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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是欧洲的超级选举日。除了法国和希腊的大选之外，西班牙和德国也举行了地方选举。
弗朗索瓦·奥朗德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争取连任的萨科齐，成为17年来法国首位左派社会党总统。至于希腊国会选举，有7个党派跨过了进入议会所需3%选票的“门槛”，过去38年来一直轮流执政的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合共只获得32.4%的选票，远低于2009年的77.4%。未来由哪个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还不明朗，即使组阁成功，新政府能维持多久也不清楚，希腊政局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意大利于5月6日和7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900个市级政府将选出新市长与市议员。这是蒙蒂所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自去年11月上台后的第一场选举，各界认为这是对各政党的一次总体检，也是明年国会大选的风向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中左翼政党暂时领先，中右翼政党在许多重镇影响力大减。
德国石荷州地方选举结果显示，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3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得29.9%的选票。由于均未过半，由谁来组建联合政府还不得而知。
而在几天前的5月3日，英国亦举行了181个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执政联盟惨败。在野工党在75个议会中胜出，较之前增加32个。保守党只能保住42个议会，自民党亦由6个减至5个。4月23日，由于执政联盟未能在新预算削减措施上达成一致，荷兰政府垮台，这个被誉为欧元区最遵守财政纪律的国家，刚刚遭遇的政坛地震令外界始料未及，同时也成为紧缩措施在欧洲越来越不得人心的一个鲜明例证。
困境和紧缩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根本的问題是欧洲糟糕的经济状况。以法国和希腊为例。法国经济目前的增长率近于0，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90%，失业率在10%上下，青年的失业率更高达20%。对此，在任的萨科齐难辞其咎，奥朗德的社会党乘势而起也属正常。玛丽娜·勒庞的极右主张也获得17.9%的票数，说明法国社会一左一右都对萨尔科齐不满，要另找出路。
在过去4年内，希腊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希腊经济在2012年将继续萎缩5%，到2013年才有可能扭转势头。目前，希腊失业率已经达到18%并且呈现持续攀升的势头，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40%。按照希腊政府承诺的紧缩方案，私营部门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每月只有500欧元；到2015年共裁减15万名公职人员，2012年先裁员1.5万人，差不多每5个公职人员中就有一人要丢掉饭碗。
面对经济困境，西欧第一大国德国主张紧缩财政抵御主权债务危机，要求欧元区成员强化财政纪律，要大家捱一段苦日子。这种做法，爱尔兰曾经实验，结果是安然过关，于是更加成为欧洲脱离经济衰退的法宝。所谓紧缩，就是改变过去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削减政府开支，以减少赤字。这样做固然有利于缓解债务危机的恶化，但其最严重的副作用是失业率的上升。
国际劳工组织（ILO）趁劳动节发表报告，警告各国紧缩政策损害全球就业市场。今年全球失业人士达2.02亿人，较去年增600万；发达国家黄金工作年龄（25至49岁之间）的求职人士有四成人已失业1年以上；南欧失业率高企，其中西班牙失业率升至24.4%。
在债务问題及紧缩措施夹击之下，欧洲社会问題凸显。一向自杀率偏低的希腊，估计去年自杀率上升了一倍，至每10万人逾5人自杀。更多次爆出老年人因为退休金减少生活难以为继而开枪自杀的惨剧。而由于希腊视自杀为禁忌，教会不肯为自杀者办丧礼，不少人士选择以“撞车死亡”等方式掩饰自杀，故实际自杀率可能更高。
二三年下来，在普通欧洲人看来，所谓的紧缩已经成为“砸饭碗、削工资、增税收”的代名词，因此他们充满怨气。在他们看来，富人也受到改革的影响，但还不至于陷入生活拮据状况；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赚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早就嗅到危机的来临而将巨款转移到国外；过气的政客则甩甩袖子下台了事，不大可能遭到追究。普通老百姓成了紧缩的牺牲品，这也是紧缩政策在欧洲日益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更有一种“阴谋论”认为，紧缩完全是“德国阴谋”的结果。该国为了在欧元区确立自己的“发号施令者”的地位，与萨科齐联手将英国孤立起来，为了要求各成员国遵守新财政契约措施，在“救助款”方面百般刁难，让市场对欧元区失去信任。
