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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共产黨和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指导原则，是我们党制定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决策基石。其实质和核心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不容否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主张，有一个酝酿、提出及发展丰富的过程。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节点上，本文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的历程追根溯源，探寻其背后中央对解决台湾问题和促进祖国统一的战略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中国原则发端于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产生于新中国处理与外国建交问题时反对“双重承认”“两个中国”的斗争中。
据胡乔木回忆，“新中国外交政策方针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早在1949年1月上旬，时值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开始着手研究讨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已经提上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这次会议所形成的比较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就是1949年1月19日由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该文件开宗明义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1月19日，毛泽东在对该文件进行修改时，在原有的13条具体规定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关键内容：“（1）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1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两项新增条款的核心内涵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凡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且帮助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暂不予以承认；不容外部势力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原则之萌芽和逻辑起点。
→ 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部分）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文中，针对美英这两个曾经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帝国主义国家试图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动向，进一步提出与英美这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电文写道：“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类似美英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与新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关系，即不能搞“双重承认”。
两天之后，即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就中英“紫石英”号事件发表声明（即“李涛声明”），又宣布了新中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一是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二是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在此，毛泽东重点强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
5月10日，毛泽东就发展中美关系问题，专门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表示：“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6月3日毛泽东再次复电南京市委，要求要向美方明确表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上述政策意见概括起来即是：美国必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断绝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不得承认国民党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否则中国人民将表示坚决反对。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明确新中国建交原则，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条外交方针进一步凸显了一个中国原则精神，随后被写进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之中。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实际上是将体现一个中国精神的建交原则以法律形式作了规定。后来，1954年的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中的新中国外交原则的基本政策。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日，周恩来将《公告》及表达建交愿望的公函迅速送达各国政府。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方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迅速与苏联等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中，有的在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残余政府的关系，而多数则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无外交关系。而在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上，新中国政府则采取“等一等”的策略。毛泽东认为，尽管“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他认为，如果人民政权用损害国家主权，牺牲民族独立来换得帝国主义的承认，那么宁愿搁置承认问题。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外国与中国建交时必须承认并遵守的基本原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值联合国召开第四届联大之际。按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成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顺理成章地也应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曾参与新中国政协实际筹备工作的王炳南后来回忆说，政协9月29日这天的大会曾一致通过了主席团审查报告提出的关于否认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代表资格的专项内容。这一条虽然当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但经毛泽东提议以主席团审查报告决议的方式经大会一致通过。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对于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
根据这一审查报告决议，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联大主席罗慕洛，向其表达了否认国民党残余政权代表中国的代表资格、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强烈愿望。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东主席于政府成立之日，即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且已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因此，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愿意完全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它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内，追随美国搞“双重承认”，宣称国民党残余政权“有资格占有一席代表中国投票”，或称“存在着自称代表中国的两个实体”，是最早搞“两个中国”的国家之一。
在同英国“两个中国”图谋的斗争中，毛泽东丰富、发展了体现一个中国精神的建交原则。
1950年1月6日，英国原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签署的致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照会送达中国外交部。该照会说：英国政府“响应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之公告，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互派外交代表”。
面对第一个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高度关注。在中英展开建交谈判前夕，毛泽东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就谈判建交的时机、程序、内容、核心问题、前提条件等提出指导意见。
→ 1950年11月至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图为伍修权在安理会会议上。
1月18日，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央约外交部讨论与英国代办谈判建交问题时我方应采取的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并写成书面文件告他。
