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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我戏拍得不好,可以说我戏演得烂,我都不介意。但你说我靠我爸,我真的会很生气”
参加电影《七月与安生》发布会前,我才第一次看发表于16年前的原著小说。一万六千多字的短篇,很快读完。七月是柔和安稳的姑娘,安生是自由不羁的姑娘,两人是好朋友,却爱上同一个男人。这个设定不少见,也曾有过许多不错的故事。不过这一个故事,看得我频翻白眼。
发布会的休息间里,我和朋友们聊天。“安生三观不正啊。”“3个人有一个三观正的吗?都看着烦人。”“哈哈哈。”
有人戳戳我们,声音压低:“哎,小点声,导演在那边好像听到了。”我没敢抬眼去瞅角落那一坨名叫曾国祥的影子,赶紧跟大家一起跑开了。我心想:遇到这样的故事,八成拍不出像样的电影吧。
几天后,我在电影院里哭到不好意思。灯亮时,我瞥瞥旁边的人,还好,也哭了。电影的宣传方问我:你要采访导演吗?我立刻回答:“要。当然,一定要。”我很想知道他如何把3个我厌烦的人变成了3个我理解甚至喜欢的人。
十几天后,社会学家李银河发了篇影评,为《七月与安生》写道:“我想在这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的电影真的能看了。”原来有反应比我还激烈的嘛。
像所有的星二代一样,曾国祥身上的第一标签是曾志伟的儿子。他最容易收到的第一印象是“你跟你爸不像啊”,或者,“你怎么这么高!”前一条他常回答“谢天谢地。”后一条,他可能会讲起,小时候有人告诉他踢足球会矮,他从此再也不踢,因为想到爸爸从小练足球,当过足球运动员。“我很怕跟他一样的高度。”
其实曾国祥有着和曾志伟相似的五官,不过他还有一张遗传自妈妈的巴掌脸,不怕摄影机的放大效果,适合吃演员饭,可以从正剧和普通角色做起,不用先在丑角里扑腾。“我小时候不想承认这个。”曾国祥说,“其实我长得挺像我爸。”
他不想承认的还有父亲给他的名字。从小到大他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土,像个老爷爷。“国”字是祖谱定的,同辈男性都得用,不能更改。而“祥”字来源于他属羊。“这样我爸一看立刻能记得我是哪一年出生的。”曾国祥说,弟弟是狗年出生的,名字带“猷”,一位堂哥马年出生,名字带“骏”。大学毕业后,曾国祥从加拿大回香港进入电影业,爸爸问他:要不要改个名字。他想了想,虽然还是觉得土,但已经用二十多年了,还是不改了。
像许多大哥的儿子一样,曾国祥的童年生活中不常见到父亲。他不觉得那时自己跟电影圈、娱乐圈有多大关系。因为曾志伟觉得小孩总是接触娱乐圈的话,对成长不好,于是刻意避免。“我成长跟一般人差不多的,就知道自己父亲是演员、导演,偶尔会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他。”曾国祥说,小时候常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主要是妈妈的朋友,多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好姐妹,从事各行各业。
十五六岁时,读高中的曾国祥发现自己爱上看电影,最喜欢的导演是王家卫。他暗暗决定将来要当一个导演,又笑自己想法太天真,都不知道电影制作是什么。这么多年,曾志伟只在儿子很小时带他去过一两次片场。
曾国祥长在女儿国,听起来像贾宝玉。他第一次读到张爱玲小说时,一下子觉得特别亲切。他仿佛看到了妈妈、外婆和她们的姐妹,她们都是上海人。那些女人间随时变化的小心思,特别复杂麻烦,却又吸引着他。
