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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缝是我童年读到的第一本书。
童年时代我住在江北的小城栖镇。小镇蛰伏在水墨的色调里，无论春秋水总是无色的白，曲曲绕绕，将小镇的街织成水道的网：街檐下小船穿梭，船篷和屋檐一律是墨迹淋漓的黑。黑白之间横着的灰黯单孔石桥，是路的过渡也是颜色的过渡。从水埠拾阶而上，青石街道上印着成串光润的脚印，临水的茶馆里，紫砂壶袅出的轻烟迷迷蒙蒙，说不清白或者绿。茶馆与满街木楼的表情都是百年孤寂的，驳蚀的牌匾和砖瓦间嵌满铁青的苔痕，苔痕上密布着时间和沧桑的字样。童年时代我每天从夹在灰黯木楼之间的小街上走来走去，把时光年复一年地走掉。
现在我在回忆里恍惚看见一只鸽子穿过屋檐下的雨滴，孤独地落在木门的阴影里。鸽子对面是一罐快熬干的中药。还有一个病猫般静静趴在草席上的孩子。那个孩子可能是小我两岁的妹妹，也可能就是我。黄昏、雨滴、中药和生病的孩子，可以组成我的童年时代最常见的场景。
事实上，我很少怀想童年，童年的我总是坐在门槛上心事重重地咬手指甲。那时我父亲远在省城，每月回小镇度几个周末，把在外面积攒的郁闷和暴怒加倍地挥霍掉。母亲独自在栖镇阴暗的老屋里照看我和妹妹，终日忙着做手工活或者熬药，偶尔也忙着和父亲争吵。她年轻时光洁的脸不到４０岁就浮肿着，可以想见当时的日子是怎样的黯淡无光。
在这样的家庭里，门缝和我贴近起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最初贴门缝，一半是机敏地缩进安全的角落旁观父母吵闹，一半是因为出错而躲避父亲的暴风骤雨。如今我也有了孩子，父亲也老了，看到我对小孩皱眉，他倒感叹了一句我不敢相信的话：不犯错的孩子也就不是孩子了。这话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当年他心里肯定没闪过这种念头。每当我出了差错，如打酱油丢了硬币，吃饭摔了碗，他就竖起眉，像扔垃圾那样把我丢出门外，罚我一餐不吃饭。我饿了、困了或者怕了，往往习惯地蜷在一个门角，怯怯地往门缝里瞅。家庭的温馨就依赖这道缝，拴着一颗孤独的心灵，直到黄昏的巷子里响起母亲细长哀切的呼唤。
而今说到童年，我的意识中首先闪过的总是一道阴沉沉的门缝。小镇木楼的门除了赶集，终日寂寂无声地关着。每扇门后都关着一段红尘烟雨世事沧桑，推一道门缝，一个浓缩的世界也随之敞开。百年老镇，日光之下总有新事。
栖镇的端午，白鱼黄酒红菱青粽，风俗近似江南，稍稍有点独特的地方大概是满街田螺河蚌。河蚌炖咸菜豆腐，浓白的汤汁中微微透点咸腥，不难吃也不好吃。田螺用黄姜红醋炒过，佐以葱白椒末，盛在青瓷盘里色彩夺目，用细竹签挑着吃，味道也比河蚌好一些。但男孩更喜欢吃过螺肉后，把螺壳套在田螺弓上射出去。田螺弓是镇上小天工作坊竹制的小弓，牛筋弦上扣一支小箭，非常精巧。空螺壳套上箭头，男孩们挽弓如满月，朝天空啪地射出一片欢乐。每年接近清明，小天工作坊门口拥来拥去的全是男孩，大中小各式的田螺弓用桐油刷过，明晃晃逗得孩子两眼发亮。清明一到，栖镇木楼顶上噼噼啪啪雨点般到处落着田螺壳。这种时候我照例孤独着，直勾勾望着别人玩得上蹿下跳。父亲不是栖镇人，对田螺弓怀着一种奇怪的蔑视，既不给我买，也绝不允许我在那玩意上纠缠。他心情好的时候宁肯给我买比较高级的象棋或者木马。结果，清明的栖镇只有我索然地守着一盒象棋，两手空空。我还是羡慕田螺弓，经常溜到老白家的门缝前偷看他的田螺弓。
