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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先生最初发表作品时,用的是本名黄永裕。有人对他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的意思,适合一个布店老板,应改成‘永玉’,它代表永远光泽明透。”于是,黄永玉这个名字被保留了下来。给他建议的这个人,是他的表叔、著名作家沈从文。
黄永玉10岁时,在家乡湖南省凤凰县见过沈从文一面。那年,沈从文回乡探望重病的母亲,黄永玉匆匆跑去问他:“你坐过火车和轮船?”见表叔点点头,他转身又跑了。12年后,沈从文意外得知,当年那个毛头少年成了一位木刻家。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一书中,写到了初见黄永玉的木刻插画时的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对诗若缺少深致理解的人,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应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的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年级,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的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学徒,却从不易想象的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
1949年夏天,沈从文给黄永玉写了封长信,希望他到北京工作。当时,黄永玉身在香港,一边画画、雕木刻,一边写诗歌、编电影剧本。这封信后来被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标题下配了黄永玉亲笔所绘的两条小船作为题花,寓意漂泊之舟找到了栖身港湾。
信确实起了作用。不久,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背着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到北京探望沈从文。“表叔一家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北方人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惊奇不止。”“那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黄永玉曾这样回忆他的北京之行。因为感受到一个安宁的北京,1953年2月,黄永玉离开香港,到北京生活。
但他没有想到,表叔对他要求极严格。下火车第二天,沈从文就告诉他要“不停地工作”,让他做功课。“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我现在连做梦都在写小说,想到一句话爬起来就写下去。”黄永玉说。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正办得红火,一位编辑朋友约他赶刻一幅插图。黄永玉只刻了一晚上就交了卷。插图发表后,他自己也感觉有些仓促,不好看。就为这幅插图,沈从文特地来到黄永玉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我走了……”“我真感觉羞耻。”黄永玉回忆,“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话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一想起来就提心吊胆。”
“不停地工作”“认真工作”这些念头让黄永玉一生没得闲。上世纪50年代,他写出了电影剧本《儿女经》,在荣宝斋学套色木刻,完成了著名的木刻肖像组画《阿诗玛》《齐白石》;“文革”刚结束,人们正对他的水墨画《猫头鹰》议论纷纷时,他已别开生面地将水彩与水墨结合,把新风格的荷花和鹤呈现出来;绘画的视觉冲击让人回味时,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个时候》又获得首届诗歌奖,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批判,表现得强烈而深沉;90年代,他的《永玉六记》好似天外来客,让读者领略了画与文、机智与深刻的美妙结合;2003年,他又写出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其中的故事让人笑着流出了泪……
这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作品,当属1980年发行的生肖猴邮票。当年一枚面值8分钱的邮票,现在市场价格已达1600元左右。整版80枚猴票,当时价格是6.4元,如今已升值至20多万元,成了“新中国集邮史上的神话”。有媒体称他“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当年创作那枚猴邮票时,黄永玉正为刚刚死去的猴子“朋友”伊沃难过。伊沃很调皮,常在黄永玉家“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个满脸花。但黄永玉不嫌弃它,常带它去晨练。黄永玉还养了猫,就让它俩坐在自己的腿上,看着它们一起嬉戏。
一天,黄永玉外出时,儿子黄黑蛮给他打电话,说伊沃死了。黄永玉诧异地问:“怎么回事?”黄黑蛮说:“可能是喂了它油炸花生米。”黄永玉急了:“它还没进化到可以吃油炸花生米,你没给它喝二两吧?”此后,他只能在心中怀念伊沃了。
从1980年起,在每个新春来临之前画来年的生肖动物,就成了黄永玉樂此不疲的事儿。2016年又是猴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再请黄永玉出山,设计新猴票,当时他已92岁了。
那年的猴票有两枚。第一枚画的是猴子捧桃献瑞,画面上一只猴子把尾巴勾在树上,一只手攀住树枝,另一只手捧着一个红艳的桃子。第二枚画的是一只母猴抱着两只小猴,小猴亲吻着母猴,母猴喜笑颜开。邮票发行时,恰逢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开始实施。不少网友惊呼:“难道黄永玉提前知道要放开二胎?”