这样的细腻后来表现在了他导演的电影中。处女作《恋人絮语》铺陈着恋爱中的各种形态,哪怕最简单的少女单恋,他都能拍得千回百转。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提名。拍恐怖短片《水泥》,他能把被水泥掩埋的过程和痛苦用语言描述得让人一惊:这是真咨询过被水泥埋的人吗?他却回答:“只是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主要是自己想象的。”继而向我提出建议:“你要是杀了人藏尸体,千万不要藏在水泥里,因为水泥会刺激尸体的皮肤,很快会有味道的……”
短片拍完结集上映时,香港真的发生了水泥藏尸案。
曾国祥高中快要毕业时,曾志伟坐下来,很认真地问大儿子:“你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吗?”他说:“我很喜欢电影,我想要当导演。”曾志伟抱臂仰天,一言不发。曾国祥心想:糟了糟了,他肯定不同意,肯定不喜欢我进这个圈。5分钟后,曾志伟才说话:好吧,等你快念完大学我们再聊吧。
大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为父母建议:如果你真的要做电影,因为爸爸的关系,一定能入这个行业,“但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电影,是不是认真要干,所以他们觉得还是学点别的,起码将来做不好电影,还有另一个选择。”他不想读更实用的经济类专业,就想选个开阔眼界的,对当导演、编剧也有帮助,于是选了社会学。
曾志伟第二次找大儿子认真谈话,是他大学毕业前一年。曾志伟问:你现在还是那么想做电影吗?曾国祥说是。“那好,我帮你想好了,你毕业去陈可辛的公司从低慢慢做起吧。我跟他说了。”曾志伟说。曾国祥突然很感动,他以为爸爸忘了这事,或反对这事,没想到他一直留意。
那时陈可辛的公司只有三四个人。不拍戏时,曾国祥做各种杂事:翻译文件、PS图片、想海报创意……陈可辛的老搭档、监制许月珍记得,他从不说其实我也不会弄。交给他,他就去学着弄,从不需要追着催促,到时他就会交出来。同组的人身体不好或忙不过来,他还会主动揽活去帮忙。
拍戏时,曾国祥做导演组里最低层的岗位场记。那时候还拍胶卷电影,他要记下每一条拍了什么,有多长。400尺的胶卷拍到三分之二左右,就可能被问,剩下的够不够拍?场记得算出剩下胶卷的长度,马上回答。“要是你说够,实际拍的时候突然胶卷没了,那你肯定就被骂惨了。”场记还要负责记下每个镜头能不能连上,会不会穿帮。上一个镜头,有人拿起杯子喝水,喝完把杯子放在另一个地方。下一个镜头还拍这个,角度更宽,这时场记就要提醒,杯子要放回原来的地方。
姐姐曾宝仪当年也是从助理编剧、场记入行。她从台湾来香港,父亲只给了她一间房,没有被子。“你说对爸爸不太管我们,会不会有所抱怨?多多少少有点。我也想跟特别好的导演合作,但我们家人是这样,不会去讲出来。工作要是靠关系得来的,不会持久。”曾宝仪说。
曾国祥做了两年场记。接着做了一年多第二副导演。许月珍找他聊:“如果你真的想做导演,要不离开公司吧。技术的东西我已经教你差不多了,接下来就靠你个人想法了。如果你有一个工作在做,你第一任务就会去完成公司任务,这样你永远不会去写剧本,永远不会真的当导演。你看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现在都没当导演,你不要像我。”不久,曾国祥离开了。
拍处女作前的一年半是最艰难的时光。他推掉了所有演员工作,专心写剧本,熬到户头上只有二三十块钱,赶紧打电话给朋友讨要个编剧活儿,赚一点钱,“让我再活一两个月。我这还算好的,我有朋友做第一部戏导演之前,穷到真的没钱吃饭。饭点就去别的导演工作室,假装聊天,其实是为了吃他们那口饭。”曾国祥说。
更艰难的是拿着剧本去一家家谈投资,常有人回复:“你还是回去找你爸吧。”这让他很不好受,他最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靠爸爸。“你可以说我戏拍得不好,可以说我戏演得烂,我都不介意。但你说我靠我爸,我真的会很生气。”做演员时,曾国祥就拒绝出现在曾志伟监制的电影里。曾经有部电影找曾志伟监制,找他做男一号。他听了故事很喜欢,但他回复:“我和我爸不能在一起,要么我来演,要么他来监制。”
