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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校毕业生热门就业地的北京，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削减人口，并正在收紧户籍政策。京籍和非京籍毕业生，在以户籍为划分的就业政策下，似乎正在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749万人左右，这是官方提供的2015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而这个数量比保加利亚全国的人口还多。
一再碰上“史上最难就业年”的大学生们，却发现作为高校毕业生热门就业地的北京，在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削减人口，并正在收紧本已严苛的户籍政策。京籍和非京籍毕业生，在以户籍为划分的就业政策下，似乎正在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控制人口被认为是自身“转型”的关键一步。7月17日北京市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时，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提出要实现“腾笼换鸟”，确保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万人以内。而截至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151.6万人，今年仅剩25.4万人的“增长空间”。
2015年6月，北京，大四学生在学校楼顶拍摄创意毕业照。
如何控制北京人口的膨胀？“以业控人”被放在首位。北京花大力气迁出“低端业态”，然而同时，一些兼并重组、调整转型、升级改造、搬迁改制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也产生了大量分流职工。在北京轉型的当口，保障这些分流职工的再就业从而保证北京的“稳定”，似乎成了比“公平就业”更重要的问题。
在4月召开的2015年北京市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明确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北京人社局直接提出，要研究制订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有北京户籍的城乡劳动者。北京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曾对媒体表示：“比如交通委要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招3.4万个交通管理员，我们准备把岗位补贴提上去，让北京人能够在这些岗位上就业。”
无疑，非京籍应届毕业生在北京找到理想工作的难度比以前加大了。
“我现在找工作的第一导向就是能解决户口。”中国传媒大学专业硕士一年级（学制两年）学生王同学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经相信过户籍制会取消”，所以那时候就想找一份自己想做并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但5年过去了，户籍制似乎变得更为严苛，他看到身边一些已经工作多年、收入不菲的朋友仍旧会因为户口而多出许多麻烦，这种现实的窘迫影响了他的选择。
“本来感觉北京是个能点燃理想的地方，应该去实现梦想。但后来看了一下身边的人……唉，算了，先把户口拿下来再去实现理想吧。”
王同学对于北京户口重要性的理解，逐渐与他在辽宁省老家当公务员的父母一致。他的计划是，在一个能解决户口的国企做一份清闲一点的工作，并且同时为自己未来的创业做准备。为什么不直接创业？因为“没办法解决户口”。
实际上，对于非京籍毕业生来说，通过国企、央企等单位拿到北京户口也越来越不容易。2013年，北京市就对市属用人单位引进落户的应届非京籍毕业生提出年龄限制，要求毕业当年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不超过24岁、27岁和35岁。
2015年2月，人社部亦缩减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要求各中央单位在2014年基础上指标压缩17%。据报道，这一度导致一些已经签约国企或央企的同学收到解除就业协议的通知，引发争议。
“因为户籍是刚性的，压缩了以后，数量减少会比较快，对人口调控会起到一定作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对流动人口的控制，难度相对比较大，但毕业生的走向却可以靠行政的、计划分配的力量来调整，通过户籍来控制会相对容易一点。换而言之，“压缩指标来控制人口”会是一种更容易实行、见效更快的人口控制策略。
那么，跟应届毕业生获得进京指标的难度相“匹配”的，就是北京户口在就业时的优势增大了。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北京生源、优先引进北京院校的应届研究生”—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关于做好北京市朝阳区2015年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知》的内容。换而言之，有没有北京户口、是否在北京读书、是否是研究生是3个关键因素。北京昌平区更是要求，“对北京生源毕业生的接收计划不得低于毕业生总接收计划的70%（优先考虑昌平生源毕业生）”。
这种“鉴别思路”也体现在北京市公务员的报考条件中。具有报考资格的应届毕业生分为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北京生源毕业生。只要是北京籍，高职技术院校学生亦可报考北京公务员。第二等级是在北京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非北京籍学生，但这类学生必须在本科学历及以上。第三等级则是京外院校就读的学生。这类学生要想报考北京公务员，必须来自“985”高校、获得校级以上“三好学生”或其他校级奖项。
