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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风有点凉，殷师傅坐在自己的小杂货摊前，双手叉在袖筒里，显得很冷。为了不让他感到接受采访的拘谨，我们和他聊起了他的经历。
我是江苏人，在上海长大。小时候因为患小儿麻痹跛了一条腿，１８岁的时候上了扫盲班，一年以后，进入中学。中学上了一年，就随支边的父亲来到兰州。因为残疾的身体，我从１９６９年开始进入兰州纸箱厂做临时工，一干就是２０年。１９８０年，厂里的好心人撮合我和李淑芬相识。
李淑芬是个弱智，在厂里帮她母亲打废纸包。我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因为我养不起。后来，我一直没娶，而李淑芬也一直没嫁。我父亲劝说我一定要娶个媳妇，生个一男半女，到老了好有个照应。最后，我娶了李淑芬。那年，我４５岁，她２７岁。第二年，淑芬生下了跃斌。
跃斌这孩子出生时并不是又白又胖，而是又瘦又长的。大夫说这孩子比一般的婴儿要长两公分呢！他呀，天生就是个高个儿，才１９岁，就１．９２米了。我的傻老婆给我生了个健康的小子，我心里挺乐呵。给孩子喂奶、洗尿布、洗澡这些事淑芬做不来，都是我父亲一点点教给她的。
这个贫寒的家因为有了小跃斌显得温暖而美好起来。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残疾的父亲，一个弱智的母亲和一个慈祥的爷爷围着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团团转，那是一首幸福、和谐的歌。
跃斌小的时候常受人欺负，就因为我们家穷，因为他有我这么个残废爸爸，还有个连话也说不清的弱智妈妈。我们让人瞧不起惯了，忍忍罢了，可孩子可怜啊。他受了欺负，回到家里不敢吭声，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又无能为力。我只能让儿子少出门就是了。跃斌很乖，他果真很少出去玩，呆在家里看些旧画报什么的。那都是邻居们不要的，我收集来准备卖钱的，可跃斌却当成了宝贝。
因怕受人欺负而闭门不出的小跃斌，变成了一个安静而早熟的孩子。他过早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成长。对一个与母亲没有任何交流的孩子，书本里的世界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安全、最美丽的地方。
我只读过两年书，跃斌上小学时我还能辅导一点，再往后就力不从心了。这孩子打小在学习上很自觉，成绩也一直不赖。刚上初中那会儿，老师说他的英语发音不好，他就回来让他爷爷给他教。他爷爷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个医生，会讲英语。但毕竟年事已高，牙齿掉了，兜不住风了。我要跃斌别指望爷爷，多请教老师。时间不长，跃斌的英语水平提高了许多。
这全凭他自己的努力。这孩子学习很用功，别的孩子叫他出去玩，他也不去。我知道，他不是不想玩，孩子哪有不贪玩的。也许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原因吧，跃斌从小就没什么玩具，心思就在那些旧书旧报上。这孩子爱书。
跃斌上高中的时候要住校，我每个星期给他３０块钱。我问他够不，他总说够。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书看。为了买到便宜的书，他专门大老远的去雁滩图书批发市场买。而那个地方，正是跃斌这么多年来在市区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看着殷师傅不足一张钢丝床大的小摊儿，我忍不住冒昧地问他的收入。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我就从厂里出来了。因为我那点临时工的收入实在是养不了家。好在我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他的退休工资给这个家帮了大忙。后来，我就在小学门口摆了这个小摊儿，卖点儿孩子们爱吃的零食和小玩艺儿什么的，一个月也就赚个一百来块钱。民政局给我家每人每月补助１５６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些小孩子欺负我年老体残，冲过来抢我的东西，然后拔腿就跑，我也无能为力。每天中午，我就在外面买两个馍，和娃他妈凑合着吃，晚上收摊回去，炒一个菜，再下点面条。
跃斌高考前在家复习，每天早上，我给他泡两包华丰方便面，外加两个鸡蛋，跃斌吃得很香。这是我给孩子惟一开过的小灶。晚上，跃斌为了多学一会儿，就喝很酽的茶。酽茶在胃里翻腾得难受，跃斌也顶多再干吃一包华丰面。我让他吃个“康师傅”的，他还舍不得。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每天吃两餐方便面的孩子，竟然长了１９２米的大个儿，甚至考出了比他的个子还高的成绩。殷师傅谈起对儿子的付出，满怀愧疚。
