而今已是中共南京市委军管会外事处的负责人了，感慨万分。黄华对司徒雷登说：“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仍将保护其安全，请放心。”司徒雷登也不愿把会见的气氛搞得太僵，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他本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
黄华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商务关系。
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他还说，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共产党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建立起这一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还表示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
黄华表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对此，司徒雷登表示，他将转告美国有关方面。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美国舰队于5月21日撤离青岛，驻扎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美国军舰也准备撤离。
在谈到美国与新政府的关系时，黄华提出应以平等和互利为先决条件，而司徒雷登则表示，只有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才会有承认的适当基础。言外之意，是要中共继续承认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当然是新中国根本无法接受的。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首次接触还是有成效的。双方亮出了各自的观点，虽有严重分歧，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进展，美国舰队撤离青岛就是一个成果。（待续）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司徒雷登坚留待命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以横扫千均之势，向长江以南挺进。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大使馆，希望他们一同南下。此时，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考量，他要留下来，以观事态的发展。
4 月12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三种行动方案：1、接受李宗仁的邀请，随李氏飞往广州；2、置李氏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和其他使团仍滞留南京，按兵不动；3、在李氏请求南撤而南京未被占领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他本人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并阐明留在南京的重要性。他说：“我非常想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人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来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同我商谈，那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人不愿意同任何美国官员这样商谈，我们也就能够根据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可见，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只是“等待尘埃落定”，是落实艾奇逊对华政策精神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华的利益。
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人当中，他最适合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与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婚后又来中国传教，先后出任过中国金陵神学院教授，燕京大学校长。在与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而燕京大学有众多的学生又在“共产党的阵营中”。他认为，自己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在日本侵华时期，他曾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坐过牢，这颇得中国人的同情和好感。司徒雷登的建议最终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批准，同意他继续留在南京。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不到24个小时，3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胜利渡过长江，直捣南京。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用过早餐,国民党政府代理外长叶公超就急急忙忙赶来，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南迁广州，司徒雷登当即拒绝。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司徒雷登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形容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情形：“有秩序，有条理。”
司徒雷登奉命与中共接触 周恩来派黄华急赴南京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就是与中共官方会谈，以观察中共政策的动向，为美国当局制定对华政策服务。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封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与他，“不以美国官方代表的资格，而是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在司徒雷登看来，他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共产党有反美情绪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还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分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刻误解。“倘若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为此，他建议：需要“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此基础上消除相互间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将是有利的。但是，他也非常担心中共苏化，影响美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他在电报中说：“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现代民主，而是把苏联模式的专制政体移植于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由此可见，司徒雷登表面上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又不允许实行苏联式的制度，否则就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就要对中国加以惩罚。
美国当局反复推敲了司徒雷登的建议，思索再三，于4月6日复电司徒雷登，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政权为止，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且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并提醒他在与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牒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者“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之类的话。还提醒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对司徒雷登等人的活动及美国当局对华政务的微妙变化，中共中央是一清二楚的。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就已经指出，“美国也不是不要和我们来往，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作者）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利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就要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在南京，除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带领主要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外，大多数国家的驻华使馆仍留在那里。为此，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决定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
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特地把黄华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外国的外交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周恩来向黄华介绍了美国当局和司徒雷登近期活动的情况：司徒雷登曾通过有关渠道，向我党表示只要中国共产党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新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
黄华原为燕京大学的高才生，不仅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而且与司氏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还是同学关系，同窗同室。况且，傅泾波曾在香港致函周恩来和邓颖超，示意接近。就黄华本人来说，此前在天津外事处工作，无论外交经验，还是外语水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周恩来选择黄华负责与司徒雷登接触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这样一下就缩短了黄华与司徒雷登之间的距离，创造了和谐交谈的氛围，通过他们的接触与交谈，有可能为更高层的接触打下基础。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黄华于4月下旬赴南京就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开始了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
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便宣布中共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一律按一般侨民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司徒雷登便失去了以往的特权，而只能以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的身份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呆在家里，一筹莫展。正在此时，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告诉他，黄华来南京就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据说黄华这次来南京是专门与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司徒雷登闻听此言，为之一振，马上精神起来。他知道，黄华是自己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与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他十分高兴地对傅泾波说：“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假若对黄华的这一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傅泾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司徒雷登对他很赏识和信任，让他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关系非同寻常，而傅泾波人很干练，并与国共两党的人都有过接触。所以，司徒雷登把傅视为知己，十分重用。傅泾波在香港给周恩来、邓颖超及其他人写信，就是受司徒雷登的指使，是司徒雷登想与中共拉关系的一个步骤。这次黄华来南京主管外事工作，司徒雷登要想与黄华接触，很自然地要使用傅泾波这匹“宝马良驹”了。于是，司氏对傅泾波面授机宜，要他立即与黄华接洽。这样，在中美关系史上一出谈判的重头戏便这样开始了。
傅泾波出面投石问路 党中央电示谈判方略
5月7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这是一次独特的会见。就私交而言，他们是同窗旧友，这次相会，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就公事而论，他们立场不同，所代表的是敌对双方，黄华是代表中共方面，而傅泾波却代表的是美方的司徒雷登。双方稍作寒暄之后，傅泾波开门见山道出了来意。他说：“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曾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南撤，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皆作留驻的准备。英、法等国见美国未走，均效法美国仍留在南京。而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目前这一计划已获艾奇逊的首肯。”“司徒雷登甚盼与你会见，因为现在正值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时期，他本人希望能在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并表示1946年11月4日签定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
黄华对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关于与司徒雷登会见之事，待考虑后再说。在谈话中，几次涉及到司徒雷登时，黄华只称他为“老校长”，而绝不使用大使的称谓。
5月8日，黄华将会见傅泾波的情况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黄华的报告进行了慎重讨论，并于10日复电中共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这封电报即《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1、 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向和目的。
2、 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指1949年10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作者）。
3、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照此话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4、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5、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商量一次。
6、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也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7、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中共南京市委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电之后，与黄华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拟出了与司徒雷登会晤的方案，黄华本人也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去会见这位昔日的“老校长”。
师徒久别重新相逢 中美代表首次会晤
5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同司徒雷登举行首次会谈。说是“以私人身份”，可是所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并非学生到“老校长”家拉家常。
司徒雷登见到昔日自己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黄华，而今已是中共南京市委军管会外事处的负责人了，感慨万分。黄华对司徒雷登说：“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仍将保护其安全，请放心。”司徒雷登也不愿把会见的气氛搞得太僵，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他本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
黄华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商务关系。
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他还说，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共产党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建立起这一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还表示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
黄华表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对此，司徒雷登表示，他将转告美国有关方面。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美国舰队于5月21日撤离青岛，驻扎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美国军舰也准备撤离。
在谈到美国与新政府的关系时，黄华提出应以平等和互利为先决条件，而司徒雷登则表示，只有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才会有承认的适当基础。言外之意，是要中共继续承认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当然是新中国根本无法接受的。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首次接触还是有成效的。双方亮出了各自的观点，虽有严重分歧，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进展，美国舰队撤离青岛就是一个成果。（待续）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