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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天才，现在是蠢材”】
白发苍苍的廖冰兄像一个“小孩子”。
曾经，亲朋好友眼里的廖冰兄行动矫健，妙语连珠，晚年却不良于行，语不成句。时钟和记事本离不开身，所记多是生活细节。每天，他会根据身体状况，自己规定抽几支廉价香烟，抽完一支就在记事本上打个“√”，打完这几个“√”，就不再抽了。
别人来探望廖冰兄，有的人他一眼就认出来，有的他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来，便拿出记事本让客人写下名字，还指着时钟要求记下时间。一些和亲朋说不清楚的话，也要靠慢慢手写，当交流不顺畅时，廖冰兄会突然用粤语喊出一句：“原来是天才，现在是蠢材。”
一次，我跟廖老提起北京的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他马上大喊“猫仔”，接着用笔写下这两个字，再把两个偏旁圈掉，变成“苗子”——他依然记得老友儿时的小名。
还有一次，看到一位来访者脸庞稍长，廖冰兄便拿出纸笔，寥寥数笔，画了一张惟妙惟肖的人像——这时候，他还是原来的那位绘画天才。
2005年10月21日，廖冰兄在广州市少年宫度过了90岁的生日。流花湖畔的廖家与少年宫只有一墙之隔，坐在他家的阳台，隐隐可以听见远处小朋友传来的歌声。“童画是我师”，不只是挂在廖冰兄的嘴上。他的自画像中有多幅返老还童的写照，把年龄除以十，是他自鸣得意的“念头”。在一幅送给朋友的画上，他写下题跋：“君念童年事，我学儿童画。永存赤子心，毋须叹华发。”
晚年廖冰兄牵挂贫苦的儿童，一次次地用字画筹款帮助儿童的教育和医疗。他曾经靠着一支画笔为自己的人生画出一片朝霞初现的新天地，到了夕阳无限好之际，行止有时如同小孩的他，仍念念不忘用畫笔为儿孙再画一片艳阳天。在他描绘的图景中，即使世间已无廖冰兄，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廖冰兄”与人乐其乐，为世平不平。
我曾有幸坐在简朴的廖家，目睹廖冰兄和小学生玩乐，对女儿撒娇。这时候的他，仿佛回到孩提时代，他依然认真地读书读报，偶尔会冒出一两句如同格言的话。
【少小孤贫万辱侵】
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影响他的一生。在廖冰兄的记忆里，童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他曾写下“少小孤贫万辱侵，人间何世听呻吟”的诗句。
1915年10月21日，他在广州城北观音山（今越秀山）脚的贫民窟大石街出生，廖父为他取名“东生”，喻意在广东出生。廖父是广西人，在军阀里当低级军官。廖东生四岁时，妹妹廖冰出生不久，廖父就逝于汕头。
廖东生童年生活在大石街，这里有私塾、当铺、赌档、鸦片烟馆，街坊邻里多是拉黄包车、卖牛杂、纺纱织布的穷人。他做过小贩，干过纺纱、织麻鞋等活儿，东凑西拼一些学费，才得以断断续续地读书。课余，廖东生喜欢涂涂抹抹，买不起画集，他临摹的范本是通书、木刻画、月份牌画；买不起颜料，他用砖头角、碎瓦片、竹枝树枝在地面的方砖上画起来。
廖东生常在广州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的一间大草棚转悠。这间大草棚是初创时期的广州美术专门学校，创办人是胡根天。1932年9月，廖东生成为胡根天的学生。廖曾回忆：“根天师只是给我一些启发性的指点，从不以什么样的画法强加于我。对那些现在看来很可能要羞得脸红的幼稚的习作，他都给我打上很高的分数。他这样对待我这个‘无法无天’的学生，不知该叫鼓励还是纵容。但毕竟在他任教之下的三年，我一直自由自在地画，越画兴趣越浓，越画胆子越大，画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竟然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学生成绩展览会上独占了一个课室，开起‘廖东生个人画展’。如果当时的老师不是这位‘无法而治’的胡根天，我决不可能有这个在一些人眼里视为狂妄的行为，甚至不可能直到今天还拿着画笔。”
当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上海漫画刊物《时代漫画》，给了廖东生艺术上的滋养，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陆志庠等漫画家的作品，深刻他的脑海。他大胆投稿，很快便成为《时代漫画》的中坚作者。多年后，他说：“《时代漫画》是我的漫画艺术的摇篮。”
1933年，廖东生给广州《诚报》写了一篇文章，不假思索地用妹妹廖冰的名字作为笔名，写毕又觉欠妥，灵机一动：“我不就是廖冰之兄吗？”于是署名“廖冰兄”，从此，这个名字伴其一生。
【民族斗争的武士】