儿子打小就听话，尤其在学习上没让我操过什么心。直到现在，我连儿子的班主任都没见过。学校开家长会，我就请他的叔叔婶婶去。我的腿有病，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车站，我又没钱打“的”，只能这样了。
跃斌从不要我给他买什么贵东西。只是有一次对我说，别的同学都在星期天和爸爸妈妈出去玩，你能不能也带我去？我很内疚。别的孩子都有游戏机玩，儿子没有。后来一个同学送给他一台，但他很少玩。
我一直对跃斌能考上大学的事坚信不疑，但没想到能考上北大。他上高中的时候参加全省的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得了第五名。学校保送他上兰州大学，他不去，坚持要参加高考。我寻思着，这孩子有志气。
后来他到北京上大学去了，我才无意中发现他的抽屉里有一大摞竞赛得来的奖状，但他从没跟我提过。
跃斌这样含蓄内敛的孩子在这个张扬个性、强调自我的时代里很少见了。他小小心灵里的喜悦为什么不和家人分享？或许他觉得这些成绩还太微不足道吧！
跃斌这孩子特会疼人。他平时上学时不在家，周末一下课就坐车回来了，特准点儿。回来以后还帮我干这干那的，总是不闲着。跃斌临去北京上学前，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给我买了十盒络欣通，要三百多块钱呢！
我诧异地问殷师傅，跃斌还有自己的积蓄？
那些钱都是跃斌的姑姑、叔叔们过年给的压岁钱，他没舍得花，都攒着。给我买完药，还剩一百多块。他还问我要买点什么，我说不用了，你就自己拿着花吧！
我们问殷师傅，你的生活这么窘迫，就没想过让跃斌早点赚钱帮你吗？
我从没这么想过，这苦日子我们也过惯了。孩子是读书的料，我希望他能读硕士、读博士，好好地奔前程，我们大人不能拖他的后腿。
殷师傅微笑着告诉我们，跃斌以总分６０６分的好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临床医疗系。
跃斌这孩子也不知怎么的报了这个志愿，也许我和他妈都有病，他又特别崇拜曾经当医生的爷爷，所以就学医了。我的右腿残了，左腿前阵子又摔伤了，久治不愈。跃斌走之前说，等他当了医生一定治好我的病。我今年６５岁了，还有高血压，哪天说不行就不行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不过为了儿子的这份孝心，我也得撑下去。
我们问殷师傅，有这么一个省心的儿子，难道就没有一点为他发愁的事？
他惟一让我发愁的是他那双４４码的大脚买不上鞋，３尺８长的裤子也不好买。
殷师傅带着埋怨的口吻说着，可他脸上却笑得很灿烂。这是一个父亲的笑，带着些许欣慰，透着几分骄傲。
我们谈话的时候，殷师傅的妻子一直蹲在台阶上，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嘴里念念有词。我们问殷师傅，儿子考上大学，他妈妈知道吗？
她哪里懂啊，不过她知道儿子出远门了，老问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跟她说，过年的时候儿子就回来了。别看她傻乎乎的，可心疼儿子呢！儿子换下的衣服，她立马就给洗了。我的衣服起码要搁一个礼拜呢。
殷师傅边说边用颤抖的手拍了拍妻子衣服上的尘土。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但他们毕竟一起熬了二十年。李淑芬认得儿子、丈夫，认得家，但她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不包括其他人。
我们这个家磕磕绊绊地熬到今天不容易，受气吃苦都扛过来了。好心人一直在帮我们。就说１９９７年冬天吧，我家已经欠了房管所２０００多块钱的暖气费。我交不起，要求房管所拆除了暖气。居委会知道了这事，四处奔波，最后街道办事处给补助了２００块钱，给我家买煤过冬。那个冬天我心里又心酸又温暖。
去年，我不小心摔伤了腿，又是居委会的人把我送到医院治疗。这次跃斌考上大学，７０００多块钱的学费就是亲戚、街坊和居委会的人帮忙凑的。我们小区的印刷厂厂长孙凤莲，得知跃斌的事，跑来跟我说，殷师傅，跃斌上学用的箱子和日用品你就别买了，我给他买……
我把接受每一个人的馈赠都记在小本子上，并告诉儿子别忘了这些好心人，将来得报答人家。
跃斌的学制是五年，第一年的学费算解决了，那后面四年怎么办呢？
以后的事问题不大了，区文明办、教育局决定将“全国资助贫困生计划”的惟一名额批给了跃斌，这样他每年可以有５０００块钱固定的助学金了。我想，读完大学的事肯定没问题了。
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提出要看看殷师傅的全家福，他惭愧地说没照过。我们问他跃斌长得什么样儿，殷师傅笑着说挺那个……温柔的。
这个家庭故事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我们看到了贫寒、卑微、残缺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想，健康的人格也许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