直到2010年拍完处女作,他才开始坦然跟父亲合作。“如果你到今天还觉得我有戏拍是因为我爸的话,那你肯定是对我很有偏见,那我也改变不了你的想法。我一路走过来,已经证明了我在做自己的事。”曾国祥说。
曾国祥的导戏风格细腻入心,演戏风格却鬼马张扬。去年颇受好评的港产cult片《老笠》里,他扮演一个群鬼都不愿上他身的废青。“国内有这个词吗?废青?”他问。“有类似的,屌丝。”我答。尽管身为星二代,他还是认为,废青是每个男生都会经历的阶段,觉得自己很没用,每天都在等事情发生。
更早以前,他演《青春梦工场》里好色的胶布,即使在一群想骗AV女星来拍戏满足自己私欲的小青年里,胶布也是最好色的那个。后来跟曾志伟一起接受访问,他嘲笑父亲:“小时候比较少机会见,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候演出的戏,大部分都是很好色,然后给人家打,有点猥琐那种角色。”曾志伟先解嘲:“慢慢就变黑社会大哥了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变头头了,哈哈哈。”然后反击:“你也演一些很好色的色鬼,走我的后路。”
曾国祥并不总是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温和有礼。“他读书甚至刚毕业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姐姐曾宝仪说,“棱角比较多,有批评的眼光。”曾国祥说,14岁时,他第一次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始责问很多身边发生的事,去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那样。
“你说他是不是很懂得女性心理?这个不好说。他喜欢的就会花心思钻研了解,不喜欢的鸟都不鸟呢。”曾宝仪说,最佩服弟弟能量很强,不管是工作还是玩,都要用尽全力,“我都要累死了,他还啊啊啊到处跑,一定要榨干精力,才会停下来。”
许月珍也觉得,作为摩羯座,她遇到的第一个能跟她PK精力毅力的对手就是曾国祥。“他跟他爸一样爱玩,风趣,享受人生。但他爸是精神领袖型,总牵头跟你说,我们搞个什么东西吧。真搞起来,他就跑了,就你们在搞。曾国祥很踏实,拍戏一天17个小时。”但他也无法真的放弃玩耍,头一天朋友从国外回来抓他喝酒到3点,第二天7点看景。他回去就不睡了,怕自己起不来,早早坐车里等大家。
电影《七月与安生》的开始,七月说,她和安生之间,她是一次被选择的结果。这是小说里的原话。小说里的剧情是安生选了七月,去操场转转。电影里改成,不羁的安生在怀里藏了只小松鼠,它跑出来,站在了七月面前。“我比较喜欢命运安排的相遇。”曾国祥说。
电影最大的更改是,七月与安生不再是属性相反的两个人,她们是一个人的两面,她们活着活着,把自己活成了对方。“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这两极里挣扎。某个时期你会比较像安生,某个时期你会比较像七月。”曾国祥说。
扮演七月的马思纯和扮演安生的周冬雨,也像在用自身来在印证这句话。马思纯本是家教严格的乖孩子,之前最著名的角色却是《左耳》中野性魅惑的黎吧啦。周冬雨小时候像安生一样独立叛逆,却是以清纯安静的形象出道,“过着过着现在就过成了七月。”周冬雨说。
小说里的七月,接受了出轨的男友,接受了背叛的闺蜜,甚至接受了他们的孩子,自己不生孩子。电影里,她要求男友在婚礼当天逃婚,因为只有逃婚的羞辱,才能让她逃离家族对安稳生活的期待,才能让她有力量去追求想要的生活。“这么改写是在强调女性追求自由吗?”我问。曾国祥答:“我没有刻意强调女性追求自由,是每个人都想追求自由,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每个人都是想要的。”