1937年1月，廖冰兄随《伶星》杂志迁到香港当美术编辑。抗战爆发后，许多广州人逃至香港避难，廖冰兄回忆当时的心情：“就像迎接盛大节日一样迎接抗战。”他毅然辞去《伶星》杂志的工作，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抗战。谁料在广州报国无门，廖冰兄便投靠到母亲后夫的家乡广西武宣县桐岭乡湾龙村。他激情澎湃，连续40多天日以继夜，画了200多幅宣传抗战的漫画。
廖冰兄在文章《谈漫画》中说：
抗战开始以来，一般漫画作者把惯常消极的笔锋转过来作动员群众的工具、打击敌人的武器，产生了大量有利于抗战的作品，干过不少有力量的工作。于是“抗战的漫画”生长起来了。无论在都市的通衢里，农村的角落里，前线的战壕里，甚至一时失陷的土地里，它们都迈开了强健的脚步，在中国漫画史中，划开了一个新时代。
1938年2月，廖冰兄带着那200多幅“抗战的漫画”回到广州。李凡夫、林檎、黄超等广州画家正在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画展，看到廖冰兄从广西带来的画作时，决定就在他们展览过的场地，举办“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展期为2月23日至28日。
这是廖冰兄第一次公开的个展。布展的助手是廖冰兄的妹妹廖冰和同学罗凤珍。布置得差不多时，廖冰兄给广东省政府机要秘书黄苗子打了一个电话，晚上10时许，黄苗子带来两个人，一个是刚从上海迁来的《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一个是《救亡日报》记者兼美术编辑郁风，三人是廖冰兄画展的第一批观众。
两个助手，是廖冰兄最重要的亲人。1944年春，廖冰兄和罗凤珍在重庆结成夫妇。
三个观众，是廖冰兄最信任的朋友。1944年夏，黄苗子和郁风在重庆结成夫妇。 妹妹廖冰的童年和哥哥一样苦。11岁才开始上学，冰雪聪明，年年跳级，仅用三年就读完小学课程。小学毕业后考上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无钱读书，30多岁的许老师喜欢上廖冰，答应供她读书，但条件是嫁给他，14岁的廖冰无奈同意了。抗战爆发后，廖冰离开了许家，加入抗日团体，担任宣传工作。廖冰文笔流畅，哥哥用漫画作抗日武器，妹妹用的是文章。抗战胜利后，廖冰在广西从事教育工作，遇到了心上人梁持亚，从此安家广西。
1952年冬，廖冰从广西出差到广州，得以和哥哥一家欢聚。这时，已是兄妹自抗战期间在桂林相聚又别后的12年。这次相聚是难得的时光，没想到这一别竟又是20年。广州广西，咫尺天涯，在动乱的年代里，兄妹俩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廖冰对女儿说：“今生今世如果能再见哥哥一面，我死了也甘心。”
不想此语成真。1972春节，兄妹相约在广州见面。分别20年，相聚仅仅11天，有说不完的话，倾不尽的情。末了，廖冰依依不舍地坐上回广西的长途汽车，却在广东云浮县遭遇车祸，瞬间撒手人寰。
同学罗凤珍和廖冰兄1935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读书时男女分班，往来不多，毕业旅行时才开始相识。毕业后，罗凤珍在香港参与筹办劳工夜校。在广州重逢时，罗凤珍深深为廖冰兄的才华吸引，但仅仅相聚一个多月后，两人就面临分别。1939年，廖冰兄收到罗凤珍从香港寄来的一张照片，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纵然‘地球是圆的’，我们的相遇，也许要在不可忖想的遥远的日子吧？”
相遇并不遥远，罗凤珍和廖冰兄在5年后的春天相爱，喜结良缘。
黄苗子则和廖冰兄早就通过彼此发表在《时代漫画》的作品认识了。黃苗子当面见到的廖冰兄是个瘦长的小伙子，大伙叫他“腊肠”。这根又瘦又瘪的“广东腊肠”却老是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感情像水蜜桃一样，一碰就“溢”出来。一天中午，黄苗子和廖冰兄在马路上走着聊天，忽然远处涌来庞大的抗日游行队伍，廖冰兄不由分说，拉着黄苗子立马加入队伍中。一路上，两人跟着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游击队之歌，走了三个钟头才解散。当时廖冰兄是学校教师，学生等着他上课，黄苗子是公务员，还要到政府上班，但是在廖冰兄的热情鼓动下，彼此都忘掉了一切。
廖冰兄在首次个展上想到的第一个朋友，竟是身在官场的黄苗子。当晚，黄苗子带着夏衍和郁风观看廖冰兄的漫画展，这三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文化人，对充满草根味道的作品大为赞赏。夏衍和郁风立即决定在《救亡日报》上为廖冰兄开专版，黄苗子写了文章郑重评介：“他不仅趋向艺术趣味的探讨，他更加紧尖锐了他特有的武器，向着敌人施以致命的投击！他绝不是一个仅带有装饰风的小品漫画家。他是一个民族斗争的武士。”