老白是小天工作坊的技师，也就是管手工师傅的工头，手头向来比较滋润，日子过得却是异常的崎岖不平。镇上传说他的命硬过钢刀，先后克死了两房半老婆，其中半个老婆是和他订亲的第四天暴病死了。老白忿忿然和命运抗争到五十多岁，始终傲骨嶙峋孑然一身。他无儿无女，每年清明却要在门前挂一张特大的田螺弓，朱红的田螺弓制作得精美而油光可鉴，和男孩们手中的玩意比起来简直就是豪华。他这张弓谁都可以玩，条件是叫一声“爸爸”。朱红的螺弓年年都诱来一堆叽叽喳喳的孩子，打赌它能射多远，可惜谁也没摸过。后街的豆豆曾经怯怯地伸出手，但一声爸爸没喊出口，后脑勺就狠狠一巴掌，“不要脸！”女人拧着男孩的耳朵，指桑骂槐掺杂哄笑把半条街折腾得异常热闹。
我当然也不敢摸这张弓，就是瞅着解解馋。清明过后，田螺弓周围的眼光渐渐稀少，唯有我时常还来。我把老白小天工作坊的门推开一道缝，探视。弓弦后总见到四娘在作坊里糊火柴盒。作坊的工匠多是男人，四娘是唯一的例外，她是一个要强的寡妇，家里供养婆婆和女儿。栖镇凡富裕一点的人家都请她帮过短工。她干活是相当勤快的，一脸苍黄，终日低头无声地忙，从来不与人搭话。整个作坊里老白对她最为关照，可以歇工回家做饭也可以预支工钱。这当然会招来一些嘀嘀咕咕，还有泥巴小崽在她家墙根乱涂“老白家里有，四娘锅里有……”几个挤眉弄眼的字。我没有写过，有时还用鞋踩掉几个字。四娘很喜欢我，遇上父亲罚掉我一餐，饿得迫不及待就跑到四娘的门槛边，很有希望混来一块赤豆米糕。
我怔怔地瞅着四娘糊火柴盒的手指，苍黄地抖着，一个纸盒怎么也粘不平整。然后又瞅见老白说：“这个月多给你五块钱，不要再偷着卖血了。”四娘不说话，过了半晌才摇摇头说：“小燕的学费又涨了……”
老白摇摇头向大门走来，我顾不上瞅那张弓，溜了。
半夜，我起床朝当街撒尿，瞥见斜对门小天工作坊门缝还隐隐透出灯光。我猫一样凑过去窥视。作坊里不是四娘，也不是老白，而是四娘的女儿小燕。一个豆芽般纤细的女孩，正凑在灯下糊火柴盒，手工非常熟练。大约是偷偷替母亲做未完的活。过去四娘从不让小燕进作坊，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前捧一本书她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小心将门推出一声怪叫，小燕惊恐地全身一抖。我急忙钻回家，一觉醒来事情如梦一样忘得了无痕迹。
日子在懵懂中走过。秋天，四娘的眉眼渐渐舒着笑意。能让四娘高兴的事，可能是超额做工多挣了一份工钱，也可能是小燕功课又考了全校第一。我见她买了半斤五花肉做成的喷香的糯米蒸肉等小燕放学，猜她大概是多赚了几张工钱。
然而，很久的一个午后，四娘这里打骂哭叫声又闹得一街沸腾。我和一群孩子趴在她家门缝张望，四娘一扫平日的低眉顺气，拼命撕打小燕。打够了坐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你要我怎么办，血都熬枯了你才考个及格！你死了我倒还落个清闲……”小燕捂着脸，一阵风似的从我身边掠过，消失。全镇人找了半夜，不见踪影。次日从一口深井里捞出来，已让秋寒彻骨的井水泡得惨白如纸。四娘趴在井边抽自己的耳光，头发一把把扯下来，哭声掀起一片黄叶在风中回旋。
事后，老白说，小燕是发觉母亲卖血供她上学，才求老白让她半夜替四娘做工的，还恳求他一定要瞒着四娘——但成绩是瞒不过的，彻夜做工白天上课自然东倒西歪。两年后我读小学三年级。有节课文叫《小抄写员》，叙述的也是一个孩子偷着帮父亲干活的故事。小燕是不是受课文启迪才那么做的呢？已无人知道。老师讲课文再三感叹这种爱是如何深沉感人，但只到现在我还觉得这种爱并非了无缺憾。爱之深沉，其实是将爱埋在心底，埋到别人无法沟通的距离，如果四娘和小燕能够将心敞开一道门缝呢……