1月20日，毛泽东连发三电强调“英国在联合国对待国民党代表的态度问题，在伦敦、香港、台湾等地对待国民党各种大机关的态度问题等”，这是“属于设立双方外交使团的先决问题，即属于和国民党绝断关系范围内的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再次批示强调，胡阶森（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来时应重点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
2月8日，毛泽东再电刘少奇：望告外交部“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保存，因英国现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忽略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问题等等”。
从毛泽东上述电文中，可以看出他最为关心且反复强调须着力处理的三大问题，即“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范围内的问题”，“在联合国对待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态度”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国民党的各种机构以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的态度”。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愿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应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原则，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即必须承诺不与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如果对方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还必须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支持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实质上也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原则立场的最初表达。这个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建交原则，至今依然是指导中国外交工作，防止在国际上制造“双重承认”或“两个中国”的根本指导方针。
时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炮击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首次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找到国共两党的共同点，提出“一个中国”概念，将处于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峙的台海两岸联结起来，拉住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共同反对或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割裂中国领土主权的图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美国的这一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关键时刻阻挠了中国统一进程，由此产生台湾问题。
为给“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法理依据，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割裂中国领土主权的步骤。1950年9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英法两国提议成立一个联大委员会来研究所谓的“台湾地位问题”。杜鲁门也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称，美国将“欢迎联合国考虑台湾问题”。为在台湾归属问题上进一步做文章，1951年秋，美国政府又策划了所谓“对日和约”及“日台双边条约”。一方面，美国要求日本放弃它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和特权，并不再重申这些岛屿均为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压迫台灣当局与日本政府签订所谓的双边“和约”，要求台当局在有关台湾归属问题上与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立场保持一致，意图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后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积极拼凑具有强烈反华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同时，又密谋与台湾当局商谈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
中共中央高度关注美国图谋分裂中国的种种动向，1954年7月，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台战略。中央认为，如果美国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会议决定，迅即开展对美斗争，宣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和决心。
1954年12月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此时正值解放军对蒋军占领的一些东南沿海岛屿发动炮击和进攻。美国政府为避免在沿海岛屿争夺战中卷入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冲突，胁迫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专守台、澎。还迫使台湾当局保证，未经美国的同意，不得主动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同时，美、英两国还策动新西兰提出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沿海附近的某些岛屿地区发生武装敌对行动”的建议（即所谓“新西兰停火提案”）。这个所谓“停火提案”的主旨，正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签约前曾在一份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秘密文件中所表示的：“我们对中国和台湾采取的政策，应当同我们正在德国和朝鲜奉行的政策属于同一类型。”这里隐藏着美国当局试图以所谓“停火”来冻结海峡两岸关系现状，造成台湾与大陆事实上的隔绝状态，以达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局面的险恶用心。
→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
→ 大陆对金门发起海漂攻势，鼓励金门守军“投诚起义”。
对于美国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中国大陆坚决反对。1955年3月5日，毛泽东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他在信中强调，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美、英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针对苏联关于举行十国会议缓和台海局势的提议，毛泽东表示，“这种国际会议除了坚决不能让蒋介石参加外，最好不要同联合国有任何联系”，“尤其是不要给联合国以过问台湾问题的任何机会”，“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同一时间，周恩来针对美英策划推动新西兰向联合国提交所谓“停火提案”，公开发表声明或谈话，宣示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954年10月10日，周恩来致电联大九届会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承认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中国。事实上，台湾已于1945年10月25日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决不容许任何人以所谓‘中立化’和‘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名义，使台湾脱离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1955年1月29日，周恩来在给缅甸总理吴努的复电中，更是对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表示：“最近美国阴谋策动通过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之间进行所谓‘停火’。企图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和主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其地位已早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实所确定。”如果联合国或任何外国“把中国所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窃据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放在对等地位”，“就是承认蒋介石卖国集团，制造‘两个中国’，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周恩来上述声明和谈话再一次从历史、法律和现状等方面界定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强调如果把台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在对等地位，就是搞所谓“双重承认”，制造“两个中国”。