而学者们也对紧缩政策百般质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每1欧元的紧缩仅能让赤字减少约0.4欧元——即使从短期来看，难怪紧缩的国家正在盘旋着驶入灾难。”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结构性紧缩力度越大，GDP下跌的幅度也越大。据估计，1个百分点的结构性财政紧缩，就会让该国GDP自2008年水平降低1.5%。因此，希腊8个百分点的结构性财政紧缩，换来的是GDP下跌12%。”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得更干脆：“从没有哪个大国的任何一种紧缩项目获得成功。我认为，欧洲正走向自取灭亡。
应该说，在两三年的财政紧缩后，欧洲国家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有社会面上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民众的怨气使得新上台的政治家不得不三思而行。但是另外一方面欧洲所有的债权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都还在要求继续进行财政紧缩。但原本支持紧缩的德法荷联盟现在只剩下德国总理默克尔一人，势必孤掌难鸣，解救欧债的政策将难以按现有方向延续下去。
5月底，爱尔兰还会就欧洲“新财政契约”举行全民公决，若遭否决，将是对紧缩政策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向左向右？
5月6日的选举结果，左派的上台被普遍看成是欧洲左转的信号，是这样吗？
事实上，左派的表现远差于预期。欧债危机爆发之后，不少人批评萨科齐没有任何完整的挽救经济方案，只是花精力做秀投机。例如，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后故意在书店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让记者看到，以为可以赢取左翼选民认同，同时又强硬将吉卜赛人驱逐出境讨好右派。他和他模特妻子的高调作风，在不少法国中产眼里更是俗不可耐。
面对一个大家都已经十分厌弃的总统，加上金融危机后大众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信心尽失，不少人曾预期社会党的奥朗德将会大幅抛离萨科齐，但结果只是赢3个百分点。本来被不少人看好、获所有激进左派政团联合推荐的左翼阵线候选人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更只得11%选票，远远落后于极右派，令很多人大跌眼镜。说法国左转，无疑是言过其实了。
事实上，就在不到3年前的2009年，欧洲还上演过一出向右转的戏码。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在新一届议会736个议席中，中右翼的人民党党团以267席独占鳌头，左翼的社会党党团则以159席位居第二，席位较上届大幅减少。当时舆论惊呼“右转”。而在金融危机之初，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应该看到，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左右易手已经上演了好几轮。这种转变实际上和政治思潮无关，而和政治家应对危机不力的结果有关。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导致了选举时谁在台上就反对谁，换了人后发现没有起色就再换人，如此循环往复而已。
在竞争体制下，政党必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左翼政党在经济上吸收右翼的自由主义主张，右翼政党则借用左翼倡导的社会公正思想，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左翼不左，右翼不右”早已是欧洲政坛的普遍现象。
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也说过：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題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奥朗德的口号是“希望”，这和奥巴马当年的“改变”如出一辙。如果人们对左派上台还满怀希望的话，不妨看看奥巴马这几年做了多少“改变”。
而极右得票的增加，也同样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玛丽娜·勒庞拿到的17.9%看似很多，但实际上国民阵线在其父老勒庞领导下于2002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也拿过16.9%的选票，而且超过了社会党的16.2%，进入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而当年16.9%带来的震撼，比今天的17.9%大得多。说今天法国极右派崛起，显然是无视历史的夸张之词。
金融危机以来，极右政党在多个欧盟国家，包括瑞典、芬兰和荷兰的选举中报捷，在奥地利、丹麦、瑞士和匈牙利也走势强劲。在希腊，原本不成气候的极右政党“金色黎明”也获得了7%的选票。
但是，这些尚没有构成宪政危机，更没有根本动摇到民主等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忽左忽右的摇摆，不过是凸显了变革的迫切性而已。
