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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一书很多人对其研究，一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因为在封建社会，《论语》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也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秩序的一项手段，是文化专制的象征。然而，对于《论语》的史料价值却往往被人们忽视，本文从《论语》的史料价值入手，来叙述相关问题。
关键词：《论语》；史料价值；先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31-01
《论语》的成书年代，一般公认是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因其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下限应早于战国初期。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1]班氏又在《汉志》中说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2]由班氏所言，可知《论语》一书在孔子生前尚未成书，在孔子死后，由其弟子们互相讨论，经过辑佚而成，但在原书中，甚至还有孔子的弟子的弟子，追记孔子的记录。可见《论语》一书，是经过整理、加工，最后成书。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其又言“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杨伯峻先生在他的《论语译注》中认为，“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爲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3]
由于《论语》一书是孔子言行的记录，所以《论语》被看成是“圣人之言”。《论语》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体现的先秦思想史，特别是早起的儒家和孔子的思想。其所记多为实录的性质，其开实录这种编年体史书之先河。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卷四中提到“论语是圣人彻上彻下语，须于此看得下学、上达同中之别，别中之同”，[4]又说“ 论语一部，其本义之无穷者，固然其不可损，而圣意之所不然，则又不可附益。远异端之窃似，去俗情之亿中，庶几得之”。[5]可知王夫之对待《论语》的评价是“无穷”、“不可附益”。
《论语》的篇目有：《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治长篇第五》《雍也篇第六》《述而篇第七》《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子路篇第十三》《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季氏篇第十六》《阳货篇第十七》《微子篇第十八》《子张篇第十九》《尧曰篇第二十》。而在这其中，《八佾篇第三》是对周代的礼仪制度记录的宝贵资料，“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可见，孔子对于周代的礼制研究，对周代的礼制的崇拜，其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周代的礼制现在我们已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但从后代的记载，可以窥其大概。而《周礼》一书，也由于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很是可疑。对于这种疑问，只有更多的出土实物来加以佐证。今人钱仲联先生认为：“以《学而》为首篇，见孔子教育学的总纲。以《尧曰》为末篇，见孔子政治学的总纲。故儒学大师荀况著《荀子》，以《劝学》开始，以《尧问》结束，便是继承《论语》编撰宗旨的证明”。[8]
《为政篇第二》《颜渊篇第十二》两篇，可以作为孔子的治国方案和政治主张的史料看待。其在《为政篇第二》提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告诫国君治理国家要用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国民，引导他们。孔子还说：为证以德，也是这方面的体现。在这两篇中，孔子还提到他的关于教育的方法和态度。“温故而知新”[9]、“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0]、“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1]，从中可见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先进篇第十一》是我们研究孔子弟子的重要史料。孔子曾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2]虽然不是很全，但对于孔子弟子的研究，尤其是在春秋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这一篇保留的记录，显得愈加的重要。
《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两篇是孔子对古今人物的评价及仁人志士的立身准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3]“无为而治”，[14]“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5]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主张。
《季氏篇第十六》反应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和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16]“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7]“行义以达其道”，[18]“不学《诗》，无以言”，[19]“不学礼，无以立”[20]。孔子主张反对无“礼”不“义”的战争。所以当他得知季氏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便据“礼”反对。
孔子恢复周礼的愿望十分的坚定，他想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可否认，这种想法有些落后。然有关孔子的政治活动的记载，在《春秋左氏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散见于先秦古籍《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这些可与《论语》的记载相互佐证。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掘，使得“论语学”的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入。出土的文献资料大都以帛书、竹简的形式。
《论语》的史料价值体现在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等方面，但笔者认为它的史料价值在于它保留了孔子的资料，虽然有些资料明显是后人添加而成，但这也不能抵消《论语》在研究孔子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文献的传承，《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通过对《论语》的字、音、义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上古的音韵，对于研究上古音韵很有帮助。
参考文献：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7][9][10][11][12][13][14][15] [16][17][18][19][20]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钱仲联.十三经精华[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关键词：《论语》；史料价值；先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31-01
《论语》的成书年代，一般公认是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因其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下限应早于战国初期。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1]班氏又在《汉志》中说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2]由班氏所言，可知《论语》一书在孔子生前尚未成书，在孔子死后，由其弟子们互相讨论，经过辑佚而成，但在原书中，甚至还有孔子的弟子的弟子，追记孔子的记录。可见《论语》一书，是经过整理、加工，最后成书。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其又言“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杨伯峻先生在他的《论语译注》中认为，“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爲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3]
由于《论语》一书是孔子言行的记录，所以《论语》被看成是“圣人之言”。《论语》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体现的先秦思想史，特别是早起的儒家和孔子的思想。其所记多为实录的性质，其开实录这种编年体史书之先河。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卷四中提到“论语是圣人彻上彻下语，须于此看得下学、上达同中之别，别中之同”，[4]又说“ 论语一部，其本义之无穷者，固然其不可损，而圣意之所不然，则又不可附益。远异端之窃似，去俗情之亿中，庶几得之”。[5]可知王夫之对待《论语》的评价是“无穷”、“不可附益”。
《论语》的篇目有：《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治长篇第五》《雍也篇第六》《述而篇第七》《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子路篇第十三》《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季氏篇第十六》《阳货篇第十七》《微子篇第十八》《子张篇第十九》《尧曰篇第二十》。而在这其中，《八佾篇第三》是对周代的礼仪制度记录的宝贵资料，“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可见，孔子对于周代的礼制研究，对周代的礼制的崇拜，其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周代的礼制现在我们已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但从后代的记载，可以窥其大概。而《周礼》一书，也由于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很是可疑。对于这种疑问，只有更多的出土实物来加以佐证。今人钱仲联先生认为：“以《学而》为首篇，见孔子教育学的总纲。以《尧曰》为末篇，见孔子政治学的总纲。故儒学大师荀况著《荀子》，以《劝学》开始，以《尧问》结束，便是继承《论语》编撰宗旨的证明”。[8]
《为政篇第二》《颜渊篇第十二》两篇，可以作为孔子的治国方案和政治主张的史料看待。其在《为政篇第二》提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告诫国君治理国家要用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国民，引导他们。孔子还说：为证以德，也是这方面的体现。在这两篇中，孔子还提到他的关于教育的方法和态度。“温故而知新”[9]、“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0]、“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1]，从中可见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先进篇第十一》是我们研究孔子弟子的重要史料。孔子曾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2]虽然不是很全，但对于孔子弟子的研究，尤其是在春秋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这一篇保留的记录，显得愈加的重要。
《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两篇是孔子对古今人物的评价及仁人志士的立身准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3]“无为而治”，[14]“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5]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主张。
《季氏篇第十六》反应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和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16]“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7]“行义以达其道”，[18]“不学《诗》，无以言”，[19]“不学礼，无以立”[20]。孔子主张反对无“礼”不“义”的战争。所以当他得知季氏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便据“礼”反对。
孔子恢复周礼的愿望十分的坚定，他想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可否认，这种想法有些落后。然有关孔子的政治活动的记载，在《春秋左氏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散见于先秦古籍《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这些可与《论语》的记载相互佐证。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掘，使得“论语学”的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入。出土的文献资料大都以帛书、竹简的形式。
《论语》的史料价值体现在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等方面，但笔者认为它的史料价值在于它保留了孔子的资料，虽然有些资料明显是后人添加而成，但这也不能抵消《论语》在研究孔子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文献的传承，《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通过对《论语》的字、音、义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上古的音韵，对于研究上古音韵很有帮助。
参考文献：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7][9][10][11][12][13][14][15] [16][17][18][19][20]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钱仲联.十三经精华[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