台湾当局也对美国在联合国内搞所谓“停火提案”，迫使台军撤出“外岛”的企图表示严重质疑。1955年2月8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日”发表演讲，强调大陆、台湾均为“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所谓“两个中国”尤其“荒谬绝伦”。蒋介石对美国态度的两重性以及反对美国“两个中国”图谋的立场，无疑给中共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自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渐调整对台政策，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 从1957年开始，美国拖延直至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并加快了制造“两个中国”的步伐。同时纵容台湾当局袭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或侵入内地。蒋介石还增兵金门、马祖一线，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起来。1958年夏天，美国在中东挑起事端，更使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乘机向大陆进行军事挑衅，使台海形势更趋紧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共中央8月17日决定再次炮击金门，加强对美斗争。中共中央最初设想是通过炮击金门，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马，达到收复金、马的目的。
→ 炮击金门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解放军炮击金门后，基本上封锁了金门岛，切断了金门的海上补给线。美国政府一面派遣大批海空军力量在台海地区集结，准备协防金门、马祖，一面又故伎重演。9月上旬，美国派军舰为向金门提供补给的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失败后，要求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并要台湾当局公开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台海两岸关系的“现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此冻结台湾海峡局面，“划峡而治”，从而制造“两个中国”。对此，毛泽东在9月6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分析：“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的声明中将美国的底牌和盘托出：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10月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声称：“我认为所有这些军队驻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蒋介石为保住金、马这两个“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同时也为避免影响军队士气和政权稳定，坚决反对放弃金、马，摆出一副不惜一切死守金门的强硬姿态。美台双方在金、马撤军问题上的争执、矛盾激化。
毛泽东从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并从有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出发，决定实行“联蒋抵美”政策，将金、马继续留在蒋介石手中，并抓住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立场，争取联合国民党当局，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开宗明义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接着写道：“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这是中共主要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中国”的概念。后来毛泽东撰写第二份《告台湾同胞书》又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在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有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句新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常讲的，两岸双方又存在深刻分歧的话，暂时按下不表，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是一致的”，其用意显然在于求同存异，突出双方的共同点。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中国政治含意的看法固然不同，但毛泽东却在这场两岸共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中，看到了国共双方的共同主张：台湾与大陆虽未统一，但并未分裂成两个国家。毛泽东应用求同存异的办法，实现了拉住国民党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图谋的目的。
毛泽东提出一个中国概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对对台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长远的启迪意义。金门炮战后，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形成新的原则。后来，周恩来将这些原则概括成“一纲四目”。“一纲”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初始表述形态。
→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时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如果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左图为毛泽东与其谈话的部分内容，右图为曹聚仁晚年在书房。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中国外交部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表示：“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人民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交换大使协议的。”这是新中国首次在与西方大国的《建交公报》中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确立下来。这对国际社会特别对西方国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69年美国开始谋求与中国缓和关系。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才能改善中美关系。
一个中国原则发端于新中国外交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发端于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产生于新中国处理与外国建交问题时反对“双重承认”“两个中国”的斗争中。
据胡乔木回忆，“新中国外交政策方针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早在1949年1月上旬，时值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开始着手研究讨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已经提上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这次会议所形成的比较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就是1949年1月19日由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该文件开宗明义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1月19日，毛泽东在对该文件进行修改时，在原有的13条具体规定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关键内容：“（1）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1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两项新增条款的核心内涵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凡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且帮助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暂不予以承认；不容外部势力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原则之萌芽和逻辑起点。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文中，针对美英这两个曾经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帝国主义国家试图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动向，进一步提出与英美这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电文写道：“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类似美英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与新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关系，即不能搞“双重承认”。
两天之后，即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就中英“紫石英”号事件发表声明（即“李涛声明”），又宣布了新中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一是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二是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在此，毛泽东重点强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