廖冰兄对此次个展的这三位观众感念不已，从此订交终生。几十年风云变幻，等到1938年的后两个数字刚好换了位置——1983年，廖冰兄到北京再开个展，当年38岁的夏衍已经83岁了，这次他是坐在轮椅上，由黄苗子、郁风夫妇推着到展览现场的。
【“红须军师”】
“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在广州展览的成功，虽然未使廖冰兄的生活得到改善，却让他结识了许多好友。摄影家郑景康看了画展后，告诉廖冰兄：“叶浅予任队长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已由上海迁到武汉，何不把这批作品带到武汉展出？”廖冰兄没有路费，郑景康毅然卖掉心爱的相机，买了两张火车票，和他同赴武汉，寻找“救亡漫画宣传队”。
“救亡漫画宣传队”队长叶浅予这样回忆那时的廖冰兄：“他夹了一卷宣传画从广州赶赴武汉，20来岁的小伙子，一副瘦身材，一对大眼睛，说话像开机关枪，全无保留，毫不客气，在见面的几分钟里，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全部发射出来。从此他就成为‘漫画宣传队’的中坚人物。”但队中已有摄影人员，叶浅予没法接收郑景康，郑只好转赴延安，后来拍了不少中共领导人的摄影作品。
廖冰兄带来的作品，正好赶上当年4月的“保卫武汉”宣传周活动。展览地点在武昌百货大楼二楼，同一层举办的是张大千之兄张善孖的国画展。张善孖善于画虎，人称“虎痴”，其时年逾五旬，早已名满天下。后辈廖冰兄的作品通俗生动，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不少观众都挤到这边来看。张善孖看了廖冰兄的作品，并未因观众厚此薄彼而不快，反而设宴款待廖。
叶浅予领导的“救亡漫画宣传队”队员有张乐平、陆志庠、梁白波、特伟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漫画史上重要的人物。廖冰兄活跃在志同道合者中，如鱼得水。他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又善于为宣传队出谋划策，队员称他为“红须军师”。漫画家汪子美说：“叶浅予的漫画宣传队有了你这个‘红须军师’，就如虎添翼了。”
这位“红须军师”不只是一个画匠。他曾说：“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武汉沦陷后，政府停发了“救亡漫画宣传队”的经费，廖冰兄在各地辗转的抗战中目睹了现实之残酷。他不断思考政治环境对漫画艺术的影响，在1940年2月13日《漫画与民主》一文，可见他的思想轨迹：
有些鄙薄中国漫画的人，常责怪中国没有半个健全的政治漫画家；然，我们决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隐讳这个缺点，但是，我们很应该想想中国漫画的历史与积虑，更应该回顾一下过去的环境有没有束缚过漫画家的笔尖。我们不能如美国的格罗柏，侮辱了日本天皇惹起国际的交涉还有罗斯福总统为其袒护；英国的大卫·罗能够骂希特拉，违反张伯伦首相的国策、现实主义的外交；更不能如苏联作家一样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天才去争取人类共同的真理。因此中国政治漫画的贫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在廖冰兄的漫画创作中，离不开对当时政治的思考。他曾说：“我是搞什么的？是搞政治的，借着画笔搞政治，是公仔政治。”
【《猫国春秋》】
抗战后期的重庆汇聚了无数的文化人，在著名的文化人聚集场所“二流堂”里，叶浅予、黄苗子、郁风、丁聪都和廖冰兄惺惺相惜。廖冰兄并不是“二流堂”的主要人物，但多年后也成了这个著名冤案的一员。 廖冰兄记得，湘桂大撤退之际，张光宇携妻带儿，经香港辗转返入内地，脱离虎口，进入重庆。廖冰兄和叶浅予寄寓重庆北温泉，便把他一家接来，在一间小木屋安顿下来。张光宇几乎衣尘未洗，就找画笔宣泄一路的积愤，在简陋的小木屋里，他画出了一批描述逃难百姓在前虎后狼夹攻中的作品。廖冰兄见状甚为感动，专门画了一幅漫画，记录张光宇作画的情景。
廖冰兄偶尔到城里来，黄苗子带花园的公馆成了他免费的“旅馆”兼“饭店”。黄苗子当时在财政厅任职，接待廖冰兄仅是比平日多加皮蛋一只，却已让廖回味无穷。更开心的是，他和老同学罗凤珍重逢相爱了。在重庆北郊晋云山松林坡上，一座四面透风的泥砖炮楼，成了他们的“新房”。廖冰兄穷得连请朋友吃顿饭的钱都没有，悄悄向叶浅予诉苦，叶浅予倾尽所有，请朋友们吃了一顿便饭，祝贺两人喜结良缘。一年后，廖、罗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廖冰兄原想为女儿取名“廖怀嘉”，喻意怀念嘉陵江，转念一想，“陵”与“零”同音，何不叫“零一”，以后再生孩子，取名却也省事。于是，廖家的四个孩子分别名为“零一”（陵依）、“零二”（陵儿）、“零三”（陵珊）、“零四”（陵思）。
八年抗战，以惨胜告终。廖冰兄刚好进入而立之年，却经历了长期的失业之苦。