弗朗索瓦·奥朗德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争取连任的萨科齐，成为17年来法国首位左派社会党总统。至于希腊国会选举，有7个党派跨过了进入议会所需3%选票的“门槛”，过去38年来一直轮流执政的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合共只获得32.4%的选票，远低于2009年的77.4%。未来由哪个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还不明朗，即使组阁成功，新政府能维持多久也不清楚，希腊政局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意大利于5月6日和7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900个市级政府将选出新市长与市议员。这是蒙蒂所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自去年11月上台后的第一场选举，各界认为这是对各政党的一次总体检，也是明年国会大选的风向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中左翼政党暂时领先，中右翼政党在许多重镇影响力大减。
德国石荷州地方选举结果显示，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3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得29.9%的选票。由于均未过半，由谁来组建联合政府还不得而知。
而在几天前的5月3日，英国亦举行了181个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执政联盟惨败。在野工党在75个议会中胜出，较之前增加32个。保守党只能保住42个议会，自民党亦由6个减至5个。4月23日，由于执政联盟未能在新预算削减措施上达成一致，荷兰政府垮台，这个被誉为欧元区最遵守财政纪律的国家，刚刚遭遇的政坛地震令外界始料未及，同时也成为紧缩措施在欧洲越来越不得人心的一个鲜明例证。
困境和紧缩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根本的问題是欧洲糟糕的经济状况。以法国和希腊为例。法国经济目前的增长率近于0，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90%，失业率在10%上下，青年的失业率更高达20%。对此，在任的萨科齐难辞其咎，奥朗德的社会党乘势而起也属正常。玛丽娜·勒庞的极右主张也获得17.9%的票数，说明法国社会一左一右都对萨尔科齐不满，要另找出路。
在过去4年内，希腊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希腊经济在2012年将继续萎缩5%，到2013年才有可能扭转势头。目前，希腊失业率已经达到18%并且呈现持续攀升的势头，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40%。按照希腊政府承诺的紧缩方案，私营部门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每月只有500欧元；到2015年共裁减15万名公职人员，2012年先裁员1.5万人，差不多每5个公职人员中就有一人要丢掉饭碗。
面对经济困境，西欧第一大国德国主张紧缩财政抵御主权债务危机，要求欧元区成员强化财政纪律，要大家捱一段苦日子。这种做法，爱尔兰曾经实验，结果是安然过关，于是更加成为欧洲脱离经济衰退的法宝。所谓紧缩，就是改变过去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削减政府开支，以减少赤字。这样做固然有利于缓解债务危机的恶化，但其最严重的副作用是失业率的上升。
国际劳工组织（ILO）趁劳动节发表报告，警告各国紧缩政策损害全球就业市场。今年全球失业人士达2.02亿人，较去年增600万；发达国家黄金工作年龄（25至49岁之间）的求职人士有四成人已失业1年以上；南欧失业率高企，其中西班牙失业率升至24.4%。
在债务问題及紧缩措施夹击之下，欧洲社会问題凸显。一向自杀率偏低的希腊，估计去年自杀率上升了一倍，至每10万人逾5人自杀。更多次爆出老年人因为退休金减少生活难以为继而开枪自杀的惨剧。而由于希腊视自杀为禁忌，教会不肯为自杀者办丧礼，不少人士选择以“撞车死亡”等方式掩饰自杀，故实际自杀率可能更高。
二三年下来，在普通欧洲人看来，所谓的紧缩已经成为“砸饭碗、削工资、增税收”的代名词，因此他们充满怨气。在他们看来，富人也受到改革的影响，但还不至于陷入生活拮据状况；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赚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早就嗅到危机的来临而将巨款转移到国外；过气的政客则甩甩袖子下台了事，不大可能遭到追究。普通老百姓成了紧缩的牺牲品，这也是紧缩政策在欧洲日益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更有一种“阴谋论”认为，紧缩完全是“德国阴谋”的结果。该国为了在欧元区确立自己的“发号施令者”的地位，与萨科齐联手将英国孤立起来，为了要求各成员国遵守新财政契约措施，在“救助款”方面百般刁难，让市场对欧元区失去信任。