我们没能亲眼见到那个高大而又“温柔”的男孩子，是这次采访中惟一的遗憾。
（责编 丁可）
我是江苏人，在上海长大。小时候因为患小儿麻痹跛了一条腿，１８岁的时候上了扫盲班，一年以后，进入中学。中学上了一年，就随支边的父亲来到兰州。因为残疾的身体，我从１９６９年开始进入兰州纸箱厂做临时工，一干就是２０年。１９８０年，厂里的好心人撮合我和李淑芬相识。
李淑芬是个弱智，在厂里帮她母亲打废纸包。我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因为我养不起。后来，我一直没娶，而李淑芬也一直没嫁。我父亲劝说我一定要娶个媳妇，生个一男半女，到老了好有个照应。最后，我娶了李淑芬。那年，我４５岁，她２７岁。第二年，淑芬生下了跃斌。
跃斌这孩子出生时并不是又白又胖，而是又瘦又长的。大夫说这孩子比一般的婴儿要长两公分呢！他呀，天生就是个高个儿，才１９岁，就１．９２米了。我的傻老婆给我生了个健康的小子，我心里挺乐呵。给孩子喂奶、洗尿布、洗澡这些事淑芬做不来，都是我父亲一点点教给她的。
这个贫寒的家因为有了小跃斌显得温暖而美好起来。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残疾的父亲，一个弱智的母亲和一个慈祥的爷爷围着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团团转，那是一首幸福、和谐的歌。
跃斌小的时候常受人欺负，就因为我们家穷，因为他有我这么个残废爸爸，还有个连话也说不清的弱智妈妈。我们让人瞧不起惯了，忍忍罢了，可孩子可怜啊。他受了欺负，回到家里不敢吭声，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又无能为力。我只能让儿子少出门就是了。跃斌很乖，他果真很少出去玩，呆在家里看些旧画报什么的。那都是邻居们不要的，我收集来准备卖钱的，可跃斌却当成了宝贝。
因怕受人欺负而闭门不出的小跃斌，变成了一个安静而早熟的孩子。他过早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成长。对一个与母亲没有任何交流的孩子，书本里的世界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安全、最美丽的地方。
我只读过两年书，跃斌上小学时我还能辅导一点，再往后就力不从心了。这孩子打小在学习上很自觉，成绩也一直不赖。刚上初中那会儿，老师说他的英语发音不好，他就回来让他爷爷给他教。他爷爷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个医生，会讲英语。但毕竟年事已高，牙齿掉了，兜不住风了。我要跃斌别指望爷爷，多请教老师。时间不长，跃斌的英语水平提高了许多。
这全凭他自己的努力。这孩子学习很用功，别的孩子叫他出去玩，他也不去。我知道，他不是不想玩，孩子哪有不贪玩的。也许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原因吧，跃斌从小就没什么玩具，心思就在那些旧书旧报上。这孩子爱书。
跃斌上高中的时候要住校，我每个星期给他３０块钱。我问他够不，他总说够。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书看。为了买到便宜的书，他专门大老远的去雁滩图书批发市场买。而那个地方，正是跃斌这么多年来在市区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看着殷师傅不足一张钢丝床大的小摊儿，我忍不住冒昧地问他的收入。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我就从厂里出来了。因为我那点临时工的收入实在是养不了家。好在我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他的退休工资给这个家帮了大忙。后来，我就在小学门口摆了这个小摊儿，卖点儿孩子们爱吃的零食和小玩艺儿什么的，一个月也就赚个一百来块钱。民政局给我家每人每月补助１５６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些小孩子欺负我年老体残，冲过来抢我的东西，然后拔腿就跑，我也无能为力。每天中午，我就在外面买两个馍，和娃他妈凑合着吃，晚上收摊回去，炒一个菜，再下点面条。
跃斌高考前在家复习，每天早上，我给他泡两包华丰方便面，外加两个鸡蛋，跃斌吃得很香。这是我给孩子惟一开过的小灶。晚上，跃斌为了多学一会儿，就喝很酽的茶。酽茶在胃里翻腾得难受，跃斌也顶多再干吃一包华丰面。我让他吃个“康师傅”的，他还舍不得。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每天吃两餐方便面的孩子，竟然长了１９２米的大个儿，甚至考出了比他的个子还高的成绩。殷师傅谈起对儿子的付出，满怀愧疚。
儿子打小就听话，尤其在学习上没让我操过什么心。直到现在，我连儿子的班主任都没见过。学校开家长会，我就请他的叔叔婶婶去。我的腿有病，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车站，我又没钱打“的”，只能这样了。