那眼井就此被抛弃在这个深秋的早晨，没有人再来提水，也不再有哭声，霜降的时候总看见井边盘旋着一片片相似的黄叶，像不成调的歌被风扯得时聚时散。
隔年秋末，外公去世了。我在楼下咬着指甲，听母亲在楼上收拾遗物，楼板上传来秋雨扫过的声音，听不清哪一滴是母亲落下的泪水。外公患癔症到去世不过两年，我总记得他在夕照浓烈的傍晚，手执一卷《周公解梦》孤零零立在木楼窗边，风一吹，衣袂飘荡，形同空空的衣架。他漠然站着，目光定定地投向天空。那是永远见不到人的世界。 我也给他送过饭，一日两餐，大多是皮蛋和稀粥，黑与白搭配出单调而神秘的味道。饭只能送到门外，从门缝递进去。母亲说，他怕见到人。母亲说的人是指窗下碌碌奔走而外公从不俯视的芸芸众生，也包括她和我这些与外公血脉相承的人。他就这样日日在木楼窗边站着，直到有一天悄然倒下。去世时，手心潮湿地攥着半张早已字迹模糊的饭票。
不久我们全家离开栖镇，母亲渐渐老去。十一年后我陪她回到这座江北小城，外公住过的木楼荡然无存，眼前拔地而起一幢豪华的商场。母亲颤颤的目光越过喧嚣的彩带气球，仰望蓝天。她应该是回想起外公孤独守望的天空。母亲说，她居然曾经恨了外公那么多年，从四岁起外公挑一担货架乘坐夜航船离开栖镇，她就再也记不起自己父亲的模样，而父亲带来的灾难却络绎不绝。先是让全家人突然沦为叛徒家属，不久又换了一顶劳改犯的帽子，多少年他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添过一把米，让外婆捡垃圾让大女儿抢半筐木炭摔断一条腿，母亲也因为他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莫明其妙地付出代价。在无数个充斥困窘与侮辱的日夜，母亲都在愤怒地想像外公该是怎样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西岭农场派人把一个目光呆滞形销骨立的老头送到她面前，数十年的积怨瞬间竟化作泪水夺眶而出。
连同外公一起交到母亲手上的只有菲薄的积蓄和一张油印的纸，算是冤案平反的通知。那时母亲才确切知道做货郎的外公曾流落到苏北参加过新四军，在团部负责核算记账。“皖南事变”他和团部机关人员陷入重围，受当兵的同乡诱骗向敌军自首，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但自首的污迹就此永远难以清洗。那位投敌的同乡担保他自首后就能回家，结果又胁迫他加入国民党军队做炮灰。解放后再遭同乡反咬诬陷入狱，历经九年劳动改造后分配到西岭农场卖饭票。只为害怕牵连家人他不敢回栖镇，谨小慎微卖了十几年饭票，所有亲情全寄托在跟他学算账的徒工身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农场仓库被盗，情同父子的徒工却把责任全推给他。劳改最后那几年他倾尽仅有的钱和精力写申诉，终于在不停地书写中彻底崩溃……
现在我还清晰记起他永远目不视人的孤寂，也记得他警惕地打翻母亲辛苦熬的莲子汤查看汤里是否掺了老鼠药，抑或瞪起眼睛不允许我拿削尖的铅笔上楼。也许他这一生经历过太多的伤害和出卖，只能用一扇门把自己和人彻底隔绝。偶尔他还习惯像写申诉似的在桌上划字，包括写一串串的“人”，但他不再相信这个字，即使是面对仅有的亲人。他甚至不敢看看窗下，只能把眼光投向无人的天空。
念完小学那年，全家迁出栖镇，幽深的木门离我渐渐远去，而城市的门缝里依旧压缩着形形色色的故事。
初一年级暑假，我到武汉看望小姨。小姨为一位姓唐的老师刚离婚。那时，谁知道离婚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包袱？小姨就背着这种包袱，低头走在形形色色目光交织的网里。
