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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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典籍浩瀚的藏学汉文文献,不仅是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铁证,也是客观记录汉藏民族团结交融、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史料.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历史方位,对藏学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进行宏观审视,总结其整理发展概况,系统梳理挖掘整理工作已有的成就,总结研究工作的特点,对于我们促进新时期藏学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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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绵阳621000;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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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典籍浩瀚的藏学汉文文献,不仅是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铁证,也是客观记录汉藏民族团结交融、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史料.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历史方位,对藏学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进行宏观审视,总结其整理发展概况,系统梳理挖掘整理工作已有的成就,总结研究工作的特点,对于我们促进新时期藏学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其他文献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宗教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平解放时期,主要是宣传和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宗教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民主改革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进行宗教改革,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秩序;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是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宗教事务管理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是在“导”上下功夫,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城市发展历经四个重要时段,既呈现出新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共性,又独具个性,同时又因政策上的比较优势开启了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论析其原因:中央支持是西藏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确立为西藏城市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及全国大力援建为西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交通条件的改善为西藏城市创造了重要发展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设立了“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成为西藏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开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随着各高校、党校、社科研究等机构的建立,设置了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学科,组建了传统与现代研究相结合的科研队伍,培养了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所需人才,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西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从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方面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是西藏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
统一战线在和平解放以来的西藏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在西藏的统战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规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团结进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把统一战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边稳藏效能,坚持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新时代西藏工作中的法宝作用.
依法治藏是实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法治国与“治边稳藏”战略布局的必由路径.依法治医作为依法治藏的重要维度,对于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健康西藏”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医事法治建设进程不断加速之现实情境下,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尤应把准其中的政治站位、关键环节、现实问题.当前西藏医事法学理论研究相当薄弱,探寻新时代西藏医事法治基本路径乃至为全国民族地区医事法治提供“西藏范式”,是法治西藏建设中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探索.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的主修应该是在松赞干布后期至噶尔·东赞域宋主政时期,之后续记内容不多,为当时吐蕃政权的官方行为,具有档案的性质.《小邦邦伯与家臣》为吐蕃政权完成统一之前青藏高原存在的诸小邦及其家臣名.从《赞普世系表》可知,吐蕃政权的历史早在唐代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六国、北朝早期已经开始;《赞普传记》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统一高原的历史,主体应该也为噶尔家族当政时期撰写;《大事纪年》为唐初受中原王朝实录影响创制,开头有反映贞观九年唐灭吐谷浑以后,吐蕃与唐朝争夺吐谷浑
明朝建立后,基于中央政府“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方略,一方面,朝廷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来京觐见朝贡的政教头目、番僧、番族等给予册封赏赐;另一方面,对影响较大的寺院高僧或势力较大的世俗地方首领则派遣中央使者亲往册封,使其在各自辖区合法行使管理权,抚治民众.事实证明,明代中央政府的对藏册封是十分有效和成功的,既加强和巩固了明朝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统治,又在客观上增强了藏族同胞的民族认同意识,促进了西藏地方与祖国亲密关系的发展.
炳灵寺上寺第4窟是明代藏传佛教壁画的精品,内容丰富,至今学界还没有系统研究,通过对炳灵寺上寺第4窟壁画内容比对分析,发现第4窟正壁展现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变,及由《普贤行愿品》引导出的西方净土变.根据正壁主尊头光及两侧文殊、普贤配置,判断正壁主尊身份应为十一面观音,由此形成了文殊、十一面观音、普贤三大士题材.艺师匠心独具,把入法界经变、三大士、西方净土变贯穿起来,营造出圣神庄严的佛国世界.
一百多年来,在汉藏佛学交流趋于频繁的背景下,宗喀巴“道次第”思想在汉语系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尊法师作为入藏求法的汉僧,对传播宗喀巴“道次第”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翻译的宗喀巴相关论著,加深了在汉文语境中人们对于宗喀巴“道次第”思想的认知.这种思想交流有助于推动汉藏佛学的交融,对于促进中国佛学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茶马司之间地理位置的分布是否合理,一直是明朝廷增设茶马司前首先所考虑的,但明王朝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距离洮州茶马司仅有百里之地的岷州又增设了明代的最后一个茶马司——岷州茶马司,岷州茶马司的增设肯定有其特殊的原因.通过对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中大量明中后期巡茶御史奏疏材料的整理和研究,考察发现,岷州城外番族众多又情愿纳马,且在嘉、万时期“招番御虏”的大背景下,受诸茶马司“招番中马”热潮的影响岷州茶马司增设,同时,岷州城茶仓临时存贮着大量积茶的特殊情况极可能直接导致了岷州茶马司的增设.岷州茶马司的增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