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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两位胞弟，有两个亲侄子：毛远新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之子。贺麓成（本名毛岸成）则是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之子。
毛远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他深得毛泽东和江青的信任。
一位朋友告诉我毛远新来沪的消息，1991年7月我便前去访问。
我按地址，在上海西区找到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步入三楼。正值盛夏，房门开着，但铁栅栏门紧闭着。
我敲响铁栅栏门，一位六十多岁男子（事后得知，他是毛远新的岳父）出来。经我说明来意，即开了门。
那是毛远新1972年与全秀凤结婚时的房子。全秀凤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女工。我来访时，全秀凤不在家，出去买菜了。毛远新在家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脱去皮凉鞋，光着脚走进他的卧室，他招呼我坐在沙发上。
毛远新已经五十多岁，看上去身体壮实，一头乌发，表情深沉，穿一件白汗衫，一条蓝咔叽平脚裤，一双灰丝袜，也没有穿鞋子。屋里一床、一桌、一张三人沙发，水泥地一尘不染。窗外有一小个阳台。
他拿出香烟招待我。我不抽烟，他独自抽了起来。烟灰缸里许多烟蒂，表明他的烟瘾颇重。
他常常长时间沉默，陷入思索之中，然后跟我说几句。接着又是沉默。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1951年，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以其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此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在江青的建议下，毛远新当上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这位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靠他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因此权重一时。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关系所作的交代，说得十分深刻——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抚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1976年清明节，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毛远新多次向病中的毛泽东汇报，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尽管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是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但是不能不说也与毛远新的汇报有关……
毛远新对于“批邓”出了大力，成为“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一员。这样，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也被拘捕。
笔者采访了执行拘捕毛远新任务的张耀祠将军。张耀祠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他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八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的。
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在沈阳。10月6日，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
汪东兴选派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
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此后，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直至1993年，毛远新终于刑满（最后几年在监外居住）……
毛远新向我提及一些写及他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写及他和全秀凤结婚时，“王秀珍以便于保卫高干家属为借口，批下宽敞的新宅”。他指着眼前的房子说：“这就是所谓‘宽敞的新宅’，13平方米而已！怎么可以不了解情况，乱写一通？”
他又说：“那本书上还讲，上海市委拨款6000元给我们作结婚之用。我很惊讶。我对全秀凤说，我们从来也没有领过什么上海市委给的6000元呀！”毛远新一口北方口音，不住地抽烟。我带来一本《毛泽民传》，请他回忆他父亲毛泽民和母亲朱丹华的情况。他说，父亲在新疆牺牲时，他才两岁。有关父亲的情况，母亲和当年许多老同志比他了解。
我请他回忆毛泽东。他说，关于主席，当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内容。但目前只能一般地谈谈。因为他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不便于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
他说，这些年来孤陋寡闻，不知世事。他的记忆力不好。
跟毛远新慢慢地聊着，他讲话不多，显得很有顾虑。我理解他的心境。说及与政治无关的话题，他就显得轻松。他说，这一回彼此结识，交个朋友，日后可以在合适的机会再谈。他知道我在写“文化大革命”史，他在日后可以答复我的一些问题。
我未能为他拍照，内中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摘自《出没风波里》）
毛远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他深得毛泽东和江青的信任。
一位朋友告诉我毛远新来沪的消息，1991年7月我便前去访问。
我按地址，在上海西区找到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步入三楼。正值盛夏，房门开着，但铁栅栏门紧闭着。
我敲响铁栅栏门，一位六十多岁男子（事后得知，他是毛远新的岳父）出来。经我说明来意，即开了门。
那是毛远新1972年与全秀凤结婚时的房子。全秀凤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女工。我来访时，全秀凤不在家，出去买菜了。毛远新在家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脱去皮凉鞋，光着脚走进他的卧室，他招呼我坐在沙发上。
毛远新已经五十多岁，看上去身体壮实，一头乌发，表情深沉，穿一件白汗衫，一条蓝咔叽平脚裤，一双灰丝袜，也没有穿鞋子。屋里一床、一桌、一张三人沙发，水泥地一尘不染。窗外有一小个阳台。
他拿出香烟招待我。我不抽烟，他独自抽了起来。烟灰缸里许多烟蒂，表明他的烟瘾颇重。
他常常长时间沉默，陷入思索之中，然后跟我说几句。接着又是沉默。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1951年，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以其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此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在江青的建议下，毛远新当上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这位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靠他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因此权重一时。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关系所作的交代，说得十分深刻——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抚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1976年清明节，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毛远新多次向病中的毛泽东汇报，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尽管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是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但是不能不说也与毛远新的汇报有关……
毛远新对于“批邓”出了大力，成为“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一员。这样，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也被拘捕。
笔者采访了执行拘捕毛远新任务的张耀祠将军。张耀祠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他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八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的。
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在沈阳。10月6日，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
汪东兴选派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
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此后，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直至1993年，毛远新终于刑满（最后几年在监外居住）……
毛远新向我提及一些写及他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写及他和全秀凤结婚时，“王秀珍以便于保卫高干家属为借口，批下宽敞的新宅”。他指着眼前的房子说：“这就是所谓‘宽敞的新宅’，13平方米而已！怎么可以不了解情况，乱写一通？”
他又说：“那本书上还讲，上海市委拨款6000元给我们作结婚之用。我很惊讶。我对全秀凤说，我们从来也没有领过什么上海市委给的6000元呀！”毛远新一口北方口音，不住地抽烟。我带来一本《毛泽民传》，请他回忆他父亲毛泽民和母亲朱丹华的情况。他说，父亲在新疆牺牲时，他才两岁。有关父亲的情况，母亲和当年许多老同志比他了解。
我请他回忆毛泽东。他说，关于主席，当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内容。但目前只能一般地谈谈。因为他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不便于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
他说，这些年来孤陋寡闻，不知世事。他的记忆力不好。
跟毛远新慢慢地聊着，他讲话不多，显得很有顾虑。我理解他的心境。说及与政治无关的话题，他就显得轻松。他说，这一回彼此结识，交个朋友，日后可以在合适的机会再谈。他知道我在写“文化大革命”史，他在日后可以答复我的一些问题。
我未能为他拍照，内中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摘自《出没风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