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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作为一种特殊的攻击性行為，已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心身健康。韩国电影《我们的世界》旨在通过两个女孩之间复杂而曲折的友情，展现出每个人在成长阶段都可能遇到的孤立与亲密的主题，描述的就是青少年之间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该影片用女性细腻深刻的手法，表现出了孩子的心理变化和阐述的她们内心世界。
根据马斯洛的观点，中小学阶段是获得爱与归属感的重要时期，而该电影通过两个女孩错综复杂的友情故事，揭示了在中小学普遍存在的校园欺凌现象，以此来更加关注中小学生的爱与亲密关系、安全感的满足以及体验到的孤独感。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在一个朋友甚至比妈妈更重要的年纪里，10岁的李善却在学校被同学孤立。在暑假期间，她遇到了一个刚搬来小镇的转学生韩智雅（转学原因为在之前的学校受到排挤）。在李善的主动关怀下，她们分享了许多秘密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然而在新学期伊始，韩智雅开始慢慢走近那些受欢迎的群体（以宝拉为主）而渐渐远离了李善。在心思细腻敏感和情绪复杂多变的孩子世界里，这两个女孩最终伤害自己也互相伤害。
一、 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孤立的阵痛”
一般来说，校园欺凌分为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性欺凌和网络欺凌五种。[1]《我们的世界》中体现的校园欺凌，主要是属于冷暴力的言语欺凌和有着报复心理作祟的关系欺凌。电影中的宝拉就是同龄人中的孩子王，带领两个死党横行班里，认为一人可憎就排挤；感觉另一人可爱就拉拢，随心所欲、任性妄为。在韩智雅和宝拉打成一片的时候，为了融入到宝拉的队伍里而告诉了她们李善的日常行为习惯，在宝拉她们一伙的搬弄是非和口诛笔伐下，对李善指桑骂槐，“好像有股奇怪的味道，原来都不怎么洗啊！”这种言语攻击对小孩的心灵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李善是个很老实的学生，成绩普通，家境窘困，也善良乖巧。这让用真心实意付出自己的李善来说很是心灰意冷、非常沮丧。
宝拉这类活跃的女孩正是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就是“成绩优异”的学生，那么宝拉在小团体面前最有威严号召力的事情，是她引以为傲的考试成绩，学习成绩象征着宝拉在支配朋友方面拥有权力的旗帜。但有一次考试韩智雅在考试中拿到了优于宝拉的成绩，“宝拉考得非常好，但这次的第一名是韩智雅”。韩智雅和宝拉形成了竞争关系，也得到了团体的拥护，同伴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智雅身上，宝拉和同伴的亲密关系遭到威胁，这严重挫伤了宝拉的锐气，宝拉不能任由她一人高高在上的状态破碎，她开始孤立智雅，像之前孤立李善一样，韩智雅也同样遭到了宝拉她们的言语欺凌，当韩智雅走进教室时发出的声音：“不过你们有没有觉得有股奇怪的味道啊？”宝拉为了把韩智雅踢出局，故意拉拢李善，李善实话实说了一些韩智雅的事情，在宝拉的添油加醋下变了味，大家嘲笑起了韩智雅，而韩智雅把这一切怪罪于李善。有学者将实施校园暴力的学生分为怀恨报复型、游戏作弄型、投机取利型、防卫过度型这四种类型。[2]韩智雅和李善也有了激烈的冲突和相互报复，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发展成了校园暴力。
二、 家庭环境和人格特质——疮痍的“保护罩”
《我们的世界》中的校园欺凌行为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都想从与别人的紧密联系中获得安全感和亲密关系，以此消除或缓解孤独感。有些人在家庭中满足了这种需求，有体贴的父母精心照顾，了解自己的心思变化；有些人通过结识朋友或寻找恋人，寻求稳固的友情和热烈的爱情；还有一些人会加入某些社会组织，通过遵守统一的规则、进行同样的活动，与组织成员建立同志般的情谊。
对于电影中主角所处的年龄阶段来说，她们恰是要获得安全需要，体验归属与爱的需要，而这些恰好是她们的家庭不能给她们的。李善的父亲酗酒，母亲忙碌且要照顾年纪更小的弟弟，疏于沟通，有情感需求的她能想到的，便是努力融入到同学之中；韩智雅的父母离异，爸爸将她交给奶奶看管，妈妈以工作忙为由很少关心她；宝拉的父母对宝拉有着过于沉重的期待值，看重的只是学习结果，也并不关心她的心思和情绪变化。同时欺凌行为是可以模仿的，班杜拉的经典实验表明，欺凌行为是可以习得的。影片中的韩智雅由于在之前的学校被孤立而转学，因此为了在新的学校里不被孤立，她开始孤立别人也就是李善。在付出不对等主要是家庭物质条件上的差异，她们开始相互猜忌产生了矛盾，韩智雅开始投入到宝拉她们的小团体，也以此获得虚荣感。