跃斌从不要我给他买什么贵东西。只是有一次对我说，别的同学都在星期天和爸爸妈妈出去玩，你能不能也带我去？我很内疚。别的孩子都有游戏机玩，儿子没有。后来一个同学送给他一台，但他很少玩。
我一直对跃斌能考上大学的事坚信不疑，但没想到能考上北大。他上高中的时候参加全省的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得了第五名。学校保送他上兰州大学，他不去，坚持要参加高考。我寻思着，这孩子有志气。
后来他到北京上大学去了，我才无意中发现他的抽屉里有一大摞竞赛得来的奖状，但他从没跟我提过。
跃斌这样含蓄内敛的孩子在这个张扬个性、强调自我的时代里很少见了。他小小心灵里的喜悦为什么不和家人分享？或许他觉得这些成绩还太微不足道吧！
跃斌这孩子特会疼人。他平时上学时不在家，周末一下课就坐车回来了，特准点儿。回来以后还帮我干这干那的，总是不闲着。跃斌临去北京上学前，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给我买了十盒络欣通，要三百多块钱呢！
我诧异地问殷师傅，跃斌还有自己的积蓄？
那些钱都是跃斌的姑姑、叔叔们过年给的压岁钱，他没舍得花，都攒着。给我买完药，还剩一百多块。他还问我要买点什么，我说不用了，你就自己拿着花吧！
我们问殷师傅，你的生活这么窘迫，就没想过让跃斌早点赚钱帮你吗？
我从没这么想过，这苦日子我们也过惯了。孩子是读书的料，我希望他能读硕士、读博士，好好地奔前程，我们大人不能拖他的后腿。
殷师傅微笑着告诉我们，跃斌以总分６０６分的好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临床医疗系。
跃斌这孩子也不知怎么的报了这个志愿，也许我和他妈都有病，他又特别崇拜曾经当医生的爷爷，所以就学医了。我的右腿残了，左腿前阵子又摔伤了，久治不愈。跃斌走之前说，等他当了医生一定治好我的病。我今年６５岁了，还有高血压，哪天说不行就不行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不过为了儿子的这份孝心，我也得撑下去。
我们问殷师傅，有这么一个省心的儿子，难道就没有一点为他发愁的事？
他惟一让我发愁的是他那双４４码的大脚买不上鞋，３尺８长的裤子也不好买。
殷师傅带着埋怨的口吻说着，可他脸上却笑得很灿烂。这是一个父亲的笑，带着些许欣慰，透着几分骄傲。
我们谈话的时候，殷师傅的妻子一直蹲在台阶上，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嘴里念念有词。我们问殷师傅，儿子考上大学，他妈妈知道吗？
她哪里懂啊，不过她知道儿子出远门了，老问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跟她说，过年的时候儿子就回来了。别看她傻乎乎的，可心疼儿子呢！儿子换下的衣服，她立马就给洗了。我的衣服起码要搁一个礼拜呢。
殷师傅边说边用颤抖的手拍了拍妻子衣服上的尘土。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但他们毕竟一起熬了二十年。李淑芬认得儿子、丈夫，认得家，但她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不包括其他人。
我们这个家磕磕绊绊地熬到今天不容易，受气吃苦都扛过来了。好心人一直在帮我们。就说１９９７年冬天吧，我家已经欠了房管所２０００多块钱的暖气费。我交不起，要求房管所拆除了暖气。居委会知道了这事，四处奔波，最后街道办事处给补助了２００块钱，给我家买煤过冬。那个冬天我心里又心酸又温暖。
去年，我不小心摔伤了腿，又是居委会的人把我送到医院治疗。这次跃斌考上大学，７０００多块钱的学费就是亲戚、街坊和居委会的人帮忙凑的。我们小区的印刷厂厂长孙凤莲，得知跃斌的事，跑来跟我说，殷师傅，跃斌上学用的箱子和日用品你就别买了，我给他买……
我把接受每一个人的馈赠都记在小本子上，并告诉儿子别忘了这些好心人，将来得报答人家。
跃斌的学制是五年，第一年的学费算解决了，那后面四年怎么办呢？
以后的事问题不大了，区文明办、教育局决定将“全国资助贫困生计划”的惟一名额批给了跃斌，这样他每年可以有５０００块钱固定的助学金了。我想，读完大学的事肯定没问题了。
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提出要看看殷师傅的全家福，他惭愧地说没照过。我们问他跃斌长得什么样儿，殷师傅笑着说挺那个……温柔的。
这个家庭故事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我们看到了贫寒、卑微、残缺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想，健康的人格也许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
我们没能亲眼见到那个高大而又“温柔”的男孩子，是这次采访中惟一的遗憾。
（责编 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