满怀希望的喜悦很快变成满目疮痍的愤怒。廖冰兄和罗凤珍本想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家乡，不想有乡难返，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复员”“劫收”。流落在嘉陵江边，廖冰兄开始构思艺术生涯的一个高峰——《猫国春秋》。
从夏天到冬天，廖冰兄都沉浸在《猫国春秋》中。罗凤珍产后体弱多病，零一的尿布由廖冰兄洗净烘干，没有育儿经验，零一长了湿疹，全身奇痒，一家不得安宁。廖冰兄常常左手抱着女儿，右手作画。5个月的日日夜夜，廖冰兄画了100多幅作品。
《猫国春秋》漫画的主角是拟人化的猫和鼠。猫鼠向来是对立的，在廖冰兄笔下却是猫鼠一窝。黄蒙田对廖冰兄说：“你的《猫国春秋》漫画是‘恶魔派’。”廖冰兄答：“可不是吗，我画的全是光天化日出现的魔鬼，我不能像画别的题材时那样轻松地对待他们。”
1946年春节，“《猫国春秋》漫画展”在重庆展出。老百姓心里积压了太多苦闷、愤恨，廖冰兄的漫画仿佛导火线，一下子引爆了民心的炸弹。叶挺、王若飞、郭沫若、田汉等人都前往参观。
廖冰兄原先和郭沫若并不熟悉。在一次饭局上，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古怪，自称为兄？”美术家王琦代为解释：“他妹妹名叫廖冰，两人自幼相依为命，冰兄之名者，廖冰之兄也。”郭沫若恍然大悟，笑道：“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了。”
《猫国春秋》尤其能引起知識人强烈的共鸣。漫画《教授之餐》中，教授一家四口拿着空饭碗，把餐碟上的洋装厚书一页一页撕开啃起来；《燃血求知》中，骨瘦如柴的学生用点燃自己的血液发出的微光看书，蚊子和臭虫同时在吸他的血；《为人作嫁》中，工程师在风雨中为富豪的藏娇别墅设计图纸，自己只能打开一把破伞在漏雨的斗室里工作；《但愿有个温室》中，披着破毡子避风雨的老教授，幻想自己有一间温室可以培育幼苗。
这年夏天，廖冰兄带着《猫国春秋》到了知识人云集的昆明。在一座教堂展出之前，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民盟总部看了，闻一多对廖冰兄说：“这些作品好是好，只是为我们说得太多了。”不久，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廖冰兄满怀悲愤地画了李公朴追悼会的遗像，却不能出席。当局命令《猫国春秋》停展。
《猫国春秋》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是《枭暴》：黑夜将尽，一只凶暴的夜枭狠狠地咬着一只在挣扎的晨鸡的嘴不放。这是鸡啼的时刻，夜枭不准它高歌。
这幅画，廖冰兄多次重绘，后命名为《禁鸣》。其命运也可堪回味——画作两次被窃。
第一次，是1947年在香港被窃。第二次，据廖冰兄回忆，1979年他重绘此画，是为了纪念一位为保护光明而献身的猛士（张志新），却再次于1981年在法国展出时被窃。
【“凡夫俗子”】
廖冰兄带着妻女从生死线上幸存回乡。1946年10月1日，当他们一家坐车经过距贵阳一百余公里的关岭场外山坳时，汽车翻下深谷，当场死亡11人。夫妇俩昏了过去，等到廖冰兄醒来时，发现两岁的零一坐在旁边哭泣，幸好没有丝毫损伤。肚里已怀了零二的罗凤珍受了重伤，廖冰兄断了一条锁骨。在贵阳养伤，廖冰兄既要照顾受伤的妻子，又要呵护女儿，不肯让医生给他伤了锁骨的左肩上夹板。从此，他左边的锁骨落下了变形的后遗症。
1947年1月，广州是烧炮仗和闹花市的时节，他们回来了，却听到民谣这样唱道：“烧错炮仗，拍错手掌，迎错老蒋。”在自己的家乡无法安身立命，他们只好移居香港。
从1947年2月到1950年10月，廖冰兄住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内战打响，香港成了“后方”，有许多避难的文化人，还有漫画史上重要的组织——人间画会。成员有黄新波、梁永泰、张光宇、陈雨田等，几乎都是没有固定收入的穷画家，廖冰兄很快和他们亲如兄弟，重显“红须军师”本色。他倡议人间画会举办“风雨中华”漫画展。画家们日夜创作，深夜时没钱买夜宵充饥，却并不以为苦。
廖冰兄敏锐地发现，自己以往纯政治性的作品在香港“水土不服”。香港是一个市民社会，几乎所有报纸都登载漫画，市民喜欢的却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具有当地风格的漫画。廖冰兄一下子就悟到：今后的创作要“入乡随俗”。选美、赛马、时装展览等香港特有的题材，进入廖冰兄的笔下。他说：“我是用‘阳春白雪’的技术，奏‘下里巴人’的曲目，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万变不离其宗。”
廖冰兄的漫画文字往往是“打油诗”。聂绀弩曾说，廖冰兄是个大诗人。他的竹枝词、粤讴，几乎是随口成章，句句见好。
1948年2月25日，廖冰兄开始在《华侨晚报》发表《阿庚传》，主角“阿庚”很快成了香港街知巷闻的人物。多年后，他有感而发：“我向来把事业看得很伟大，把责任看得很崇高，把自己看到很渺小。我无法使自己‘雅’起来，所以，我最喜欢‘凡夫俗子’这个印。”