由于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影响，不管是“后进生”（如宝拉的追随者）、“边缘生”[3]（如李善），还是“先进生”（如宝拉），都有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间不仅有其自然的遗传因素，也有其社会的“遗传”因素。这种社会遗传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作用，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是有一定道理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教育孩子，使他们逐渐形成某些人格特质。研究人格的家庭成因，重点在于探讨家庭的差异和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人格发展和人格差异的影响。[4]家庭环境的差异，包括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经济状况等，会造成不同的人格类型，这种人格差异产生分叉后分别沦为欺凌者或者被欺凌者，影片中的李善和韩智雅虽然一开始是一对好朋友，但由于家庭环境对韩智雅造成的伤害使得韩智雅在有了新的玩伴后就疏远了李善。如果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温暖较少、对孩子有负面情绪、纵容孩子的攻击性与敌对行为，或者使用专制型教养方式（如对孩子进行忽视、体罚等），孩子也会更多参与欺凌事件[5]，就像影片中宝拉的父母很少真正去了解宝拉，更多的是关注她的考试成绩。那些不参与校园欺凌的孩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更为适中，父母双方更为平等，也有更加温暖和充满感情的家庭氛围。
欺凌者和受欺凌者都可能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人格倾向。[6]从欺凌者角度看，他们或者自我评价过高，有着极强自尊心、嫉妒心和报复心理，在遇到打击和挫折时容易产生欺凌行为，如电影中成绩优异的宝拉；或者他们家庭失爱或者过度溺爱造成心理偏激易引发欺凌行为，如电影中父母离异的韩智雅。从受欺凌者角度看，或者生理上的原因，诸如身体肥胖、矮小、过于瘦弱、残疾、口吃等，受到讥笑或歧视，难以被其他同学所认同和接纳，被排斥在同伴群体之外，从而导致其自卑、敏感、内向的心理特征，容易成为受欺凌的对象；或者他们性格懦弱、生性比较胆小、自信心不足，又对同学的言行过分敏感，也易遭受欺凌[7]，如电影中被孤立的李善。 三、 家庭、学校和自身训练——归属与安全的保护伞
《我们的世界》给出了在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前和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后的启示。
处于民主型教养方式的青少年形成的是积极的人格品质，如快乐、自立、善于交往等，因此在早期家庭教育方面，有必要培养青少年的果敢、责任、关怀、善良的积极品质。影片中李善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如意，但是李善与父母、弟弟有不少的温馨场面。母亲虽然平时很忙，但是也是对她宠爱有加，也总是乐于帮助别人，这些也让李善从心底知道感恩。李善的善良还在于，即使在韩智雅羞辱自己被惩罚后依然投去关怀的目光。
影片中在李善与韩智雅发生了暴力事件后，她们的老师也是基本尽职尽责，没有因韩智雅成绩优异而纵容她，也会着力解决孩子内部纠纷，“韩智雅，你真不打算道歉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暴力行为吗？”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不能因为校园欺凌问题不好解决而有意避之，学校老师可以针对李善等这类潜在的欺凌被害者可以借鉴里格比（Rigby）提出“支持性的介入策略”[8]：第一，个别晤谈，诊断或确认被害者与欺凌者相处时的困难所在，如低自尊或缺乏果断技巧等；第二，在班级中教授面对欺凌的反应方式，如勇敢的表达观点，公开化表示不能忍受，以角色扮演方式练习“拒绝懦弱”的坚强态度等；第三，让欺凌被害者组建成一个支持性或抚慰性的团体，彼此提供关怀和互助，并发展适当的回应技巧，如以角色扮演练习对欺凌者的辱骂行为作“无情绪反应”等。
值得一提的是，遭受欺凌的青少年中有近五成（48.9%）选择沉默，不愿告诉家长或老师，究其原因是受欺凌后他们得不到家长或老师的及时帮助和关心。[9]影片中李善被宝拉她们孤立，母亲由于忙碌和照顾幼小的弟弟，因此和李善并没有太多的沟通和交流，她默默承受，品尝着孤独和内心的煎熬。因此在欺凌行为发生后，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干预很有必要，对受欺凌的青少年积极进行心理疏导，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理解；同时要及时了解欺凌者的心理动态和行为动机，通过角色扮演与移情体验，引发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及时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四、 家庭咨询和认知疗法——“驯服”孤立
