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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什么如此之难？许多人认为答案不言而喻，就是既得利益太强大，他们不想改，且有足够的力量不让改。还有一个平行的逻辑，就是当政者想改，但不知如何改。
在我看来，这两个平行的逻辑都有一定道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决策层的主流相信自己还能按原来的方式治理下去，前一个逻辑就占据主导地位。但今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就政治改革连续发表公开讲话，或说明当政者的主流倾向正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革就成为中国政改面临的主要问题。
非自治社会的困境
如何从理论上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与风险？这是中国知识精英远未达成共识的一个重大认知问题。我以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和风险来自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社会不是自治社会。
那么，非自治社会与自治社会的本质区别何在？秦晖提出的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的概念可能是对这两种社会的较好概括。小共同体本位的自治社会，彼此间权益边界分明，较独立，内部有稳定的规则和秩序。这种秩序未必是民主的，但基本是内生的，而非源自外部或高层的政治权力。因此，这种秩序和规则得到多数成员的认同，不大受外部政治干扰。
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则恰恰相反。大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和规则是外部权力结构派生的，共同体的权益边界，也会随时因外部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而发生重大调整。
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其难度和风险完全不同。对小共同体本位的自治社会来说，政治民主化的难度和风险要比非自治社会小很多，这是因为政治民主化虽能改变自治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却不大容易动摇自治社会的基本秩序。
而对于类似中国这样大型的非自治社会来说，政治民主化面临着两难困境。基层民主化解决不了上级治权和立法正当性问题，也无法对上级的治权进行有效约束。村民选举的经验表明，投票并不能改变基层政治生活被上级权力主导的大格局。由于小共同体本身是非自治的，它们的权益边界也不清楚，并因此积累了大量权益纠纷，尤其是土地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全面民主化一旦改变原有的权力格局，不仅会剧烈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会动摇社会基本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各种长期累积的权益纠纷就会同时爆发出来，从而引发全面的社会失序。在人口高度流动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就更大了，因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必然会导致地方政治失去重复博弈的性质，民主政治就可能变成危险的一次性博弈。
因此，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和路径显然应与佛朗哥治理下的西班牙走向民主化有很大不同。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本质上是一个自治社会，在这个自治社会中不仅存在较高水平的法治，且存在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边界清楚而有序的公共政治空间。其政治民主化过程，无须从根本上重建公共政治空间，而是改变公共政治的游戏规则，使之民主化。而缺乏自治的中国社会，不仅法治薄弱，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公共政治空间，精英和民众也就无从获得理性的公共政治博弈所必需的素养。
重建公共话语空间
基于这个假设，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不仅是一个重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建公共政治空间过程。如何重建中国公共政治空间，有序提高中国社会生活政治化程度，使这个过程不仅促成中国政治民主，而且促成中国社会的自治和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独特而艰难的挑战。
如何重建中国公共政治的空间？我以为，建设一个理性的公共政治话语空间是推动一切理性政治变革的前提。但一个非自治的社会能内生出理性的公共话语的政治空间吗？在没有网络技术的时代，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否定的答案。然而，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中国具备了建设全国和地方性公共政治话语空间的技术条件。事实上，网络话语政治的存在，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现在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把理性交往的规则引入中国的网络话语政治，在精英和民众中建设理性的政治共识机制。这不仅能提高中国人公共伦理和民主政治的素养，同时也让理性的、具有公信力的政治共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建设性动力。
重建公共政治空间
在实体层面上，至少有这样几个重大问题需要探讨。一个是如何建设精英政治的空间，一个是如何建设地方政治的空间，一个是如何建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空间。
中国精英政治目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官僚政治挤压了公共政治，另一个是缺乏开放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路向是，实现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职业生涯的分离，使主政一方的政治家专业化、選拔开放化。这就要求对主政官员建立完全不同于行政官员的选拔和激励机制。培养和选拔地方主政官员不必全部通过选举，但必须对社会开放，建设真正的精英政治空间。
地方公共政治空间的缺失，是官民矛盾难解的根本性原因。目前，把县域作为中国地方政治最基本的单元，已是广泛共识。但问题是，不少县域治理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官民矛盾尖锐。对此，我曾建议利用和改造中国郡县传统，由中央公开选拔和任命部分县的一把手，并建立相关激励机制，推动县域自治。在治理较好的地区，应适度推动县域自治的政改试验。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推动地方之间形成了空前紧密和多元化的联系，人口流动规模也史无前例，但地方的民主自治和法治却进步缓慢。这种格局隐藏着社会失序的巨大危险。公民的福利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随工作和居住地点改变，不仅造就了一个庞大而没有家园的农民工群体，而且不断加剧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极端失衡的分布。
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不能靠简单废除现在的户籍制度，而需在中央主持下发展地方间契约化关系，让公共服务的知识和财力资源以互惠和竞争性方式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地方之间在劳工输出、教育、医疗、司法和户籍迁移方面的协作。地方间关系契约化将为重新定义中央与地方关系开辟全新政治空间，它不仅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契约化，还可为重构中央政府职能、促进地方自治和法治提供持续的政治动力。□