白发苍苍的廖冰兄像一个“小孩子”。
曾经，亲朋好友眼里的廖冰兄行动矫健，妙语连珠，晚年却不良于行，语不成句。时钟和记事本离不开身，所记多是生活细节。每天，他会根据身体状况，自己规定抽几支廉价香烟，抽完一支就在记事本上打个“√”，打完这几个“√”，就不再抽了。
别人来探望廖冰兄，有的人他一眼就认出来，有的他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来，便拿出记事本让客人写下名字，还指着时钟要求记下时间。一些和亲朋说不清楚的话，也要靠慢慢手写，当交流不顺畅时，廖冰兄会突然用粤语喊出一句：“原来是天才，现在是蠢材。”
一次，我跟廖老提起北京的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他马上大喊“猫仔”，接着用笔写下这两个字，再把两个偏旁圈掉，变成“苗子”——他依然记得老友儿时的小名。
还有一次，看到一位来访者脸庞稍长，廖冰兄便拿出纸笔，寥寥数笔，画了一张惟妙惟肖的人像——这时候，他还是原来的那位绘画天才。
2005年10月21日，廖冰兄在广州市少年宫度过了90岁的生日。流花湖畔的廖家与少年宫只有一墙之隔，坐在他家的阳台，隐隐可以听见远处小朋友传来的歌声。“童画是我师”，不只是挂在廖冰兄的嘴上。他的自画像中有多幅返老还童的写照，把年龄除以十，是他自鸣得意的“念头”。在一幅送给朋友的画上，他写下题跋：“君念童年事，我学儿童画。永存赤子心，毋须叹华发。”
晚年廖冰兄牵挂贫苦的儿童，一次次地用字画筹款帮助儿童的教育和医疗。他曾经靠着一支画笔为自己的人生画出一片朝霞初现的新天地，到了夕阳无限好之际，行止有时如同小孩的他，仍念念不忘用畫笔为儿孙再画一片艳阳天。在他描绘的图景中，即使世间已无廖冰兄，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廖冰兄”与人乐其乐，为世平不平。
我曾有幸坐在简朴的廖家，目睹廖冰兄和小学生玩乐，对女儿撒娇。这时候的他，仿佛回到孩提时代，他依然认真地读书读报，偶尔会冒出一两句如同格言的话。
【少小孤贫万辱侵】
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影响他的一生。在廖冰兄的记忆里，童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他曾写下“少小孤贫万辱侵，人间何世听呻吟”的诗句。
1915年10月21日，他在广州城北观音山（今越秀山）脚的贫民窟大石街出生，廖父为他取名“东生”，喻意在广东出生。廖父是广西人，在军阀里当低级军官。廖东生四岁时，妹妹廖冰出生不久，廖父就逝于汕头。
廖东生童年生活在大石街，这里有私塾、当铺、赌档、鸦片烟馆，街坊邻里多是拉黄包车、卖牛杂、纺纱织布的穷人。他做过小贩，干过纺纱、织麻鞋等活儿，东凑西拼一些学费，才得以断断续续地读书。课余，廖东生喜欢涂涂抹抹，买不起画集，他临摹的范本是通书、木刻画、月份牌画；买不起颜料，他用砖头角、碎瓦片、竹枝树枝在地面的方砖上画起来。
廖东生常在广州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的一间大草棚转悠。这间大草棚是初创时期的广州美术专门学校，创办人是胡根天。1932年9月，廖东生成为胡根天的学生。廖曾回忆：“根天师只是给我一些启发性的指点，从不以什么样的画法强加于我。对那些现在看来很可能要羞得脸红的幼稚的习作，他都给我打上很高的分数。他这样对待我这个‘无法无天’的学生，不知该叫鼓励还是纵容。但毕竟在他任教之下的三年，我一直自由自在地画，越画兴趣越浓，越画胆子越大，画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竟然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学生成绩展览会上独占了一个课室，开起‘廖东生个人画展’。如果当时的老师不是这位‘无法而治’的胡根天，我决不可能有这个在一些人眼里视为狂妄的行为，甚至不可能直到今天还拿着画笔。”
当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上海漫画刊物《时代漫画》，给了廖东生艺术上的滋养，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陆志庠等漫画家的作品，深刻他的脑海。他大胆投稿，很快便成为《时代漫画》的中坚作者。多年后，他说：“《时代漫画》是我的漫画艺术的摇篮。”
1933年，廖东生给广州《诚报》写了一篇文章，不假思索地用妹妹廖冰的名字作为笔名，写毕又觉欠妥，灵机一动：“我不就是廖冰之兄吗？”于是署名“廖冰兄”，从此，这个名字伴其一生。
【民族斗争的武士】
1937年1月，廖冰兄随《伶星》杂志迁到香港当美术编辑。抗战爆发后，许多广州人逃至香港避难，廖冰兄回忆当时的心情：“就像迎接盛大节日一样迎接抗战。”他毅然辞去《伶星》杂志的工作，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抗战。谁料在广州报国无门，廖冰兄便投靠到母亲后夫的家乡广西武宣县桐岭乡湾龙村。他激情澎湃，连续40多天日以继夜，画了200多幅宣传抗战的漫画。