在北京，“配额制”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乃至强制性要求，即每聘用若干外地生源应届生，便必须招聘相应数量的北京生源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公开的《关于申报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接收计划的通知》中，不仅要求“京内生源接收计划不低于毕业生接收计划总数的30%”，更明文提到“管理岗位须接收京内生源毕业生”。2013年，该单位更曾规定“对于管理、支撑以及财会岗位上需要的人员，须接收北京生源的毕业生”。
诸如此类为北京籍学生创造就业机会的明文通知还有不少。但北京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北京市人社局控制人口和收紧户籍的“权限”只到市属单位，而北京众多 的央企、中央部委等更高级别单位需要人社部出面。
从招聘信息上看，端倪已现。如此稀缺的进京指标是如何分配到各个单位的，目前公开信息很少。 “我不期待能拿到北京户口。”已经准备去北京某著名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毕业于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张伟同学（化名）告诉《南风窗》记者，外地的学生去北京，很难拿到户口，就算有户口应该也是给在北京读书的非京籍同学。
对于户口问题，张伟显得比较淡漠，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并不意味着户口不重要，但现实很难改变”。问及今后在北京买房买车、孩子就读等一系列问题，张伟表示不愿意去深想：“老是考虑这种东西不好，对心态肯定会有影响。”
户籍的限制虽然对人口流动有控制作用，但“进京指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那些不考虑户口问题的企业和就业者。在7月20日的北京人才市场雍和宫招聘会上，多家单位向《南风窗》记者表示，并不清楚“进京指标”政策。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在招聘销售人员，其现场招聘人員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她们应该不会招北京人来做销售职位，因为来京打拼的外地人更勤快和愿意吃苦。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一大批“有可能获得北京户口”的人才。这些人很可能随着“进京指标”在分配时的天然导向性，涌向公务员或者国企央企队伍。
同时，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在升高。更适合私企的人才，可能因为户籍及其捆绑的利益而选择“暂时进入体制内”。这不仅会造成私企的人才招聘劣势，更可能会让国企央企等“指标大户”陷入“被拿完指标就走”的人才流动窘境。
当然，另一方面，对于这批人才而言，除了北京以外也可以有很多其他选择。“我们班有35个人，至少有20人出国了。有的同学如果在北京的单位解决不了户口，他就去广州、上海了。”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李铮说，他们班仅有3个人在国内读研，8～9个去了国企央企，去外企私企的加起来应该也不超过3个人。
李铮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并且有打篮球的特长，在他眼里，“工作挺好找的，没遇见什么困难”。去年下半年，他只投了5份简历，一心等着今年的国企央企校招。过完年没多久，他就通过一位老师的推荐签约了某国家级航空航天企业。这名老师同时推荐了他班上的另一位同学，但这个人并非北京籍，并最终落选。
“户籍应该是个原因吧。”李铮直言，“你少用了企业一个户口指标，他就可以去招别人。我觉得我要不是北京人，估计找工作也得费点功夫。”李铮认为，若让他对找工作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排序，最重要的砝码是他的体育特长，第二位的影响因素就是北京户口，第三位的是男性的性别优势或者实习经历。“应聘单位也没怎么问我学习成绩，就问我四六级过没过。”
在北京地区，2015年包括本专科及研究生在内的高校毕业生多达23.3万人，但北京生源的毕业生却在持续下降（约7.5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6000人。换而言之，像李铮这种毕业于名牌大学、北京籍贯、就读于北京的学生，就业优势或将越来越大。
“有可能获得北京户口”的人才的空间被收窄，那么流失就是必然的结果。
2015年，上海的高校毕业生总量高达17.7万人，上海市教委截至6月11日的数据显示，离沪就业的非上海籍毕业生预计将超过20%，创出了新高，同时上海生源离开上海就业的趋势也有所增加。
但对比一下北京的情况，就会发现上海的人才流失不算“严重”。北京市教委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的京外生源毕业生中，离京就业的人数就已经占54.4%。据报道，哪怕是“一般情况下都能获得留京指标”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其京外就业率也已连续3年突破50%。而在10年前，80%左右的清华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
北京在“赶走”高端人才吗？并不是。实际上，北京市一直在通过户籍、工作寄住证等制度“扶持”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首都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规划要求的单位。
“北京跟上海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教育资源。很多人二三十岁毕业以后，可能刚开始不见得是领军人物，但北京提供的一种环境，可能会让他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陆杰华教授认为，毕业生是新兴的年轻力量，靠计划指标来控制人口，可能会影响到北京长远的发展。“我觉得对于这些政策要做适当评估，不是一味考虑到总量，更要考虑到结构的需要。”
纯粹的进京指标控制，还可能滋生犯罪行为。据报道，去年8月，北京警方就曾打掉一个非法倒卖80多个进京落户指标的犯罪团伙，十多家大型国企以及高新技术公司的人事部门相关负责人被卷入。北京市出台的政策曾允许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申请少量的毕业生以及人才落户指标。