一方面，对于青少年的心理辅导很多时候需要从家庭入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隐忍”“以和为贵”的观念，这都无形当中在青少年遭遇校园暴力时增添了无形压力。一般欺凌者与被害者的家庭功能均较差，通过提供家庭咨询辅导服务，让父母了解欺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将有利于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10]影片中韩智雅处于离异家庭中，她属于家庭功能缺失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认知改变技术调整学生的认知方式。影片中宝拉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靠的是自己优异的成绩，当韩智雅比她更优秀时，她受不了，他认为自己“必须得第一名”，这种绝对化的要求使得自己很累，甚至产生了极端的报复想法。宝拉这种不合理信念可以用理性-情绪疗法让宝拉改变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首先需要弄清宝拉的思维方式中那些不合理信念与情绪、行为的关系；其次让宝拉通过与不合理的信念进行辩论，以此来放弃不合理的信念；再次让她建立理性的自我认识，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合的，不符合事实的，应主动放弃，在驳斥宝拉的非理性认知后，要帮助她重新建立理性的认知；最后为了巩固宝拉已经建立的理性认知可以通过认知家庭作业、角色扮演分析、合理情绪想象等技术进行。
针对青少年的校园欺凌事件，在思考教育方面的问题之外，需要建立起三大体系：预防体系、应对体系和善后体系[11]，同时要及时开展心理援助，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11]马雷军.让每个学生都安全：校园欺凌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小學管理，2016（8）：4-8.
[2]林山田，林东茂，林燦璋.犯罪学[M].三民书局，2013：284.
[3]李明达.自我认同视角下校园欺凌行为成因及对策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17（11）： 63-67，72.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64.
[5]孙时进，施泽艺.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2）：51-56，119.
[6]谷传华，张文新.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3（1）：101-105.
[7]章恩友，陈胜.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心理学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13-17.
[8][10]胡春光.校园欺凌行为：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73-79.
[9]杜园春.近五成初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后选择沉默[N].中国青年报，2016-05-27（07）.
根据马斯洛的观点，中小学阶段是获得爱与归属感的重要时期，而该电影通过两个女孩错综复杂的友情故事，揭示了在中小学普遍存在的校园欺凌现象，以此来更加关注中小学生的爱与亲密关系、安全感的满足以及体验到的孤独感。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在一个朋友甚至比妈妈更重要的年纪里，10岁的李善却在学校被同学孤立。在暑假期间，她遇到了一个刚搬来小镇的转学生韩智雅（转学原因为在之前的学校受到排挤）。在李善的主动关怀下，她们分享了许多秘密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然而在新学期伊始，韩智雅开始慢慢走近那些受欢迎的群体（以宝拉为主）而渐渐远离了李善。在心思细腻敏感和情绪复杂多变的孩子世界里，这两个女孩最终伤害自己也互相伤害。
一、 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孤立的阵痛”
一般来说，校园欺凌分为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性欺凌和网络欺凌五种。[1]《我们的世界》中体现的校园欺凌，主要是属于冷暴力的言语欺凌和有着报复心理作祟的关系欺凌。电影中的宝拉就是同龄人中的孩子王，带领两个死党横行班里，认为一人可憎就排挤；感觉另一人可爱就拉拢，随心所欲、任性妄为。在韩智雅和宝拉打成一片的时候，为了融入到宝拉的队伍里而告诉了她们李善的日常行为习惯，在宝拉她们一伙的搬弄是非和口诛笔伐下，对李善指桑骂槐，“好像有股奇怪的味道，原来都不怎么洗啊！”这种言语攻击对小孩的心灵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李善是个很老实的学生，成绩普通，家境窘困，也善良乖巧。这让用真心实意付出自己的李善来说很是心灰意冷、非常沮丧。