画完猴票,黄永玉又创作出猴年生肖挂历,将猴与历史、现实的关联呈现出来,诙谐、风趣、幽默、温馨尽在其中。他还为猴年挂历写了序:
自从那年帮邮电部画猴子邮票到现在,三十六年过去了,那时我才五十岁多一点。今年又叫我画猴子邮票,我九十二三了,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画猴子。朋友哄我说:“不老!不老!你起码还有二十年好活,再画一圈猴子还有找头……”“好笑!那时候我很可能在冥王星哪条大街上哪家茶馆里跟伽利略或哥白尼喝下午茶,幽幽太空,你怎么找得我?”
我看完不禁感慨,这么好玩的老头,怎会老?
近两年,黄永玉又迷上了画紫砂壶。去年,他前往宜兴,将100多幅水浒人物画在紫砂壶上,一画就是个把月。当年在凤凰人嘴里,宜兴被叫做“泥金”。小时候,父亲就让他欣赏“泥金壶”。“他说泥金壶一定要盖严,它来回转,但晃不了,做的像机器一样。”如今,他家里还珍藏着父亲传下来的一把紫砂壶,那是一把不等形的壶,上面画着一个树兜子和白色梅花。
黄永玉从宜兴回北京后,我去探望他,见他仍沉迷于紫砂壶。他说:“我每一天都把工作安排好了。小说每天都要写,两个月三万字,再画几张插图。但每年自己都感觉要做稍微大一点的工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今年就是画这批紫砂壶。”他在家中摆了12把大紫砂壶,然后坐在客厅里,一把一把地画。11月26日,我又去看他,他已画好8把。他告诉我说,等这12把大壶画好了,要在万荷堂举办一个活动,请大家来看看。
对我们这些年过花甲之人而言,精力旺盛的黄永玉真的是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与之同行,我感到一种鞭策、一种激励。
黄永玉10岁时,在家乡湖南省凤凰县见过沈从文一面。那年,沈从文回乡探望重病的母亲,黄永玉匆匆跑去问他:“你坐过火车和轮船?”见表叔点点头,他转身又跑了。12年后,沈从文意外得知,当年那个毛头少年成了一位木刻家。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一书中,写到了初见黄永玉的木刻插画时的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对诗若缺少深致理解的人,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应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的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年级,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的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学徒,却从不易想象的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
1949年夏天,沈从文给黄永玉写了封长信,希望他到北京工作。当时,黄永玉身在香港,一边画画、雕木刻,一边写诗歌、编电影剧本。这封信后来被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标题下配了黄永玉亲笔所绘的两条小船作为题花,寓意漂泊之舟找到了栖身港湾。
信确实起了作用。不久,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背着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到北京探望沈从文。“表叔一家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北方人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惊奇不止。”“那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黄永玉曾这样回忆他的北京之行。因为感受到一个安宁的北京,1953年2月,黄永玉离开香港,到北京生活。
但他没有想到,表叔对他要求极严格。下火车第二天,沈从文就告诉他要“不停地工作”,让他做功课。“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我现在连做梦都在写小说,想到一句话爬起来就写下去。”黄永玉说。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正办得红火,一位编辑朋友约他赶刻一幅插图。黄永玉只刻了一晚上就交了卷。插图发表后,他自己也感觉有些仓促,不好看。就为这幅插图,沈从文特地来到黄永玉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我走了……”“我真感觉羞耻。”黄永玉回忆,“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话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一想起来就提心吊胆。”