参加电影《七月与安生》发布会前,我才第一次看发表于16年前的原著小说。一万六千多字的短篇,很快读完。七月是柔和安稳的姑娘,安生是自由不羁的姑娘,两人是好朋友,却爱上同一个男人。这个设定不少见,也曾有过许多不错的故事。不过这一个故事,看得我频翻白眼。
发布会的休息间里,我和朋友们聊天。“安生三观不正啊。”“3个人有一个三观正的吗?都看着烦人。”“哈哈哈。”
有人戳戳我们,声音压低:“哎,小点声,导演在那边好像听到了。”我没敢抬眼去瞅角落那一坨名叫曾国祥的影子,赶紧跟大家一起跑开了。我心想:遇到这样的故事,八成拍不出像样的电影吧。
几天后,我在电影院里哭到不好意思。灯亮时,我瞥瞥旁边的人,还好,也哭了。电影的宣传方问我:你要采访导演吗?我立刻回答:“要。当然,一定要。”我很想知道他如何把3个我厌烦的人变成了3个我理解甚至喜欢的人。
十几天后,社会学家李银河发了篇影评,为《七月与安生》写道:“我想在这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的电影真的能看了。”原来有反应比我还激烈的嘛。
尸体千万不要藏在水泥里
像所有的星二代一样,曾国祥身上的第一标签是曾志伟的儿子。他最容易收到的第一印象是“你跟你爸不像啊”,或者,“你怎么这么高!”前一条他常回答“谢天谢地。”后一条,他可能会讲起,小时候有人告诉他踢足球会矮,他从此再也不踢,因为想到爸爸从小练足球,当过足球运动员。“我很怕跟他一样的高度。”
其实曾国祥有着和曾志伟相似的五官,不过他还有一张遗传自妈妈的巴掌脸,不怕摄影机的放大效果,适合吃演员饭,可以从正剧和普通角色做起,不用先在丑角里扑腾。“我小时候不想承认这个。”曾国祥说,“其实我长得挺像我爸。”
他不想承认的还有父亲给他的名字。从小到大他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土,像个老爷爷。“国”字是祖谱定的,同辈男性都得用,不能更改。而“祥”字来源于他属羊。“这样我爸一看立刻能记得我是哪一年出生的。”曾国祥说,弟弟是狗年出生的,名字带“猷”,一位堂哥马年出生,名字带“骏”。大学毕业后,曾国祥从加拿大回香港进入电影业,爸爸问他:要不要改个名字。他想了想,虽然还是觉得土,但已经用二十多年了,还是不改了。
像许多大哥的儿子一样,曾国祥的童年生活中不常见到父亲。他不觉得那时自己跟电影圈、娱乐圈有多大关系。因为曾志伟觉得小孩总是接触娱乐圈的话,对成长不好,于是刻意避免。“我成长跟一般人差不多的,就知道自己父亲是演员、导演,偶尔会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他。”曾国祥说,小时候常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主要是妈妈的朋友,多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好姐妹,从事各行各业。
十五六岁时,读高中的曾国祥发现自己爱上看电影,最喜欢的导演是王家卫。他暗暗决定将来要当一个导演,又笑自己想法太天真,都不知道电影制作是什么。这么多年,曾志伟只在儿子很小时带他去过一两次片场。
曾国祥长在女儿国,听起来像贾宝玉。他第一次读到张爱玲小说时,一下子觉得特别亲切。他仿佛看到了妈妈、外婆和她们的姐妹,她们都是上海人。那些女人间随时变化的小心思,特别复杂麻烦,却又吸引着他。
这样的细腻后来表现在了他导演的电影中。处女作《恋人絮语》铺陈着恋爱中的各种形态,哪怕最简单的少女单恋,他都能拍得千回百转。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提名。拍恐怖短片《水泥》,他能把被水泥掩埋的过程和痛苦用语言描述得让人一惊:这是真咨询过被水泥埋的人吗?他却回答:“只是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主要是自己想象的。”继而向我提出建议:“你要是杀了人藏尸体,千万不要藏在水泥里,因为水泥会刺激尸体的皮肤,很快会有味道的……”