而学者们也对紧缩政策百般质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每1欧元的紧缩仅能让赤字减少约0.4欧元——即使从短期来看，难怪紧缩的国家正在盘旋着驶入灾难。”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结构性紧缩力度越大，GDP下跌的幅度也越大。据估计，1个百分点的结构性财政紧缩，就会让该国GDP自2008年水平降低1.5%。因此，希腊8个百分点的结构性财政紧缩，换来的是GDP下跌12%。”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得更干脆：“从没有哪个大国的任何一种紧缩项目获得成功。我认为，欧洲正走向自取灭亡。
应该说，在两三年的财政紧缩后，欧洲国家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有社会面上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民众的怨气使得新上台的政治家不得不三思而行。但是另外一方面欧洲所有的债权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都还在要求继续进行财政紧缩。但原本支持紧缩的德法荷联盟现在只剩下德国总理默克尔一人，势必孤掌难鸣，解救欧债的政策将难以按现有方向延续下去。
5月底，爱尔兰还会就欧洲“新财政契约”举行全民公决，若遭否决，将是对紧缩政策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向左向右？
5月6日的选举结果，左派的上台被普遍看成是欧洲左转的信号，是这样吗？
事实上，左派的表现远差于预期。欧债危机爆发之后，不少人批评萨科齐没有任何完整的挽救经济方案，只是花精力做秀投机。例如，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后故意在书店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让记者看到，以为可以赢取左翼选民认同，同时又强硬将吉卜赛人驱逐出境讨好右派。他和他模特妻子的高调作风，在不少法国中产眼里更是俗不可耐。
面对一个大家都已经十分厌弃的总统，加上金融危机后大众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信心尽失，不少人曾预期社会党的奥朗德将会大幅抛离萨科齐，但结果只是赢3个百分点。本来被不少人看好、获所有激进左派政团联合推荐的左翼阵线候选人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更只得11%选票，远远落后于极右派，令很多人大跌眼镜。说法国左转，无疑是言过其实了。
事实上，就在不到3年前的2009年，欧洲还上演过一出向右转的戏码。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在新一届议会736个议席中，中右翼的人民党党团以267席独占鳌头，左翼的社会党党团则以159席位居第二，席位较上届大幅减少。当时舆论惊呼“右转”。而在金融危机之初，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应该看到，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左右易手已经上演了好几轮。这种转变实际上和政治思潮无关，而和政治家应对危机不力的结果有关。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导致了选举时谁在台上就反对谁，换了人后发现没有起色就再换人，如此循环往复而已。
在竞争体制下，政党必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左翼政党在经济上吸收右翼的自由主义主张，右翼政党则借用左翼倡导的社会公正思想，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左翼不左，右翼不右”早已是欧洲政坛的普遍现象。
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也说过：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題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奥朗德的口号是“希望”，这和奥巴马当年的“改变”如出一辙。如果人们对左派上台还满怀希望的话，不妨看看奥巴马这几年做了多少“改变”。
而极右得票的增加，也同样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玛丽娜·勒庞拿到的17.9%看似很多，但实际上国民阵线在其父老勒庞领导下于2002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也拿过16.9%的选票，而且超过了社会党的16.2%，进入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而当年16.9%带来的震撼，比今天的17.9%大得多。说今天法国极右派崛起，显然是无视历史的夸张之词。
金融危机以来，极右政党在多个欧盟国家，包括瑞典、芬兰和荷兰的选举中报捷，在奥地利、丹麦、瑞士和匈牙利也走势强劲。在希腊，原本不成气候的极右政党“金色黎明”也获得了7%的选票。
但是，这些尚没有构成宪政危机，更没有根本动摇到民主等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忽左忽右的摇摆，不过是凸显了变革的迫切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