我记得她时常在家里坐卧不宁地等候，等候那位唐老师的安慰和承诺。很漫长的两个星期，她没有等到任何结果，就熬了绿豆汤，连同一封信悄悄地叮嘱我上洞庭街中学送给那个老师。
我兴奋地扛起这个使命，端起汤盆去学校。临近开学，老师差不多都上了班。路上我偷偷地喝了一口绿豆汤，真甜！整个夏天都被这甜味浸透了。
下班的人流淹着我，我逆流走到四楼办公室，把门推出一道缝……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有吊扇沉闷的呻吟。那个唐老师身边树着一个表情严厉的女人，居高临下逼视着他。他歪着头抽烟。我在门缝里向他悄悄地挥动那封信，他看见了，旁边的女人——大概是他的妻子——当然也看见了。
“你还抵赖！”女人愤怒地指着我，“约会信都送来了！”
“又疑神疑鬼，”他有些尴尬，苍白地笑了笑：“我怎么可能跟那种人……这孩子是找肖老师吧？”他瞟我一眼，“肖老师不在……”
我端着绿豆汤，撒腿就跑。开门声、关门声、嬉笑声……全在身后闹。我跑到阴沟前，撕掉信，顺便把汤泼个干净，抱着空盆回去了。
回到小姨家，我告诉她：“唐老师看了信，说汤很甜，谢谢你。”
她抿嘴一笑，甜甜的羞涩花也比不上。这是我童年撒得最流畅的一次谎，也只给小姨编织了一夜的幸福。很快她的笑容就凋谢了，人在夏天怕冷似的变得很虚弱。
几天后，有敲门声。我把门拉开一道缝，看见唐老师张望着候在门外。我很自然很用力地把门关紧。
我不再是孩子了。
童年的门缝是我窥视人世的第一个角落，是一页撕裂的教科书，让我知道人长大后会小心翼翼把心藏在门后，再不停往自己心底那扇门后面积攒机智经验爱心私欲伤痛或者快乐，而流失的是童年一尘不染的纯真，就像在十二岁我念初一的那个暑假，我关上门缝的那一刻，童年的门也就此在身后轻轻关闭。
童年时代我住在江北的小城栖镇。小镇蛰伏在水墨的色调里，无论春秋水总是无色的白，曲曲绕绕，将小镇的街织成水道的网：街檐下小船穿梭，船篷和屋檐一律是墨迹淋漓的黑。黑白之间横着的灰黯单孔石桥，是路的过渡也是颜色的过渡。从水埠拾阶而上，青石街道上印着成串光润的脚印，临水的茶馆里，紫砂壶袅出的轻烟迷迷蒙蒙，说不清白或者绿。茶馆与满街木楼的表情都是百年孤寂的，驳蚀的牌匾和砖瓦间嵌满铁青的苔痕，苔痕上密布着时间和沧桑的字样。童年时代我每天从夹在灰黯木楼之间的小街上走来走去，把时光年复一年地走掉。
现在我在回忆里恍惚看见一只鸽子穿过屋檐下的雨滴，孤独地落在木门的阴影里。鸽子对面是一罐快熬干的中药。还有一个病猫般静静趴在草席上的孩子。那个孩子可能是小我两岁的妹妹，也可能就是我。黄昏、雨滴、中药和生病的孩子，可以组成我的童年时代最常见的场景。
事实上，我很少怀想童年，童年的我总是坐在门槛上心事重重地咬手指甲。那时我父亲远在省城，每月回小镇度几个周末，把在外面积攒的郁闷和暴怒加倍地挥霍掉。母亲独自在栖镇阴暗的老屋里照看我和妹妹，终日忙着做手工活或者熬药，偶尔也忙着和父亲争吵。她年轻时光洁的脸不到４０岁就浮肿着，可以想见当时的日子是怎样的黯淡无光。
在这样的家庭里，门缝和我贴近起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最初贴门缝，一半是机敏地缩进安全的角落旁观父母吵闹，一半是因为出错而躲避父亲的暴风骤雨。如今我也有了孩子，父亲也老了，看到我对小孩皱眉，他倒感叹了一句我不敢相信的话：不犯错的孩子也就不是孩子了。这话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当年他心里肯定没闪过这种念头。每当我出了差错，如打酱油丢了硬币，吃饭摔了碗，他就竖起眉，像扔垃圾那样把我丢出门外，罚我一餐不吃饭。我饿了、困了或者怕了，往往习惯地蜷在一个门角，怯怯地往门缝里瞅。家庭的温馨就依赖这道缝，拴着一颗孤独的心灵，直到黄昏的巷子里响起母亲细长哀切的呼唤。