短片拍完结集上映时,香港真的发生了水泥藏尸案。
熬到户头上只有二三十块钱
曾国祥高中快要毕业时,曾志伟坐下来,很认真地问大儿子:“你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吗?”他说:“我很喜欢电影,我想要当导演。”曾志伟抱臂仰天,一言不发。曾国祥心想:糟了糟了,他肯定不同意,肯定不喜欢我进这个圈。5分钟后,曾志伟才说话:好吧,等你快念完大学我们再聊吧。
大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为父母建议:如果你真的要做电影,因为爸爸的关系,一定能入这个行业,“但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电影,是不是认真要干,所以他们觉得还是学点别的,起码将来做不好电影,还有另一个选择。”他不想读更实用的经济类专业,就想选个开阔眼界的,对当导演、编剧也有帮助,于是选了社会学。
曾志伟第二次找大儿子认真谈话,是他大学毕业前一年。曾志伟问:你现在还是那么想做电影吗?曾国祥说是。“那好,我帮你想好了,你毕业去陈可辛的公司从低慢慢做起吧。我跟他说了。”曾志伟说。曾国祥突然很感动,他以为爸爸忘了这事,或反对这事,没想到他一直留意。
那时陈可辛的公司只有三四个人。不拍戏时,曾国祥做各种杂事:翻译文件、PS图片、想海报创意……陈可辛的老搭档、监制许月珍记得,他从不说其实我也不会弄。交给他,他就去学着弄,从不需要追着催促,到时他就会交出来。同组的人身体不好或忙不过来,他还会主动揽活去帮忙。
拍戏时,曾国祥做导演组里最低层的岗位场记。那时候还拍胶卷电影,他要记下每一条拍了什么,有多长。400尺的胶卷拍到三分之二左右,就可能被问,剩下的够不够拍?场记得算出剩下胶卷的长度,马上回答。“要是你说够,实际拍的时候突然胶卷没了,那你肯定就被骂惨了。”场记还要负责记下每个镜头能不能连上,会不会穿帮。上一个镜头,有人拿起杯子喝水,喝完把杯子放在另一个地方。下一个镜头还拍这个,角度更宽,这时场记就要提醒,杯子要放回原来的地方。
姐姐曾宝仪当年也是从助理编剧、场记入行。她从台湾来香港,父亲只给了她一间房,没有被子。“你说对爸爸不太管我们,会不会有所抱怨?多多少少有点。我也想跟特别好的导演合作,但我们家人是这样,不会去讲出来。工作要是靠关系得来的,不会持久。”曾宝仪说。
曾国祥做了两年场记。接着做了一年多第二副导演。许月珍找他聊:“如果你真的想做导演,要不离开公司吧。技术的东西我已经教你差不多了,接下来就靠你个人想法了。如果你有一个工作在做,你第一任务就会去完成公司任务,这样你永远不会去写剧本,永远不会真的当导演。你看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现在都没当导演,你不要像我。”不久,曾国祥离开了。
拍处女作前的一年半是最艰难的时光。他推掉了所有演员工作,专心写剧本,熬到户头上只有二三十块钱,赶紧打电话给朋友讨要个编剧活儿,赚一点钱,“让我再活一两个月。我这还算好的,我有朋友做第一部戏导演之前,穷到真的没钱吃饭。饭点就去别的导演工作室,假装聊天,其实是为了吃他们那口饭。”曾国祥说。
更艰难的是拿着剧本去一家家谈投资,常有人回复:“你还是回去找你爸吧。”这让他很不好受,他最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靠爸爸。“你可以说我戏拍得不好,可以说我戏演得烂,我都不介意。但你说我靠我爸,我真的会很生气。”做演员时,曾国祥就拒绝出现在曾志伟监制的电影里。曾经有部电影找曾志伟监制,找他做男一号。他听了故事很喜欢,但他回复:“我和我爸不能在一起,要么我来演,要么他来监制。”