廖冰兄在文章《谈漫画》中说：
抗战开始以来，一般漫画作者把惯常消极的笔锋转过来作动员群众的工具、打击敌人的武器，产生了大量有利于抗战的作品，干过不少有力量的工作。于是“抗战的漫画”生长起来了。无论在都市的通衢里，农村的角落里，前线的战壕里，甚至一时失陷的土地里，它们都迈开了强健的脚步，在中国漫画史中，划开了一个新时代。
1938年2月，廖冰兄带着那200多幅“抗战的漫画”回到广州。李凡夫、林檎、黄超等广州画家正在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画展，看到廖冰兄从广西带来的画作时，决定就在他们展览过的场地，举办“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展期为2月23日至28日。
这是廖冰兄第一次公开的个展。布展的助手是廖冰兄的妹妹廖冰和同学罗凤珍。布置得差不多时，廖冰兄给广东省政府机要秘书黄苗子打了一个电话，晚上10时许，黄苗子带来两个人，一个是刚从上海迁来的《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一个是《救亡日报》记者兼美术编辑郁风，三人是廖冰兄画展的第一批观众。
两个助手，是廖冰兄最重要的亲人。1944年春，廖冰兄和罗凤珍在重庆结成夫妇。
三个观众，是廖冰兄最信任的朋友。1944年夏，黄苗子和郁风在重庆结成夫妇。 妹妹廖冰的童年和哥哥一样苦。11岁才开始上学，冰雪聪明，年年跳级，仅用三年就读完小学课程。小学毕业后考上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无钱读书，30多岁的许老师喜欢上廖冰，答应供她读书，但条件是嫁给他，14岁的廖冰无奈同意了。抗战爆发后，廖冰离开了许家，加入抗日团体，担任宣传工作。廖冰文笔流畅，哥哥用漫画作抗日武器，妹妹用的是文章。抗战胜利后，廖冰在广西从事教育工作，遇到了心上人梁持亚，从此安家广西。
1952年冬，廖冰从广西出差到广州，得以和哥哥一家欢聚。这时，已是兄妹自抗战期间在桂林相聚又别后的12年。这次相聚是难得的时光，没想到这一别竟又是20年。广州广西，咫尺天涯，在动乱的年代里，兄妹俩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廖冰对女儿说：“今生今世如果能再见哥哥一面，我死了也甘心。”
不想此语成真。1972春节，兄妹相约在广州见面。分别20年，相聚仅仅11天，有说不完的话，倾不尽的情。末了，廖冰依依不舍地坐上回广西的长途汽车，却在广东云浮县遭遇车祸，瞬间撒手人寰。
同学罗凤珍和廖冰兄1935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读书时男女分班，往来不多，毕业旅行时才开始相识。毕业后，罗凤珍在香港参与筹办劳工夜校。在广州重逢时，罗凤珍深深为廖冰兄的才华吸引，但仅仅相聚一个多月后，两人就面临分别。1939年，廖冰兄收到罗凤珍从香港寄来的一张照片，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纵然‘地球是圆的’，我们的相遇，也许要在不可忖想的遥远的日子吧？”
相遇并不遥远，罗凤珍和廖冰兄在5年后的春天相爱，喜结良缘。
黄苗子则和廖冰兄早就通过彼此发表在《时代漫画》的作品认识了。黃苗子当面见到的廖冰兄是个瘦长的小伙子，大伙叫他“腊肠”。这根又瘦又瘪的“广东腊肠”却老是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感情像水蜜桃一样，一碰就“溢”出来。一天中午，黄苗子和廖冰兄在马路上走着聊天，忽然远处涌来庞大的抗日游行队伍，廖冰兄不由分说，拉着黄苗子立马加入队伍中。一路上，两人跟着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游击队之歌，走了三个钟头才解散。当时廖冰兄是学校教师，学生等着他上课，黄苗子是公务员，还要到政府上班，但是在廖冰兄的热情鼓动下，彼此都忘掉了一切。
廖冰兄在首次个展上想到的第一个朋友，竟是身在官场的黄苗子。当晚，黄苗子带着夏衍和郁风观看廖冰兄的漫画展，这三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文化人，对充满草根味道的作品大为赞赏。夏衍和郁风立即决定在《救亡日报》上为廖冰兄开专版，黄苗子写了文章郑重评介：“他不仅趋向艺术趣味的探讨，他更加紧尖锐了他特有的武器，向着敌人施以致命的投击！他绝不是一个仅带有装饰风的小品漫画家。他是一个民族斗争的武士。”
廖冰兄对此次个展的这三位观众感念不已，从此订交终生。几十年风云变幻，等到1938年的后两个数字刚好换了位置——1983年，廖冰兄到北京再开个展，当年38岁的夏衍已经83岁了，这次他是坐在轮椅上，由黄苗子、郁风夫妇推着到展览现场的。
【“红须军师”】