而今说到童年，我的意识中首先闪过的总是一道阴沉沉的门缝。小镇木楼的门除了赶集，终日寂寂无声地关着。每扇门后都关着一段红尘烟雨世事沧桑，推一道门缝，一个浓缩的世界也随之敞开。百年老镇，日光之下总有新事。
栖镇的端午，白鱼黄酒红菱青粽，风俗近似江南，稍稍有点独特的地方大概是满街田螺河蚌。河蚌炖咸菜豆腐，浓白的汤汁中微微透点咸腥，不难吃也不好吃。田螺用黄姜红醋炒过，佐以葱白椒末，盛在青瓷盘里色彩夺目，用细竹签挑着吃，味道也比河蚌好一些。但男孩更喜欢吃过螺肉后，把螺壳套在田螺弓上射出去。田螺弓是镇上小天工作坊竹制的小弓，牛筋弦上扣一支小箭，非常精巧。空螺壳套上箭头，男孩们挽弓如满月，朝天空啪地射出一片欢乐。每年接近清明，小天工作坊门口拥来拥去的全是男孩，大中小各式的田螺弓用桐油刷过，明晃晃逗得孩子两眼发亮。清明一到，栖镇木楼顶上噼噼啪啪雨点般到处落着田螺壳。这种时候我照例孤独着，直勾勾望着别人玩得上蹿下跳。父亲不是栖镇人，对田螺弓怀着一种奇怪的蔑视，既不给我买，也绝不允许我在那玩意上纠缠。他心情好的时候宁肯给我买比较高级的象棋或者木马。结果，清明的栖镇只有我索然地守着一盒象棋，两手空空。我还是羡慕田螺弓，经常溜到老白家的门缝前偷看他的田螺弓。
老白是小天工作坊的技师，也就是管手工师傅的工头，手头向来比较滋润，日子过得却是异常的崎岖不平。镇上传说他的命硬过钢刀，先后克死了两房半老婆，其中半个老婆是和他订亲的第四天暴病死了。老白忿忿然和命运抗争到五十多岁，始终傲骨嶙峋孑然一身。他无儿无女，每年清明却要在门前挂一张特大的田螺弓，朱红的田螺弓制作得精美而油光可鉴，和男孩们手中的玩意比起来简直就是豪华。他这张弓谁都可以玩，条件是叫一声“爸爸”。朱红的螺弓年年都诱来一堆叽叽喳喳的孩子，打赌它能射多远，可惜谁也没摸过。后街的豆豆曾经怯怯地伸出手，但一声爸爸没喊出口，后脑勺就狠狠一巴掌，“不要脸！”女人拧着男孩的耳朵，指桑骂槐掺杂哄笑把半条街折腾得异常热闹。
我当然也不敢摸这张弓，就是瞅着解解馋。清明过后，田螺弓周围的眼光渐渐稀少，唯有我时常还来。我把老白小天工作坊的门推开一道缝，探视。弓弦后总见到四娘在作坊里糊火柴盒。作坊的工匠多是男人，四娘是唯一的例外，她是一个要强的寡妇，家里供养婆婆和女儿。栖镇凡富裕一点的人家都请她帮过短工。她干活是相当勤快的，一脸苍黄，终日低头无声地忙，从来不与人搭话。整个作坊里老白对她最为关照，可以歇工回家做饭也可以预支工钱。这当然会招来一些嘀嘀咕咕，还有泥巴小崽在她家墙根乱涂“老白家里有，四娘锅里有……”几个挤眉弄眼的字。我没有写过，有时还用鞋踩掉几个字。四娘很喜欢我，遇上父亲罚掉我一餐，饿得迫不及待就跑到四娘的门槛边，很有希望混来一块赤豆米糕。
我怔怔地瞅着四娘糊火柴盒的手指，苍黄地抖着，一个纸盒怎么也粘不平整。然后又瞅见老白说：“这个月多给你五块钱，不要再偷着卖血了。”四娘不说话，过了半晌才摇摇头说：“小燕的学费又涨了……”
老白摇摇头向大门走来，我顾不上瞅那张弓，溜了。
半夜，我起床朝当街撒尿，瞥见斜对门小天工作坊门缝还隐隐透出灯光。我猫一样凑过去窥视。作坊里不是四娘，也不是老白，而是四娘的女儿小燕。一个豆芽般纤细的女孩，正凑在灯下糊火柴盒，手工非常熟练。大约是偷偷替母亲做未完的活。过去四娘从不让小燕进作坊，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前捧一本书她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小心将门推出一声怪叫，小燕惊恐地全身一抖。我急忙钻回家，一觉醒来事情如梦一样忘得了无痕迹。