“不停地工作”“认真工作”这些念头让黄永玉一生没得闲。上世纪50年代,他写出了电影剧本《儿女经》,在荣宝斋学套色木刻,完成了著名的木刻肖像组画《阿诗玛》《齐白石》;“文革”刚结束,人们正对他的水墨画《猫头鹰》议论纷纷时,他已别开生面地将水彩与水墨结合,把新风格的荷花和鹤呈现出来;绘画的视觉冲击让人回味时,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个时候》又获得首届诗歌奖,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批判,表现得强烈而深沉;90年代,他的《永玉六记》好似天外来客,让读者领略了画与文、机智与深刻的美妙结合;2003年,他又写出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其中的故事让人笑着流出了泪……
这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作品,当属1980年发行的生肖猴邮票。当年一枚面值8分钱的邮票,现在市场价格已达1600元左右。整版80枚猴票,当时价格是6.4元,如今已升值至20多万元,成了“新中国集邮史上的神话”。有媒体称他“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当年创作那枚猴邮票时,黄永玉正为刚刚死去的猴子“朋友”伊沃难过。伊沃很调皮,常在黄永玉家“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个满脸花。但黄永玉不嫌弃它,常带它去晨练。黄永玉还养了猫,就让它俩坐在自己的腿上,看着它们一起嬉戏。
一天,黄永玉外出时,儿子黄黑蛮给他打电话,说伊沃死了。黄永玉诧异地问:“怎么回事?”黄黑蛮说:“可能是喂了它油炸花生米。”黄永玉急了:“它还没进化到可以吃油炸花生米,你没给它喝二两吧?”此后,他只能在心中怀念伊沃了。
从1980年起,在每个新春来临之前画来年的生肖动物,就成了黄永玉樂此不疲的事儿。2016年又是猴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再请黄永玉出山,设计新猴票,当时他已92岁了。
那年的猴票有两枚。第一枚画的是猴子捧桃献瑞,画面上一只猴子把尾巴勾在树上,一只手攀住树枝,另一只手捧着一个红艳的桃子。第二枚画的是一只母猴抱着两只小猴,小猴亲吻着母猴,母猴喜笑颜开。邮票发行时,恰逢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开始实施。不少网友惊呼:“难道黄永玉提前知道要放开二胎?”
画完猴票,黄永玉又创作出猴年生肖挂历,将猴与历史、现实的关联呈现出来,诙谐、风趣、幽默、温馨尽在其中。他还为猴年挂历写了序:
自从那年帮邮电部画猴子邮票到现在,三十六年过去了,那时我才五十岁多一点。今年又叫我画猴子邮票,我九十二三了,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画猴子。朋友哄我说:“不老!不老!你起码还有二十年好活,再画一圈猴子还有找头……”“好笑!那时候我很可能在冥王星哪条大街上哪家茶馆里跟伽利略或哥白尼喝下午茶,幽幽太空,你怎么找得我?”
我看完不禁感慨,这么好玩的老头,怎会老?
近两年,黄永玉又迷上了画紫砂壶。去年,他前往宜兴,将100多幅水浒人物画在紫砂壶上,一画就是个把月。当年在凤凰人嘴里,宜兴被叫做“泥金”。小时候,父亲就让他欣赏“泥金壶”。“他说泥金壶一定要盖严,它来回转,但晃不了,做的像机器一样。”如今,他家里还珍藏着父亲传下来的一把紫砂壶,那是一把不等形的壶,上面画着一个树兜子和白色梅花。
黄永玉从宜兴回北京后,我去探望他,见他仍沉迷于紫砂壶。他说:“我每一天都把工作安排好了。小说每天都要写,两个月三万字,再画几张插图。但每年自己都感觉要做稍微大一点的工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今年就是画这批紫砂壶。”他在家中摆了12把大紫砂壶,然后坐在客厅里,一把一把地画。11月26日,我又去看他,他已画好8把。他告诉我说,等这12把大壶画好了,要在万荷堂举办一个活动,请大家来看看。
对我们这些年过花甲之人而言,精力旺盛的黄永玉真的是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与之同行,我感到一种鞭策、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