宝拉这类活跃的女孩正是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就是“成绩优异”的学生，那么宝拉在小团体面前最有威严号召力的事情，是她引以为傲的考试成绩，学习成绩象征着宝拉在支配朋友方面拥有权力的旗帜。但有一次考试韩智雅在考试中拿到了优于宝拉的成绩，“宝拉考得非常好，但这次的第一名是韩智雅”。韩智雅和宝拉形成了竞争关系，也得到了团体的拥护，同伴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智雅身上，宝拉和同伴的亲密关系遭到威胁，这严重挫伤了宝拉的锐气，宝拉不能任由她一人高高在上的状态破碎，她开始孤立智雅，像之前孤立李善一样，韩智雅也同样遭到了宝拉她们的言语欺凌，当韩智雅走进教室时发出的声音：“不过你们有没有觉得有股奇怪的味道啊？”宝拉为了把韩智雅踢出局，故意拉拢李善，李善实话实说了一些韩智雅的事情，在宝拉的添油加醋下变了味，大家嘲笑起了韩智雅，而韩智雅把这一切怪罪于李善。有学者将实施校园暴力的学生分为怀恨报复型、游戏作弄型、投机取利型、防卫过度型这四种类型。[2]韩智雅和李善也有了激烈的冲突和相互报复，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发展成了校园暴力。
二、 家庭环境和人格特质——疮痍的“保护罩”
《我们的世界》中的校园欺凌行为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都想从与别人的紧密联系中获得安全感和亲密关系，以此消除或缓解孤独感。有些人在家庭中满足了这种需求，有体贴的父母精心照顾，了解自己的心思变化；有些人通过结识朋友或寻找恋人，寻求稳固的友情和热烈的爱情；还有一些人会加入某些社会组织，通过遵守统一的规则、进行同样的活动，与组织成员建立同志般的情谊。
对于电影中主角所处的年龄阶段来说，她们恰是要获得安全需要，体验归属与爱的需要，而这些恰好是她们的家庭不能给她们的。李善的父亲酗酒，母亲忙碌且要照顾年纪更小的弟弟，疏于沟通，有情感需求的她能想到的，便是努力融入到同学之中；韩智雅的父母离异，爸爸将她交给奶奶看管，妈妈以工作忙为由很少关心她；宝拉的父母对宝拉有着过于沉重的期待值，看重的只是学习结果，也并不关心她的心思和情绪变化。同时欺凌行为是可以模仿的，班杜拉的经典实验表明，欺凌行为是可以习得的。影片中的韩智雅由于在之前的学校被孤立而转学，因此为了在新的学校里不被孤立，她开始孤立别人也就是李善。在付出不对等主要是家庭物质条件上的差异，她们开始相互猜忌产生了矛盾，韩智雅开始投入到宝拉她们的小团体，也以此获得虚荣感。
由于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影响，不管是“后进生”（如宝拉的追随者）、“边缘生”[3]（如李善），还是“先进生”（如宝拉），都有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间不仅有其自然的遗传因素，也有其社会的“遗传”因素。这种社会遗传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作用，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是有一定道理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教育孩子，使他们逐渐形成某些人格特质。研究人格的家庭成因，重点在于探讨家庭的差异和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人格发展和人格差异的影响。[4]家庭环境的差异，包括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经济状况等，会造成不同的人格类型，这种人格差异产生分叉后分别沦为欺凌者或者被欺凌者，影片中的李善和韩智雅虽然一开始是一对好朋友，但由于家庭环境对韩智雅造成的伤害使得韩智雅在有了新的玩伴后就疏远了李善。如果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温暖较少、对孩子有负面情绪、纵容孩子的攻击性与敌对行为，或者使用专制型教养方式（如对孩子进行忽视、体罚等），孩子也会更多参与欺凌事件[5]，就像影片中宝拉的父母很少真正去了解宝拉，更多的是关注她的考试成绩。那些不参与校园欺凌的孩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更为适中，父母双方更为平等，也有更加温暖和充满感情的家庭氛围。
欺凌者和受欺凌者都可能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人格倾向。[6]从欺凌者角度看，他们或者自我评价过高，有着极强自尊心、嫉妒心和报复心理，在遇到打击和挫折时容易产生欺凌行为，如电影中成绩优异的宝拉；或者他们家庭失爱或者过度溺爱造成心理偏激易引发欺凌行为，如电影中父母离异的韩智雅。从受欺凌者角度看，或者生理上的原因，诸如身体肥胖、矮小、过于瘦弱、残疾、口吃等，受到讥笑或歧视，难以被其他同学所认同和接纳，被排斥在同伴群体之外，从而导致其自卑、敏感、内向的心理特征，容易成为受欺凌的对象；或者他们性格懦弱、生性比较胆小、自信心不足，又对同学的言行过分敏感，也易遭受欺凌[7]，如电影中被孤立的李善。 三、 家庭、学校和自身训练——归属与安全的保护伞
《我们的世界》给出了在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前和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后的启示。
处于民主型教养方式的青少年形成的是积极的人格品质，如快乐、自立、善于交往等，因此在早期家庭教育方面，有必要培养青少年的果敢、责任、关怀、善良的积极品质。影片中李善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如意，但是李善与父母、弟弟有不少的温馨场面。母亲虽然平时很忙，但是也是对她宠爱有加，也总是乐于帮助别人，这些也让李善从心底知道感恩。李善的善良还在于，即使在韩智雅羞辱自己被惩罚后依然投去关怀的目光。