“我有同学去了深圳，拿到了户口。”即将赴北京上班的张伟对《南风窗》记者说，“其实我对工作的态度，并不是说非要去北京或者深圳，只要有好的工作机会，去哪都是可以的。我对未来的发展、个人的前景、成长空间等等更看重。”
其实，真正吸引人才的不是“特权”，而是公平，以及真正广阔的发展空间。
749万人左右，这是官方提供的2015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而这个数量比保加利亚全国的人口还多。
一再碰上“史上最难就业年”的大学生们，却发现作为高校毕业生热门就业地的北京，在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削减人口，并正在收紧本已严苛的户籍政策。京籍和非京籍毕业生，在以户籍为划分的就业政策下，似乎正在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严峻的形势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控制人口被认为是自身“转型”的关键一步。7月17日北京市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时，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提出要实现“腾笼换鸟”，确保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万人以内。而截至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151.6万人，今年仅剩25.4万人的“增长空间”。
如何控制北京人口的膨胀？“以业控人”被放在首位。北京花大力气迁出“低端业态”，然而同时，一些兼并重组、调整转型、升级改造、搬迁改制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也产生了大量分流职工。在北京轉型的当口，保障这些分流职工的再就业从而保证北京的“稳定”，似乎成了比“公平就业”更重要的问题。
在4月召开的2015年北京市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明确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北京人社局直接提出，要研究制订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有北京户籍的城乡劳动者。北京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曾对媒体表示：“比如交通委要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招3.4万个交通管理员，我们准备把岗位补贴提上去，让北京人能够在这些岗位上就业。”
无疑，非京籍应届毕业生在北京找到理想工作的难度比以前加大了。
“我现在找工作的第一导向就是能解决户口。”中国传媒大学专业硕士一年级（学制两年）学生王同学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经相信过户籍制会取消”，所以那时候就想找一份自己想做并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但5年过去了，户籍制似乎变得更为严苛，他看到身边一些已经工作多年、收入不菲的朋友仍旧会因为户口而多出许多麻烦，这种现实的窘迫影响了他的选择。
“本来感觉北京是个能点燃理想的地方，应该去实现梦想。但后来看了一下身边的人……唉，算了，先把户口拿下来再去实现理想吧。”
王同学对于北京户口重要性的理解，逐渐与他在辽宁省老家当公务员的父母一致。他的计划是，在一个能解决户口的国企做一份清闲一点的工作，并且同时为自己未来的创业做准备。为什么不直接创业？因为“没办法解决户口”。
实际上，对于非京籍毕业生来说，通过国企、央企等单位拿到北京户口也越来越不容易。2013年，北京市就对市属用人单位引进落户的应届非京籍毕业生提出年龄限制，要求毕业当年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不超过24岁、27岁和35岁。
2015年2月，人社部亦缩减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要求各中央单位在2014年基础上指标压缩17%。据报道，这一度导致一些已经签约国企或央企的同学收到解除就业协议的通知，引发争议。
“因为户籍是刚性的，压缩了以后，数量减少会比较快，对人口调控会起到一定作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对流动人口的控制，难度相对比较大，但毕业生的走向却可以靠行政的、计划分配的力量来调整，通过户籍来控制会相对容易一点。换而言之，“压缩指标来控制人口”会是一种更容易实行、见效更快的人口控制策略。
那么，跟应届毕业生获得进京指标的难度相“匹配”的，就是北京户口在就业时的优势增大了。
“配额制”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北京生源、优先引进北京院校的应届研究生”—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关于做好北京市朝阳区2015年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知》的内容。换而言之，有没有北京户口、是否在北京读书、是否是研究生是3个关键因素。北京昌平区更是要求，“对北京生源毕业生的接收计划不得低于毕业生总接收计划的70%（优先考虑昌平生源毕业生）”。
这种“鉴别思路”也体现在北京市公务员的报考条件中。具有报考资格的应届毕业生分为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北京生源毕业生。只要是北京籍，高职技术院校学生亦可报考北京公务员。第二等级是在北京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非北京籍学生，但这类学生必须在本科学历及以上。第三等级则是京外院校就读的学生。这类学生要想报考北京公务员，必须来自“985”高校、获得校级以上“三好学生”或其他校级奖项。
在北京，“配额制”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乃至强制性要求，即每聘用若干外地生源应届生，便必须招聘相应数量的北京生源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公开的《关于申报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接收计划的通知》中，不仅要求“京内生源接收计划不低于毕业生接收计划总数的30%”，更明文提到“管理岗位须接收京内生源毕业生”。2013年，该单位更曾规定“对于管理、支撑以及财会岗位上需要的人员，须接收北京生源的毕业生”。