“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在广州展览的成功，虽然未使廖冰兄的生活得到改善，却让他结识了许多好友。摄影家郑景康看了画展后，告诉廖冰兄：“叶浅予任队长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已由上海迁到武汉，何不把这批作品带到武汉展出？”廖冰兄没有路费，郑景康毅然卖掉心爱的相机，买了两张火车票，和他同赴武汉，寻找“救亡漫画宣传队”。
“救亡漫画宣传队”队长叶浅予这样回忆那时的廖冰兄：“他夹了一卷宣传画从广州赶赴武汉，20来岁的小伙子，一副瘦身材，一对大眼睛，说话像开机关枪，全无保留，毫不客气，在见面的几分钟里，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全部发射出来。从此他就成为‘漫画宣传队’的中坚人物。”但队中已有摄影人员，叶浅予没法接收郑景康，郑只好转赴延安，后来拍了不少中共领导人的摄影作品。
廖冰兄带来的作品，正好赶上当年4月的“保卫武汉”宣传周活动。展览地点在武昌百货大楼二楼，同一层举办的是张大千之兄张善孖的国画展。张善孖善于画虎，人称“虎痴”，其时年逾五旬，早已名满天下。后辈廖冰兄的作品通俗生动，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不少观众都挤到这边来看。张善孖看了廖冰兄的作品，并未因观众厚此薄彼而不快，反而设宴款待廖。
叶浅予领导的“救亡漫画宣传队”队员有张乐平、陆志庠、梁白波、特伟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漫画史上重要的人物。廖冰兄活跃在志同道合者中，如鱼得水。他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又善于为宣传队出谋划策，队员称他为“红须军师”。漫画家汪子美说：“叶浅予的漫画宣传队有了你这个‘红须军师’，就如虎添翼了。”
这位“红须军师”不只是一个画匠。他曾说：“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武汉沦陷后，政府停发了“救亡漫画宣传队”的经费，廖冰兄在各地辗转的抗战中目睹了现实之残酷。他不断思考政治环境对漫画艺术的影响，在1940年2月13日《漫画与民主》一文，可见他的思想轨迹：
有些鄙薄中国漫画的人，常责怪中国没有半个健全的政治漫画家；然，我们决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隐讳这个缺点，但是，我们很应该想想中国漫画的历史与积虑，更应该回顾一下过去的环境有没有束缚过漫画家的笔尖。我们不能如美国的格罗柏，侮辱了日本天皇惹起国际的交涉还有罗斯福总统为其袒护；英国的大卫·罗能够骂希特拉，违反张伯伦首相的国策、现实主义的外交；更不能如苏联作家一样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天才去争取人类共同的真理。因此中国政治漫画的贫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在廖冰兄的漫画创作中，离不开对当时政治的思考。他曾说：“我是搞什么的？是搞政治的，借着画笔搞政治，是公仔政治。”
【《猫国春秋》】
抗战后期的重庆汇聚了无数的文化人，在著名的文化人聚集场所“二流堂”里，叶浅予、黄苗子、郁风、丁聪都和廖冰兄惺惺相惜。廖冰兄并不是“二流堂”的主要人物，但多年后也成了这个著名冤案的一员。 廖冰兄记得，湘桂大撤退之际，张光宇携妻带儿，经香港辗转返入内地，脱离虎口，进入重庆。廖冰兄和叶浅予寄寓重庆北温泉，便把他一家接来，在一间小木屋安顿下来。张光宇几乎衣尘未洗，就找画笔宣泄一路的积愤，在简陋的小木屋里，他画出了一批描述逃难百姓在前虎后狼夹攻中的作品。廖冰兄见状甚为感动，专门画了一幅漫画，记录张光宇作画的情景。
廖冰兄偶尔到城里来，黄苗子带花园的公馆成了他免费的“旅馆”兼“饭店”。黄苗子当时在财政厅任职，接待廖冰兄仅是比平日多加皮蛋一只，却已让廖回味无穷。更开心的是，他和老同学罗凤珍重逢相爱了。在重庆北郊晋云山松林坡上，一座四面透风的泥砖炮楼，成了他们的“新房”。廖冰兄穷得连请朋友吃顿饭的钱都没有，悄悄向叶浅予诉苦，叶浅予倾尽所有，请朋友们吃了一顿便饭，祝贺两人喜结良缘。一年后，廖、罗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廖冰兄原想为女儿取名“廖怀嘉”，喻意怀念嘉陵江，转念一想，“陵”与“零”同音，何不叫“零一”，以后再生孩子，取名却也省事。于是，廖家的四个孩子分别名为“零一”（陵依）、“零二”（陵儿）、“零三”（陵珊）、“零四”（陵思）。
八年抗战，以惨胜告终。廖冰兄刚好进入而立之年，却经历了长期的失业之苦。
满怀希望的喜悦很快变成满目疮痍的愤怒。廖冰兄和罗凤珍本想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家乡，不想有乡难返，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复员”“劫收”。流落在嘉陵江边，廖冰兄开始构思艺术生涯的一个高峰——《猫国春秋》。