5月10日，毛泽东就发展中美关系问题，专门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表示：“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6月3日毛泽东再次复电南京市委，要求要向美方明确表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上述政策意见概括起来即是：美国必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断绝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不得承认国民党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否则中国人民将表示坚决反对。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明确新中国建交原则，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条外交方针进一步凸显了一个中国原则精神，随后被写进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之中。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实际上是将体现一个中国精神的建交原则以法律形式作了规定。后来，1954年的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中的新中国外交原则的基本政策。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日，周恩来将《公告》及表达建交愿望的公函迅速送达各国政府。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方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迅速与苏联等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中，有的在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残余政府的关系，而多数则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无外交关系。而在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上，新中国政府则采取“等一等”的策略。毛泽东认为，尽管“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他认为，如果人民政权用损害国家主权，牺牲民族独立来换得帝国主义的承认，那么宁愿搁置承认问题。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外国与中国建交时必须承认并遵守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值联合国召开第四届联大之际。按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成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顺理成章地也应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曾参与新中国政协实际筹备工作的王炳南后来回忆说，政协9月29日这天的大会曾一致通过了主席团审查报告提出的关于否认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代表资格的专项内容。这一条虽然当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但经毛泽东提议以主席团审查报告决议的方式经大会一致通过。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对于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
根据这一审查报告决议，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联大主席罗慕洛，向其表达了否认国民党残余政权代表中国的代表资格、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强烈愿望。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东主席于政府成立之日，即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且已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因此，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愿意完全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它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内，追随美国搞“双重承认”，宣称国民党残余政权“有资格占有一席代表中国投票”，或称“存在着自称代表中国的两个实体”，是最早搞“两个中国”的国家之一。
在同英国“两个中国”图谋的斗争中，毛泽东丰富、发展了体现一个中国精神的建交原则。
1950年1月6日，英国原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签署的致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照会送达中国外交部。该照会说：英国政府“响应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之公告，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互派外交代表”。
面对第一个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高度关注。在中英展开建交谈判前夕，毛泽东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就谈判建交的时机、程序、内容、核心问题、前提条件等提出指导意见。
1月18日，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央约外交部讨论与英国代办谈判建交问题时我方应采取的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并写成书面文件告他。
1月20日，毛泽东连发三电强调“英国在联合国对待国民党代表的态度问题，在伦敦、香港、台湾等地对待国民党各种大机关的态度问题等”，这是“属于设立双方外交使团的先决问题，即属于和国民党绝断关系范围内的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再次批示强调，胡阶森（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来时应重点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
2月8日，毛泽东再电刘少奇：望告外交部“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保存，因英国现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忽略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问题等等”。
从毛泽东上述电文中，可以看出他最为关心且反复强调须着力处理的三大问题，即“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范围内的问题”，“在联合国对待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态度”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国民党的各种机构以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的态度”。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愿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应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原则，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即必须承诺不与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如果对方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还必须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支持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实质上也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原则立场的最初表达。这个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建交原则，至今依然是指导中国外交工作，防止在国际上制造“双重承认”或“两个中国”的根本指导方针。
在“联蒋抵美”斗争中首提“一个中国”概念
时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炮击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首次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找到国共两党的共同点，提出“一个中国”概念，将处于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峙的台海两岸联结起来，拉住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共同反对或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割裂中国领土主权的图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美国的这一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关键时刻阻挠了中国统一进程，由此产生台湾问题。
为给“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法理依据，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割裂中国领土主权的步骤。1950年9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英法两国提议成立一个联大委员会来研究所谓的“台湾地位问题”。杜鲁门也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称，美国将“欢迎联合国考虑台湾问题”。为在台湾归属问题上进一步做文章，1951年秋，美国政府又策划了所谓“对日和约”及“日台双边条约”。一方面，美国要求日本放弃它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和特权，并不再重申这些岛屿均为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压迫台灣当局与日本政府签订所谓的双边“和约”，要求台当局在有关台湾归属问题上与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立场保持一致，意图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后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积极拼凑具有强烈反华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同时，又密谋与台湾当局商谈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
中共中央高度关注美国图谋分裂中国的种种动向，1954年7月，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台战略。中央认为，如果美国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会议决定，迅即开展对美斗争，宣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和决心。
