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福布斯》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时隔两年，中国媒体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说实话，对所谓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的消息，早有耳闻，但并未留意是谁家所为，也没有真把它当回事。因为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研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选取不同的指标，构成不同的指标体系，就会得出不同的统计结果，这应该是太常见的事。现在福布斯“二”了一下中国，不想却撞到枪口上了。于是，双方便要很认真地较一番劲。
　　在社会经济领域做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做国际比较研究，因为各种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所以常常只能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将问题简单化、模糊化。但这样一来，最后的研究结果就很容易受到质疑。譬如，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用的方法就是：将“最高法定税率”去掉量纲再标准化后，以简单相加得出来的。这样的定量分析思路使问题简单化，也具有可操作性及可比性。但是，要找毛病，肯定也是一堆一堆的。现在的问题是，福布斯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它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分析这份“痛苦”，窃以为它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其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福布斯的这项研究，并不是特别针对哪个国家的，而且用的都是同样的指标，同样的方法。从这一点看，应该说它是公平的。如果对此我们平心静气，是否可以这样推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于其他国家，一定是各类税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高法定税率”要高出其他国家，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统计结果，以致被“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
　　其二，《福布斯》杂志是以“财富”和“成功”来吸引眼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是“替富人说话”的。试想，全都用最高法定税率来构建指标体系，其统计结果应该只与利润高的企业和富裕人士相关，而与中低收入者并无干系。如果说披露这“痛苦”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那显然也是“替富人说话”。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富人似乎对此并无反应，而不那么相关即不那么富裕的人倒先义愤填膺起来了。再问一个为什么？可能的答案是：面对最高法定税率，富人自有应付之策；而远远够不上最高法定税率的社会群体，则对他们面临的非最高法定税率有着切肤之痛—福布斯可能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中国它居然“替中低收入者说话”了。
　　其三，其实在以“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序中，中国被“二”，其意义也不大。但如果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一分析各类税负，看看哪些比其他国家定得高了，哪些比其他国家高多了，再想想为什么我们要比别的国家高或高出许多……似乎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更为有利。毕竟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幅度增长，起码在不明白的人看起来，真有些邪乎。明白的人，包括在媒体评论中提及的专家学者，其实也都早就提出了关于税制改革的意见，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提出一个建议，今后对国际上所有涉及中国的统计研究，是否都可以取这样的态度：不计较是否被“一”、被“二”乃至被“末”，而是分析研究其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没有启示，不管这种启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再说，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并不是第一次被“二”，最有名的当然是GDP被“二”。中国政府也很清醒，一再强调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过，也没有人因为中国的GDP被“二”而出来质疑GDP统计“不科学”。还有人以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所以要将中国被“二”的过程作为一种“模式”高调出来……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已经多次被“二”，如今再被“二”一次又有何妨，大惊小怪有失大国威仪。
　　由此联想到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女嘉宾和主持人的一段对话，录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当主持人问女嘉宾为什么老用“二”来形容男嘉宾时，女嘉宾回答：“‘二’，从北京女孩口里说出来，就是你很可爱。”主持人旁白：“对，你就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