诸如此类为北京籍学生创造就业机会的明文通知还有不少。但北京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北京市人社局控制人口和收紧户籍的“权限”只到市属单位，而北京众多 的央企、中央部委等更高级别单位需要人社部出面。
从招聘信息上看，端倪已现。如此稀缺的进京指标是如何分配到各个单位的，目前公开信息很少。 “我不期待能拿到北京户口。”已经准备去北京某著名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毕业于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张伟同学（化名）告诉《南风窗》记者，外地的学生去北京，很难拿到户口，就算有户口应该也是给在北京读书的非京籍同学。
对于户口问题，张伟显得比较淡漠，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并不意味着户口不重要，但现实很难改变”。问及今后在北京买房买车、孩子就读等一系列问题，张伟表示不愿意去深想：“老是考虑这种东西不好，对心态肯定会有影响。”
政策后果
户籍的限制虽然对人口流动有控制作用，但“进京指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那些不考虑户口问题的企业和就业者。在7月20日的北京人才市场雍和宫招聘会上，多家单位向《南风窗》记者表示，并不清楚“进京指标”政策。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在招聘销售人员，其现场招聘人員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她们应该不会招北京人来做销售职位，因为来京打拼的外地人更勤快和愿意吃苦。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一大批“有可能获得北京户口”的人才。这些人很可能随着“进京指标”在分配时的天然导向性，涌向公务员或者国企央企队伍。
同时，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在升高。更适合私企的人才，可能因为户籍及其捆绑的利益而选择“暂时进入体制内”。这不仅会造成私企的人才招聘劣势，更可能会让国企央企等“指标大户”陷入“被拿完指标就走”的人才流动窘境。
当然，另一方面，对于这批人才而言，除了北京以外也可以有很多其他选择。“我们班有35个人，至少有20人出国了。有的同学如果在北京的单位解决不了户口，他就去广州、上海了。”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李铮说，他们班仅有3个人在国内读研，8～9个去了国企央企，去外企私企的加起来应该也不超过3个人。
李铮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并且有打篮球的特长，在他眼里，“工作挺好找的，没遇见什么困难”。去年下半年，他只投了5份简历，一心等着今年的国企央企校招。过完年没多久，他就通过一位老师的推荐签约了某国家级航空航天企业。这名老师同时推荐了他班上的另一位同学，但这个人并非北京籍，并最终落选。
“户籍应该是个原因吧。”李铮直言，“你少用了企业一个户口指标，他就可以去招别人。我觉得我要不是北京人，估计找工作也得费点功夫。”李铮认为，若让他对找工作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排序，最重要的砝码是他的体育特长，第二位的影响因素就是北京户口，第三位的是男性的性别优势或者实习经历。“应聘单位也没怎么问我学习成绩，就问我四六级过没过。”
在北京地区，2015年包括本专科及研究生在内的高校毕业生多达23.3万人，但北京生源的毕业生却在持续下降（约7.5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6000人。换而言之，像李铮这种毕业于名牌大学、北京籍贯、就读于北京的学生，就业优势或将越来越大。
“有可能获得北京户口”的人才的空间被收窄，那么流失就是必然的结果。
2015年，上海的高校毕业生总量高达17.7万人，上海市教委截至6月11日的数据显示，离沪就业的非上海籍毕业生预计将超过20%，创出了新高，同时上海生源离开上海就业的趋势也有所增加。
但对比一下北京的情况，就会发现上海的人才流失不算“严重”。北京市教委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的京外生源毕业生中，离京就业的人数就已经占54.4%。据报道，哪怕是“一般情况下都能获得留京指标”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其京外就业率也已连续3年突破50%。而在10年前，80%左右的清华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
北京在“赶走”高端人才吗？并不是。实际上，北京市一直在通过户籍、工作寄住证等制度“扶持”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首都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规划要求的单位。
“北京跟上海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教育资源。很多人二三十岁毕业以后，可能刚开始不见得是领军人物，但北京提供的一种环境，可能会让他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陆杰华教授认为，毕业生是新兴的年轻力量，靠计划指标来控制人口，可能会影响到北京长远的发展。“我觉得对于这些政策要做适当评估，不是一味考虑到总量，更要考虑到结构的需要。”
纯粹的进京指标控制，还可能滋生犯罪行为。据报道，去年8月，北京警方就曾打掉一个非法倒卖80多个进京落户指标的犯罪团伙，十多家大型国企以及高新技术公司的人事部门相关负责人被卷入。北京市出台的政策曾允许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申请少量的毕业生以及人才落户指标。
“我有同学去了深圳，拿到了户口。”即将赴北京上班的张伟对《南风窗》记者说，“其实我对工作的态度，并不是说非要去北京或者深圳，只要有好的工作机会，去哪都是可以的。我对未来的发展、个人的前景、成长空间等等更看重。”
其实，真正吸引人才的不是“特权”，而是公平，以及真正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