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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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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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育课题(2722021EK0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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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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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当前家庭农场在全国范围内呈井喷式发展,但立法缺失导致其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做好家庭农场立法是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必然趋势.针对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立法重点关注的实质内容应包括:通过确立一般规定来界定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通过制定特殊规范来厘清家庭农场内部人员及财产的法律关系,通过吸收政策规定明确家庭农场的市场准入规范.家庭农场立法还要注意与相关法律对接,主要是与《民法典》《合伙企业法》对接,与经济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接,与土地经
应对公共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职能.但当代政府在公共风险识别和处置中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公共风险具有“测不准”特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分散风险的措施有时会导致原本分散的风险集中化.后工业社会形态下社会基础结构剧烈变迁,风险配置逻辑呈现无差别化攻击的特征,人类个体生活方式解放导致其行为负外部性的大规模扩散,是当代公共风险应对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走出公共风险应对困境,需要发挥政府集中秩序在公共风险应对中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自发秩序以构建风险庇护之网,完善市场秩序以增强公共风险应对助力,尊重专业秩序以实现公
新发现的杨昌济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所编的《修身讲义》,是研究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思想的重要资料.此书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照搬当时已出版的伦理学教材或修身讲义普遍存在的以西方伦理学为蓝本的模式,全书重点就是讲修己.此书第二个特点,就是强调青年士子修身的第一要义,即是要立志做圣贤豪杰.为此,杨昌济举了圣贤豪杰的五个特质,明确指出进入圣门的下手工夫,十分强调要理会"圣贤气象".此书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全面发展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为此,杨昌济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讲"卫生".此书第四个特点,是注意将哲学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当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新兴技术的迭代所形成的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搅动使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实验伦理学需要依赖新技术路径应对其他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道德难题,如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但实验伦理学的新技术路径自身又会负载实验方法的科研伦理困境.因此,新兴技术既产生了新的道德难题,也推动了实验伦理学研究框架的变革,二者之间可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新兴技术依靠实验伦理学获得道德合法性,实验伦理学则借助新兴技术扩展研究视野.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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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公正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这一中西差异产生于中国传统所秉持的是自然思维,自然思维将血缘关系上的在先性不加批判地上升到逻辑关系上的优先性,而西方伦理学则在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背景下依靠批判思维建立了广阔的社会联盟和公共语境.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公共生活时代,以个人的血缘关系为中心推衍出来的孝道,虽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却越发显现其局限性,而公正作为更具公共性的道德,更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世界的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