直到2010年拍完处女作,他才开始坦然跟父亲合作。“如果你到今天还觉得我有戏拍是因为我爸的话,那你肯定是对我很有偏见,那我也改变不了你的想法。我一路走过来,已经证明了我在做自己的事。”曾国祥说。
七月与安生是一个人的两面
曾国祥的导戏风格细腻入心,演戏风格却鬼马张扬。去年颇受好评的港产cult片《老笠》里,他扮演一个群鬼都不愿上他身的废青。“国内有这个词吗?废青?”他问。“有类似的,屌丝。”我答。尽管身为星二代,他还是认为,废青是每个男生都会经历的阶段,觉得自己很没用,每天都在等事情发生。
更早以前,他演《青春梦工场》里好色的胶布,即使在一群想骗AV女星来拍戏满足自己私欲的小青年里,胶布也是最好色的那个。后来跟曾志伟一起接受访问,他嘲笑父亲:“小时候比较少机会见,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候演出的戏,大部分都是很好色,然后给人家打,有点猥琐那种角色。”曾志伟先解嘲:“慢慢就变黑社会大哥了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变头头了,哈哈哈。”然后反击:“你也演一些很好色的色鬼,走我的后路。”
曾国祥并不总是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温和有礼。“他读书甚至刚毕业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姐姐曾宝仪说,“棱角比较多,有批评的眼光。”曾国祥说,14岁时,他第一次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始责问很多身边发生的事,去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那样。
“你说他是不是很懂得女性心理?这个不好说。他喜欢的就会花心思钻研了解,不喜欢的鸟都不鸟呢。”曾宝仪说,最佩服弟弟能量很强,不管是工作还是玩,都要用尽全力,“我都要累死了,他还啊啊啊到处跑,一定要榨干精力,才会停下来。”
许月珍也觉得,作为摩羯座,她遇到的第一个能跟她PK精力毅力的对手就是曾国祥。“他跟他爸一样爱玩,风趣,享受人生。但他爸是精神领袖型,总牵头跟你说,我们搞个什么东西吧。真搞起来,他就跑了,就你们在搞。曾国祥很踏实,拍戏一天17个小时。”但他也无法真的放弃玩耍,头一天朋友从国外回来抓他喝酒到3点,第二天7点看景。他回去就不睡了,怕自己起不来,早早坐车里等大家。
电影《七月与安生》的开始,七月说,她和安生之间,她是一次被选择的结果。这是小说里的原话。小说里的剧情是安生选了七月,去操场转转。电影里改成,不羁的安生在怀里藏了只小松鼠,它跑出来,站在了七月面前。“我比较喜欢命运安排的相遇。”曾国祥说。
电影最大的更改是,七月与安生不再是属性相反的两个人,她们是一个人的两面,她们活着活着,把自己活成了对方。“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这两极里挣扎。某个时期你会比较像安生,某个时期你会比较像七月。”曾国祥说。
扮演七月的马思纯和扮演安生的周冬雨,也像在用自身来在印证这句话。马思纯本是家教严格的乖孩子,之前最著名的角色却是《左耳》中野性魅惑的黎吧啦。周冬雨小时候像安生一样独立叛逆,却是以清纯安静的形象出道,“过着过着现在就过成了七月。”周冬雨说。
小说里的七月,接受了出轨的男友,接受了背叛的闺蜜,甚至接受了他们的孩子,自己不生孩子。电影里,她要求男友在婚礼当天逃婚,因为只有逃婚的羞辱,才能让她逃离家族对安稳生活的期待,才能让她有力量去追求想要的生活。“这么改写是在强调女性追求自由吗?”我问。曾国祥答:“我没有刻意强调女性追求自由,是每个人都想追求自由,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每个人都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