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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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历史音乐学”由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确立.一百年来,德国历史音乐学一方面扎根于得天独厚的本国美学传统,并在解释学的理论支持下,建构了一种“音乐学作为艺术学”的学科传统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德奥音乐以其深厚的积淀,不仅给予实证性原始资料研究巨大的资源,也塑造了德国音乐编订的悠久传统,以学术性作曲家作品全集在业内傲视群雄.新世纪德国历史音乐学结合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针对德国20世纪音乐史进行“历史清算”讨论.文章通过音乐文献学,纵览纳粹时期、二战后及东德音乐史研究,以揭示德国历史音乐学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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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历史音乐学”由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确立.一百年来,德国历史音乐学一方面扎根于得天独厚的本国美学传统,并在解释学的理论支持下,建构了一种“音乐学作为艺术学”的学科传统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德奥音乐以其深厚的积淀,不仅给予实证性原始资料研究巨大的资源,也塑造了德国音乐编订的悠久传统,以学术性作曲家作品全集在业内傲视群雄.新世纪德国历史音乐学结合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针对德国20世纪音乐史进行“历史清算”讨论.文章通过音乐文献学,纵览纳粹时期、二战后及东德音乐史研究,以揭示德国历史音乐学的传统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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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中国明代遗民在宽文年间(1661-1673)传入的诗词乐称为“明乐”,这部分音乐除大量见载于《魏氏乐谱》之外,还收录于《唐音和解》和《明乐唱号》.文章通过比较分析三者收录的曲目、记谱法、旋律后认为,它们之间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存在一些延续关联.日本人在传承“明乐”时非常重视对人声的演绎,诗文与曲调的结合吸引了他们的学习和传播.
印度古代梵语文艺理论家婆罗多的《舞论》,在古代文明世界首创的乐器四分法具有世界性影响,其器乐演奏论值得当代学者关注.婆罗多的器乐论,是印度古典音乐理论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婆罗多对弦鸣乐器的论述以维那琴为主,其涉及的规则相当复杂,但他对气鸣乐器的论述则非常简略.他对鼓乐演奏技法的论述最为复杂.或许是体鸣乐器出现较晚的缘故,该书基本没有涉及.婆罗多器乐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也是世界古代音乐理论中独具特色且无比珍贵的一朵奇葩.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舍利容器(TC557)和“众人奏乐图”(TC554),是研究古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图像资料.对于这件舍利容器上所绘的图像,此前已有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研究成果,但未见有音乐学和乐器学视角的研究成果.文章试从音乐学的视角,检证该舍利容器上的图像内容.舍利容器侧面绘制的乐器有被错误判断、认识和论述的现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将绳索固定鼓皮大鼓误解成金属铆钉固定鼓皮大鼓.该舍利容器上的图像,描绘了古代龟兹乐的乐伎师及其表演乐器的场景.
通过词源学、史料记载及乐器图像的考察可知:中南半岛的复簧乐器中,纺锤形为中南半岛当地先民创制,而非外来传入;锥形(肖姆类)自西向东由陆路经印度传入中南半岛,而非由海路经印尼诸群岛传入.后者自古与王室相关,而前者则经历了从“宫外”到“宫内”的过程.中南半岛的复簧乐器并非由中国传入,而中国的锥形复簧乐器可能是从中南半岛传入.与宋代陈旸《乐书》所载胡笳相类似的乐器图像,可在吴哥城遗址浮雕中找到.中南半岛的复簧乐器的形制,至少自17世纪后期延续至今,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调”是构建盘索里故事框架和音乐框架的基础之一,也是探讨和理解盘索里音乐旋律生成逻辑的基本前提.本文在田野考察和朝鲜族传统音乐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从对“调”的分层解析开始,发现了盘索里唱段旋律中的“音链”现象,探讨了“音链”作为旋律生成的基本语汇,与“调”、流派风格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关系.进而以“音链组合”为核心,阐释了盘索里唱段旋律及其生成逻辑.
文章全面论述了西方调性和声理论的早期历史,以及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最早奠定和声理论基础的是扎利诺和拉莫,他们的理论被后来的理论家完善.在梳理和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时,斯波索宾团队的《和声学教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焦点,因为该教程对中国的和声理论与教学影响最大.然而,对于该教程的内容构成及其理论体系到底有几分继承和几分原创,理论界在认识上普遍存在误判.鉴于此,文章把该教程作为分析样本,对其整体理论构成要素进行解析,再把它们放在和声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观察,对和声理论的所有核心概念或要素的起源及其继承进行了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