影片中在李善与韩智雅发生了暴力事件后，她们的老师也是基本尽职尽责，没有因韩智雅成绩优异而纵容她，也会着力解决孩子内部纠纷，“韩智雅，你真不打算道歉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暴力行为吗？”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不能因为校园欺凌问题不好解决而有意避之，学校老师可以针对李善等这类潜在的欺凌被害者可以借鉴里格比（Rigby）提出“支持性的介入策略”[8]：第一，个别晤谈，诊断或确认被害者与欺凌者相处时的困难所在，如低自尊或缺乏果断技巧等；第二，在班级中教授面对欺凌的反应方式，如勇敢的表达观点，公开化表示不能忍受，以角色扮演方式练习“拒绝懦弱”的坚强态度等；第三，让欺凌被害者组建成一个支持性或抚慰性的团体，彼此提供关怀和互助，并发展适当的回应技巧，如以角色扮演练习对欺凌者的辱骂行为作“无情绪反应”等。
值得一提的是，遭受欺凌的青少年中有近五成（48.9%）选择沉默，不愿告诉家长或老师，究其原因是受欺凌后他们得不到家长或老师的及时帮助和关心。[9]影片中李善被宝拉她们孤立，母亲由于忙碌和照顾幼小的弟弟，因此和李善并没有太多的沟通和交流，她默默承受，品尝着孤独和内心的煎熬。因此在欺凌行为发生后，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干预很有必要，对受欺凌的青少年积极进行心理疏导，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理解；同时要及时了解欺凌者的心理动态和行为动机，通过角色扮演与移情体验，引发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及时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四、 家庭咨询和认知疗法——“驯服”孤立
一方面，对于青少年的心理辅导很多时候需要从家庭入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隐忍”“以和为贵”的观念，这都无形当中在青少年遭遇校园暴力时增添了无形压力。一般欺凌者与被害者的家庭功能均较差，通过提供家庭咨询辅导服务，让父母了解欺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将有利于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10]影片中韩智雅处于离异家庭中，她属于家庭功能缺失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认知改变技术调整学生的认知方式。影片中宝拉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靠的是自己优异的成绩，当韩智雅比她更优秀时，她受不了，他认为自己“必须得第一名”，这种绝对化的要求使得自己很累，甚至产生了极端的报复想法。宝拉这种不合理信念可以用理性-情绪疗法让宝拉改变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首先需要弄清宝拉的思维方式中那些不合理信念与情绪、行为的关系；其次让宝拉通过与不合理的信念进行辩论，以此来放弃不合理的信念；再次让她建立理性的自我认识，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合的，不符合事实的，应主动放弃，在驳斥宝拉的非理性认知后，要帮助她重新建立理性的认知；最后为了巩固宝拉已经建立的理性认知可以通过认知家庭作业、角色扮演分析、合理情绪想象等技术进行。
针对青少年的校园欺凌事件，在思考教育方面的问题之外，需要建立起三大体系：预防体系、应对体系和善后体系[11]，同时要及时开展心理援助，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11]马雷军.让每个学生都安全：校园欺凌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小學管理，2016（8）：4-8.
[2]林山田，林东茂，林燦璋.犯罪学[M].三民书局，2013：284.
[3]李明达.自我认同视角下校园欺凌行为成因及对策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17（11）： 63-67，72.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64.
[5]孙时进，施泽艺.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2）：51-56，119.
[6]谷传华，张文新.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3（1）：101-105.
[7]章恩友，陈胜.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心理学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13-17.
[8][10]胡春光.校园欺凌行为：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73-79.
[9]杜园春.近五成初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后选择沉默[N].中国青年报，2016-05-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