日子在懵懂中走过。秋天，四娘的眉眼渐渐舒着笑意。能让四娘高兴的事，可能是超额做工多挣了一份工钱，也可能是小燕功课又考了全校第一。我见她买了半斤五花肉做成的喷香的糯米蒸肉等小燕放学，猜她大概是多赚了几张工钱。
然而，很久的一个午后，四娘这里打骂哭叫声又闹得一街沸腾。我和一群孩子趴在她家门缝张望，四娘一扫平日的低眉顺气，拼命撕打小燕。打够了坐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你要我怎么办，血都熬枯了你才考个及格！你死了我倒还落个清闲……”小燕捂着脸，一阵风似的从我身边掠过，消失。全镇人找了半夜，不见踪影。次日从一口深井里捞出来，已让秋寒彻骨的井水泡得惨白如纸。四娘趴在井边抽自己的耳光，头发一把把扯下来，哭声掀起一片黄叶在风中回旋。
事后，老白说，小燕是发觉母亲卖血供她上学，才求老白让她半夜替四娘做工的，还恳求他一定要瞒着四娘——但成绩是瞒不过的，彻夜做工白天上课自然东倒西歪。两年后我读小学三年级。有节课文叫《小抄写员》，叙述的也是一个孩子偷着帮父亲干活的故事。小燕是不是受课文启迪才那么做的呢？已无人知道。老师讲课文再三感叹这种爱是如何深沉感人，但只到现在我还觉得这种爱并非了无缺憾。爱之深沉，其实是将爱埋在心底，埋到别人无法沟通的距离，如果四娘和小燕能够将心敞开一道门缝呢……
那眼井就此被抛弃在这个深秋的早晨，没有人再来提水，也不再有哭声，霜降的时候总看见井边盘旋着一片片相似的黄叶，像不成调的歌被风扯得时聚时散。
隔年秋末，外公去世了。我在楼下咬着指甲，听母亲在楼上收拾遗物，楼板上传来秋雨扫过的声音，听不清哪一滴是母亲落下的泪水。外公患癔症到去世不过两年，我总记得他在夕照浓烈的傍晚，手执一卷《周公解梦》孤零零立在木楼窗边，风一吹，衣袂飘荡，形同空空的衣架。他漠然站着，目光定定地投向天空。那是永远见不到人的世界。 我也给他送过饭，一日两餐，大多是皮蛋和稀粥，黑与白搭配出单调而神秘的味道。饭只能送到门外，从门缝递进去。母亲说，他怕见到人。母亲说的人是指窗下碌碌奔走而外公从不俯视的芸芸众生，也包括她和我这些与外公血脉相承的人。他就这样日日在木楼窗边站着，直到有一天悄然倒下。去世时，手心潮湿地攥着半张早已字迹模糊的饭票。
不久我们全家离开栖镇，母亲渐渐老去。十一年后我陪她回到这座江北小城，外公住过的木楼荡然无存，眼前拔地而起一幢豪华的商场。母亲颤颤的目光越过喧嚣的彩带气球，仰望蓝天。她应该是回想起外公孤独守望的天空。母亲说，她居然曾经恨了外公那么多年，从四岁起外公挑一担货架乘坐夜航船离开栖镇，她就再也记不起自己父亲的模样，而父亲带来的灾难却络绎不绝。先是让全家人突然沦为叛徒家属，不久又换了一顶劳改犯的帽子，多少年他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添过一把米，让外婆捡垃圾让大女儿抢半筐木炭摔断一条腿，母亲也因为他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莫明其妙地付出代价。在无数个充斥困窘与侮辱的日夜，母亲都在愤怒地想像外公该是怎样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西岭农场派人把一个目光呆滞形销骨立的老头送到她面前，数十年的积怨瞬间竟化作泪水夺眶而出。
