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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否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古典德育哲学留给我们的疑问和争议之一。亚里士多德留下的是犹豫和徘徊，而康德给予人们的则是偏激和无情。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这一问题原有的答案。如果能够在幸福大于道德还是道德大于幸福，或到底道德应当是以自己为目的，还是在自己之外寻找目的上有了基本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判断幸福是否可以成为德育目的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就能回答什么样的道德教育才是真正“道德的”问题。全部的理由不仅在于我们对道德的理解，更在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道德如果不能增进人性，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