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神话正在一个所有主流经济学信条都难以解释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下进行演绎和发展，全世界都在惊奇地看着中国——GDP年底就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近940项产品世界产销量第一的记录；超过11％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市盈率达70倍的股票市场行情上涨趋势依然强劲；令人发愁的贸易顺差增加额；在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条件下许多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高得离谱；高达40％的城乡居民储蓄倾向；一党执政体制下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和安定的社会局面；当然还有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破坏程度以及由种种原因产生的惊人的资源消耗和浪费等现象据艾伦·格林斯潘说：“在拥有尖端科技的经济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平均而言，人们每小时的产出，每年成长不到3％。显然，这就是创新所能够提升生活水准的最大速度。我们显然不够聪明来做得更好。”（格林斯潘《我们的新世界》P31）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神话展现的故事已远远超出了格林斯潘的断言，是中国聪明过人还是中国尚未进入拥有尖端科技经济体的行列？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促生了中国经济神话？这的确是些耐人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最近几年来，印度、越南、俄罗斯等国都处于一种高成长状态。有一些小国如阿塞拜疆，其年经济增长率甚至比中国还高好几个百分点。反观发达工业国家，环顾全球，这类经济体年GDP增长超过4％的却极为罕见。这种现象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规律：科技越发达竞争越充分其增长的空间就越小；而增长空间大、持续保持高成长率的经济体，其尖端科技的拥有程度、竞争的充分性以及资源配置体制的效率可能也就相对较低。如果这种判断符合实际，那么，所有在成长速度上取得骄人业绩的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恐怕就是如何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下功夫了。
　　怎样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它由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微观基础、战略和政策、体制与制度、教育文化与要素禀赋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仅从一般规律说，要素禀赋决定先天优势和劣势，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战略和政策决定竞争优势和劣势。考虑时间因素，在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些国家的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时，某一特定时点给定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比较的初始条件，而提升竞争力的要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制定战略政策，改进体制制度，重构或改良微观基础，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获得持续的经济成长能力和更高的国民福利水准。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中国现实问题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中国已经成为本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 唬诮?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已经在吸引外资、改善工业基础、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进步。
　　2、中国在经济总量和贸易量都成为世界第三大国后如何实现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关键取决于今后10年之内如何抓住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进行战略、政策、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性调整，而调整的重点就是要有意识地把中国从低效的传统产品制造业大国转变为节能、高效的科技产业大国。
　　3、中国的决策层和经济政策研究界的同仁都十分清楚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困扰和挑战，如：资产泡沫问题、流动性过剩问题、双顺差问题、汇率改革问题、外汇储备运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房地产问题、节能减排问题、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医疗保障体制问题、科技创新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支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考验每个政策研究者的智慧。
　　在上面提到的11个问题中，多数是中短期宏观问题。按照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思路和做法——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控制信贷规模、控制土地供给、按“自主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三原则搞汇改等等，这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发生了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论国际资本如何看好中国，不论中国是否还能高速成长15、20或是30年，我们都必须正视眼前的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并想出一些更具创新意义的办法。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只有利用目前储蓄资金充裕、经济增长强劲、威权政府功效明显的大好时机迅速形成组合性政策调节方案，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上来。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真正难点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因为经济热了冷了快了慢了，这些由总量因素决定的经济成长现象在中国现有的宏观调节工具篮子中可以很方便地拿出几个有效的工具将之调节到决策层预定的目标上来。即使是恼人的流动性过剩及潜在的通货膨胀威胁等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摒弃僵化的方针原则条条框框，例如只要将人民币一次大幅升值20％以上，并放松县域经济和“三农”服务性金融机构的行业进入壁垒，恐怕那些近几年来困扰我们的这个那个等宏观经济难题一下子就会迎刃而解。为什么总量问题不足惧？因为在中国经济业已深度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有效地解决传统体制下和改革初期常常碰到的那些所谓“短线制约”问题了。例如，在当年，中国“短线制约”中有一个经常性的难题是交通运输问题。通过和印度、俄罗斯等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最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一个发展方面。所以，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调节和体制改革思考的重点只能是那些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解决资源利用不充分或浪费问题。
　　从金融学原理说，全社会的每一元货币都代表着一定的实物资源，因此，如果金融资源利用不充分如出现过剩的流动性——不论这种过剩流动性表现为商业银行放在中央银行账上的存款或是用巨额的外汇储备去购买外国政府的低息债券——就意味着由金融运行效率低下而引发了可利用实体要素的闲置或从经济循环中“漏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调整金融政策或改善金融体制。实际上近几年来决策层已经想出了很多很多好的办法，有很多政策意向都已写入了高端文件和法规，例如“十七大”政治报告的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提的八点意见几乎覆盖了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所有关键问题和下一步政策取向，但从操作角度说，党中央文件如何转化为各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中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因此，从调节操作的有效性说，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做法是先出台为数不多能产生积极的总量和结构调节效应的几个调节动作。我思来想去，似乎有三招最为可行：（1）前面说过的人民币大幅升值；（2）放松金融管制鼓励混业经营；（3）建立10多个为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中小企业服务的新资本市场。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巨大成就已印证了传统计划管制经济的失败，30年来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依然低下金融改革仍然远远落后于总体经济改革，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始终缺少一个放松管制实施合理的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阶段。 在理论界有许多人不懂金融、不懂金融自由化却大批金融自由化，这容易产生误国效果。所以，我们在推出创新性金融政策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观念保守僵化问题。经济学家应当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在金融政策研究领域敢于发挥想象力。30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运用这个标准思考中国的现状后我们发现现在出台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事实已部分失灵，结构调整政策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优化配置机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别无选择，只有尝试选用新的调节思路才有可能出现理想的调节效果。如果能运用上面提出的“三招”，可以肯定：（1）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倒逼现有的低附加值制造业进行利益诱导性产品结构调整，普通工作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可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提高，通货膨胀会自然得到遏制，沿海地区劳动力紧缺的局面会得到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能够得到改善，等等。（2）放松金融管制和鼓励混业经营的政策出台后，金融服务不足地区和行业的金融资源短缺局面能迅速扭转，混业经营会极大的提升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从而内生性地解决抗风险能力问题。（3）有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后，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大发展会自动解决节能减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些多年来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会因为创新型高成长企业的大量涌现而发生改变，经济体系中将生成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自调节机制。
　　以上是我从一般经济规律出发作出的一些推断，提出这些建议的全部目的就是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神话能够长期地延续下去。我认为，只要战略和政策对头，这个目的就一定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