1954年12月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此时正值解放军对蒋军占领的一些东南沿海岛屿发动炮击和进攻。美国政府为避免在沿海岛屿争夺战中卷入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冲突，胁迫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专守台、澎。还迫使台湾当局保证，未经美国的同意，不得主动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同时，美、英两国还策动新西兰提出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沿海附近的某些岛屿地区发生武装敌对行动”的建议（即所谓“新西兰停火提案”）。这个所谓“停火提案”的主旨，正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签约前曾在一份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秘密文件中所表示的：“我们对中国和台湾采取的政策，应当同我们正在德国和朝鲜奉行的政策属于同一类型。”这里隐藏着美国当局试图以所谓“停火”来冻结海峡两岸关系现状，造成台湾与大陆事实上的隔绝状态，以达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局面的险恶用心。
对于美国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中国大陆坚决反对。1955年3月5日，毛泽东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他在信中强调，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美、英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针对苏联关于举行十国会议缓和台海局势的提议，毛泽东表示，“这种国际会议除了坚决不能让蒋介石参加外，最好不要同联合国有任何联系”，“尤其是不要给联合国以过问台湾问题的任何机会”，“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同一时间，周恩来针对美英策划推动新西兰向联合国提交所谓“停火提案”，公开发表声明或谈话，宣示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954年10月10日，周恩来致电联大九届会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承认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中国。事实上，台湾已于1945年10月25日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决不容许任何人以所谓‘中立化’和‘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名义，使台湾脱离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1955年1月29日，周恩来在给缅甸总理吴努的复电中，更是对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表示：“最近美国阴谋策动通过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之间进行所谓‘停火’。企图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和主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其地位已早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实所确定。”如果联合国或任何外国“把中国所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窃据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放在对等地位”，“就是承认蒋介石卖国集团，制造‘两个中国’，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周恩来上述声明和谈话再一次从历史、法律和现状等方面界定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强调如果把台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在对等地位，就是搞所谓“双重承认”，制造“两个中国”。
台湾当局也对美国在联合国内搞所谓“停火提案”，迫使台军撤出“外岛”的企图表示严重质疑。1955年2月8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日”发表演讲，强调大陆、台湾均为“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所谓“两个中国”尤其“荒谬绝伦”。蒋介石对美国态度的两重性以及反对美国“两个中国”图谋的立场，无疑给中共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自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渐调整对台政策，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 从1957年开始，美国拖延直至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并加快了制造“两个中国”的步伐。同时纵容台湾当局袭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或侵入内地。蒋介石还增兵金门、马祖一线，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起来。1958年夏天，美国在中东挑起事端，更使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乘机向大陆进行军事挑衅，使台海形势更趋紧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共中央8月17日决定再次炮击金门，加强对美斗争。中共中央最初设想是通过炮击金门，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马，达到收复金、马的目的。
解放军炮击金门后，基本上封锁了金门岛，切断了金门的海上补给线。美国政府一面派遣大批海空军力量在台海地区集结，准备协防金门、马祖，一面又故伎重演。9月上旬，美国派军舰为向金门提供补给的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失败后，要求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并要台湾当局公开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台海两岸关系的“现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此冻结台湾海峡局面，“划峡而治”，从而制造“两个中国”。对此，毛泽东在9月6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分析：“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的声明中将美国的底牌和盘托出：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10月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声称：“我认为所有这些军队驻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蒋介石为保住金、马这两个“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同时也为避免影响军队士气和政权稳定，坚决反对放弃金、马，摆出一副不惜一切死守金门的强硬姿态。美台双方在金、马撤军问题上的争执、矛盾激化。
毛泽东从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并从有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出发，决定实行“联蒋抵美”政策，将金、马继续留在蒋介石手中，并抓住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立场，争取联合国民党当局，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开宗明义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接着写道：“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这是中共主要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中国”的概念。后来毛泽东撰写第二份《告台湾同胞书》又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在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有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句新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常讲的，两岸双方又存在深刻分歧的话，暂时按下不表，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是一致的”，其用意显然在于求同存异，突出双方的共同点。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中国政治含意的看法固然不同，但毛泽东却在这场两岸共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中，看到了国共双方的共同主张：台湾与大陆虽未统一，但并未分裂成两个国家。毛泽东应用求同存异的办法，实现了拉住国民党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图谋的目的。
毛泽东提出一个中国概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对对台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长远的启迪意义。金门炮战后，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形成新的原则。后来，周恩来将这些原则概括成“一纲四目”。“一纲”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初始表述形态。
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中国外交部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表示：“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人民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交换大使协议的。”这是新中国首次在与西方大国的《建交公报》中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确立下来。这对国际社会特别对西方国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69年美国开始谋求与中国缓和关系。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才能改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