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
　　公丕祥
　　
　　在全球化和中国正在崛起的背景下，椎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显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其一，在全球化的行为规则和法律机制的成型过程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正在重新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进一步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关注全球性的共同利益，更加自主地参与全球性行动，塑造国际规范，创设国际制度，实施国际规则，由此而更加有效地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其二，要超越法律发展问题上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既要自觉地关切国际规则的本土化，把握中国法律发展模式在全球法律体系中的自主地位，谨防全球化名义下的新的法律殖民主义，从而排拒法律发展问题上的“东方主义”，坚持走自主型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又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抛弃对西方法律發展模式的依恋情结。从而清理法律发展问题上的“西方主义”。其三，处于全球化与转型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法律地位的提升与法律权威缺失并存等。直面与破解这些法律发展难题，乃是确立和完善中国法律发展模式所无法回避的重要且复杂的课题。(摘自《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
　　
　　“五个主义”的摒弃与中国法学的未来
　　李步云
　　
　　中国法学60年，以1978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就其指导思想及法学认识论和价值论而言，前30年主要是“五个主义”：(1)“法学教条主义”。它有“土教条”和“洋教条”之分。前三十年的主要危害是前者，即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教条”，认为句句真理，无论时间、地点和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得照办。“洋教条”，即把西方一些著名法学家的理论当作永恒真理，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生搬硬套。(2)“法律经验主义”。它的基本特点是否定理论对法治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或否认理论的普适价值。(3)“法律虚无主义”。它是现代中国为害最烈的一种思潮，其表现形式就是把法律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其直接的危害则是人治主义。(4)“法律工具主义”。其特点是，只看到或仅承认法律的工具价值，而看不到或不尊重法的理性价值，将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在立法、司法、执法活动中置之不顾。(5)“法学实用主义”，即“政治”需要出发，实行“鸟笼”政策，不允许对现行政策或者制度说个“不”字，甚至对领导人讲的话只能说对，不能说不对。后三十年的进步，主要是摒弃这“五个主义”的结果。经三十年的努力，“五个主义”远未彻底摒弃，有些问题仍比较严重地存在。中国法学如果要起到它对中国发展建设实践所应当起的作用，只有继续反对和彻底摒弃这“五个主义”。
　　(摘自《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对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但书的理解　赵秉志　彭新林
　　
　　今年来，有关“彭水诗案”、“稷山匿名信案”、“志丹短信案”等案件的报道陆续见于报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刑法学的视角看，这些案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涉及到如何确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即如何理解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但书的规定。我们认为，对该但书的理解应作严格解释，其所指的严重程度区别于诽谤行为入罪的情节严重程度。必须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否则不能按照公诉案件案件处理。而判断的标准应当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对象、手段、后果、目的等方面着手，严格把握，综合分析。基于对刑法典条文进行实质解释的结果并考虑刑法典适用的效果，适用但书的规定。并不需要同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严重危害国家利益，而是择一即可。对于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案件，除非发生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否则不宜适用但书的规定。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不能局限于仅从后果、对象的角度进行解释，而是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因素：(1)诽谤所捏造的事实本身性质的严重程度。(2)实施诽谤的动机和目的的恶劣程度。(3)诽谤手段、方法的危害程度。上述因素，应整体分析，综合判断。
　　(摘自《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