从夏天到冬天，廖冰兄都沉浸在《猫国春秋》中。罗凤珍产后体弱多病，零一的尿布由廖冰兄洗净烘干，没有育儿经验，零一长了湿疹，全身奇痒，一家不得安宁。廖冰兄常常左手抱着女儿，右手作画。5个月的日日夜夜，廖冰兄画了100多幅作品。
《猫国春秋》漫画的主角是拟人化的猫和鼠。猫鼠向来是对立的，在廖冰兄笔下却是猫鼠一窝。黄蒙田对廖冰兄说：“你的《猫国春秋》漫画是‘恶魔派’。”廖冰兄答：“可不是吗，我画的全是光天化日出现的魔鬼，我不能像画别的题材时那样轻松地对待他们。”
1946年春节，“《猫国春秋》漫画展”在重庆展出。老百姓心里积压了太多苦闷、愤恨，廖冰兄的漫画仿佛导火线，一下子引爆了民心的炸弹。叶挺、王若飞、郭沫若、田汉等人都前往参观。
廖冰兄原先和郭沫若并不熟悉。在一次饭局上，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古怪，自称为兄？”美术家王琦代为解释：“他妹妹名叫廖冰，两人自幼相依为命，冰兄之名者，廖冰之兄也。”郭沫若恍然大悟，笑道：“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了。”
《猫国春秋》尤其能引起知識人强烈的共鸣。漫画《教授之餐》中，教授一家四口拿着空饭碗，把餐碟上的洋装厚书一页一页撕开啃起来；《燃血求知》中，骨瘦如柴的学生用点燃自己的血液发出的微光看书，蚊子和臭虫同时在吸他的血；《为人作嫁》中，工程师在风雨中为富豪的藏娇别墅设计图纸，自己只能打开一把破伞在漏雨的斗室里工作；《但愿有个温室》中，披着破毡子避风雨的老教授，幻想自己有一间温室可以培育幼苗。
这年夏天，廖冰兄带着《猫国春秋》到了知识人云集的昆明。在一座教堂展出之前，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民盟总部看了，闻一多对廖冰兄说：“这些作品好是好，只是为我们说得太多了。”不久，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廖冰兄满怀悲愤地画了李公朴追悼会的遗像，却不能出席。当局命令《猫国春秋》停展。
《猫国春秋》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是《枭暴》：黑夜将尽，一只凶暴的夜枭狠狠地咬着一只在挣扎的晨鸡的嘴不放。这是鸡啼的时刻，夜枭不准它高歌。
这幅画，廖冰兄多次重绘，后命名为《禁鸣》。其命运也可堪回味——画作两次被窃。
第一次，是1947年在香港被窃。第二次，据廖冰兄回忆，1979年他重绘此画，是为了纪念一位为保护光明而献身的猛士（张志新），却再次于1981年在法国展出时被窃。
【“凡夫俗子”】
廖冰兄带着妻女从生死线上幸存回乡。1946年10月1日，当他们一家坐车经过距贵阳一百余公里的关岭场外山坳时，汽车翻下深谷，当场死亡11人。夫妇俩昏了过去，等到廖冰兄醒来时，发现两岁的零一坐在旁边哭泣，幸好没有丝毫损伤。肚里已怀了零二的罗凤珍受了重伤，廖冰兄断了一条锁骨。在贵阳养伤，廖冰兄既要照顾受伤的妻子，又要呵护女儿，不肯让医生给他伤了锁骨的左肩上夹板。从此，他左边的锁骨落下了变形的后遗症。
1947年1月，广州是烧炮仗和闹花市的时节，他们回来了，却听到民谣这样唱道：“烧错炮仗，拍错手掌，迎错老蒋。”在自己的家乡无法安身立命，他们只好移居香港。
从1947年2月到1950年10月，廖冰兄住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内战打响，香港成了“后方”，有许多避难的文化人，还有漫画史上重要的组织——人间画会。成员有黄新波、梁永泰、张光宇、陈雨田等，几乎都是没有固定收入的穷画家，廖冰兄很快和他们亲如兄弟，重显“红须军师”本色。他倡议人间画会举办“风雨中华”漫画展。画家们日夜创作，深夜时没钱买夜宵充饥，却并不以为苦。
廖冰兄敏锐地发现，自己以往纯政治性的作品在香港“水土不服”。香港是一个市民社会，几乎所有报纸都登载漫画，市民喜欢的却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具有当地风格的漫画。廖冰兄一下子就悟到：今后的创作要“入乡随俗”。选美、赛马、时装展览等香港特有的题材，进入廖冰兄的笔下。他说：“我是用‘阳春白雪’的技术，奏‘下里巴人’的曲目，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万变不离其宗。”
廖冰兄的漫画文字往往是“打油诗”。聂绀弩曾说，廖冰兄是个大诗人。他的竹枝词、粤讴，几乎是随口成章，句句见好。
1948年2月25日，廖冰兄开始在《华侨晚报》发表《阿庚传》，主角“阿庚”很快成了香港街知巷闻的人物。多年后，他有感而发：“我向来把事业看得很伟大，把责任看得很崇高，把自己看到很渺小。我无法使自己‘雅’起来，所以，我最喜欢‘凡夫俗子’这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