在我看来，这两个平行的逻辑都有一定道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决策层的主流相信自己还能按原来的方式治理下去，前一个逻辑就占据主导地位。但今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就政治改革连续发表公开讲话，或说明当政者的主流倾向正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革就成为中国政改面临的主要问题。
非自治社会的困境
如何从理论上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与风险？这是中国知识精英远未达成共识的一个重大认知问题。我以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和风险来自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社会不是自治社会。
那么，非自治社会与自治社会的本质区别何在？秦晖提出的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的概念可能是对这两种社会的较好概括。小共同体本位的自治社会，彼此间权益边界分明，较独立，内部有稳定的规则和秩序。这种秩序未必是民主的，但基本是内生的，而非源自外部或高层的政治权力。因此，这种秩序和规则得到多数成员的认同，不大受外部政治干扰。
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则恰恰相反。大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和规则是外部权力结构派生的，共同体的权益边界，也会随时因外部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而发生重大调整。
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其难度和风险完全不同。对小共同体本位的自治社会来说，政治民主化的难度和风险要比非自治社会小很多，这是因为政治民主化虽能改变自治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却不大容易动摇自治社会的基本秩序。
而对于类似中国这样大型的非自治社会来说，政治民主化面临着两难困境。基层民主化解决不了上级治权和立法正当性问题，也无法对上级的治权进行有效约束。村民选举的经验表明，投票并不能改变基层政治生活被上级权力主导的大格局。由于小共同体本身是非自治的，它们的权益边界也不清楚，并因此积累了大量权益纠纷，尤其是土地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全面民主化一旦改变原有的权力格局，不仅会剧烈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会动摇社会基本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各种长期累积的权益纠纷就会同时爆发出来，从而引发全面的社会失序。在人口高度流动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就更大了，因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必然会导致地方政治失去重复博弈的性质，民主政治就可能变成危险的一次性博弈。
因此，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和路径显然应与佛朗哥治理下的西班牙走向民主化有很大不同。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本质上是一个自治社会，在这个自治社会中不仅存在较高水平的法治，且存在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边界清楚而有序的公共政治空间。其政治民主化过程，无须从根本上重建公共政治空间，而是改变公共政治的游戏规则，使之民主化。而缺乏自治的中国社会，不仅法治薄弱，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公共政治空间，精英和民众也就无从获得理性的公共政治博弈所必需的素养。
重建公共话语空间
基于这个假设，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不仅是一个重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建公共政治空间过程。如何重建中国公共政治空间，有序提高中国社会生活政治化程度，使这个过程不仅促成中国政治民主，而且促成中国社会的自治和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独特而艰难的挑战。
如何重建中国公共政治的空间？我以为，建设一个理性的公共政治话语空间是推动一切理性政治变革的前提。但一个非自治的社会能内生出理性的公共话语的政治空间吗？在没有网络技术的时代，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否定的答案。然而，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中国具备了建设全国和地方性公共政治话语空间的技术条件。事实上，网络话语政治的存在，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现在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把理性交往的规则引入中国的网络话语政治，在精英和民众中建设理性的政治共识机制。这不仅能提高中国人公共伦理和民主政治的素养，同时也让理性的、具有公信力的政治共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建设性动力。
重建公共政治空间
在实体层面上，至少有这样几个重大问题需要探讨。一个是如何建设精英政治的空间，一个是如何建设地方政治的空间，一个是如何建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空间。
中国精英政治目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官僚政治挤压了公共政治，另一个是缺乏开放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路向是，实现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职业生涯的分离，使主政一方的政治家专业化、選拔开放化。这就要求对主政官员建立完全不同于行政官员的选拔和激励机制。培养和选拔地方主政官员不必全部通过选举，但必须对社会开放，建设真正的精英政治空间。
地方公共政治空间的缺失，是官民矛盾难解的根本性原因。目前，把县域作为中国地方政治最基本的单元，已是广泛共识。但问题是，不少县域治理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官民矛盾尖锐。对此，我曾建议利用和改造中国郡县传统，由中央公开选拔和任命部分县的一把手，并建立相关激励机制，推动县域自治。在治理较好的地区，应适度推动县域自治的政改试验。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推动地方之间形成了空前紧密和多元化的联系，人口流动规模也史无前例，但地方的民主自治和法治却进步缓慢。这种格局隐藏着社会失序的巨大危险。公民的福利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随工作和居住地点改变，不仅造就了一个庞大而没有家园的农民工群体，而且不断加剧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极端失衡的分布。
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不能靠简单废除现在的户籍制度，而需在中央主持下发展地方间契约化关系，让公共服务的知识和财力资源以互惠和竞争性方式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地方之间在劳工输出、教育、医疗、司法和户籍迁移方面的协作。地方间关系契约化将为重新定义中央与地方关系开辟全新政治空间，它不仅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契约化，还可为重构中央政府职能、促进地方自治和法治提供持续的政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