连同外公一起交到母亲手上的只有菲薄的积蓄和一张油印的纸，算是冤案平反的通知。那时母亲才确切知道做货郎的外公曾流落到苏北参加过新四军，在团部负责核算记账。“皖南事变”他和团部机关人员陷入重围，受当兵的同乡诱骗向敌军自首，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但自首的污迹就此永远难以清洗。那位投敌的同乡担保他自首后就能回家，结果又胁迫他加入国民党军队做炮灰。解放后再遭同乡反咬诬陷入狱，历经九年劳动改造后分配到西岭农场卖饭票。只为害怕牵连家人他不敢回栖镇，谨小慎微卖了十几年饭票，所有亲情全寄托在跟他学算账的徒工身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农场仓库被盗，情同父子的徒工却把责任全推给他。劳改最后那几年他倾尽仅有的钱和精力写申诉，终于在不停地书写中彻底崩溃……
现在我还清晰记起他永远目不视人的孤寂，也记得他警惕地打翻母亲辛苦熬的莲子汤查看汤里是否掺了老鼠药，抑或瞪起眼睛不允许我拿削尖的铅笔上楼。也许他这一生经历过太多的伤害和出卖，只能用一扇门把自己和人彻底隔绝。偶尔他还习惯像写申诉似的在桌上划字，包括写一串串的“人”，但他不再相信这个字，即使是面对仅有的亲人。他甚至不敢看看窗下，只能把眼光投向无人的天空。
念完小学那年，全家迁出栖镇，幽深的木门离我渐渐远去，而城市的门缝里依旧压缩着形形色色的故事。
初一年级暑假，我到武汉看望小姨。小姨为一位姓唐的老师刚离婚。那时，谁知道离婚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包袱？小姨就背着这种包袱，低头走在形形色色目光交织的网里。
我记得她时常在家里坐卧不宁地等候，等候那位唐老师的安慰和承诺。很漫长的两个星期，她没有等到任何结果，就熬了绿豆汤，连同一封信悄悄地叮嘱我上洞庭街中学送给那个老师。
我兴奋地扛起这个使命，端起汤盆去学校。临近开学，老师差不多都上了班。路上我偷偷地喝了一口绿豆汤，真甜！整个夏天都被这甜味浸透了。
下班的人流淹着我，我逆流走到四楼办公室，把门推出一道缝……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有吊扇沉闷的呻吟。那个唐老师身边树着一个表情严厉的女人，居高临下逼视着他。他歪着头抽烟。我在门缝里向他悄悄地挥动那封信，他看见了，旁边的女人——大概是他的妻子——当然也看见了。
“你还抵赖！”女人愤怒地指着我，“约会信都送来了！”
“又疑神疑鬼，”他有些尴尬，苍白地笑了笑：“我怎么可能跟那种人……这孩子是找肖老师吧？”他瞟我一眼，“肖老师不在……”
我端着绿豆汤，撒腿就跑。开门声、关门声、嬉笑声……全在身后闹。我跑到阴沟前，撕掉信，顺便把汤泼个干净，抱着空盆回去了。
回到小姨家，我告诉她：“唐老师看了信，说汤很甜，谢谢你。”
她抿嘴一笑，甜甜的羞涩花也比不上。这是我童年撒得最流畅的一次谎，也只给小姨编织了一夜的幸福。很快她的笑容就凋谢了，人在夏天怕冷似的变得很虚弱。
几天后，有敲门声。我把门拉开一道缝，看见唐老师张望着候在门外。我很自然很用力地把门关紧。
我不再是孩子了。
童年的门缝是我窥视人世的第一个角落，是一页撕裂的教科书，让我知道人长大后会小心翼翼把心藏在门后，再不停往自己心底那扇门后面积攒机智经验爱心私欲伤痛或者快乐，而流失的是童年一尘不染的纯真，就像在十二岁我念初一的那个暑假，我关上门缝的那一刻，童年的门也就此在身后轻轻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