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得了扩张性心肌病，韦斯塔比见到他时，他脸上汗水淋漓，嘴唇和鼻子发青，气喘吁吁。由于条件不符，他的心脏移植申请两次遭到拒绝，只能坐等器官衰竭而死。被逼无奈，彼得找到了韦斯塔比，来尝试他的替代疗法，这也是一种冒险疗法。
　　韦斯塔比从办公室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钛制涡轮机展示给彼得看，这是一个新型人工心脏——贾维克2000，只有大拇指大小。它将被植入患者的心尖上，“我们会在他的心肌上缝一个约束环，用来固定心泵，然后在心壁上打一个孔，把心泵塞进去”，韦斯塔比介绍他的治疗方案。
　　斯蒂芬·韦斯塔比是一位英国心脏外科医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开始学习心脏外科手术，那时心脏外科刚刚起步。他的职业生涯中共做过12000例心脏手术，其中不乏一些开创性手术。他曾为心脏病患者装过一颗终生携带的“电子心”;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韦斯塔比气管插管术”;还冒险为一位被医生勒令流产的孕妇，做了心脏病手术。退休之后，他把自己的行医经历写成了《打开一颗心——一位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故事》一书。
　　韦斯塔比用不输小说家的笔法写下一个个手术室冒险故事，也记录了不少失败案例。“举着镰刀的死神盘踞在每一个外科医生的肩头”，医生是与死神交战的人。在险象环生的心脏外科，除了死里逃生的惊喜故事，更多时候，医生面对的是无法救治病患的孤独和无奈。

植入一颗电子心

　　为了给彼得的身体接电，韦斯塔比决定在彼得的颅骨上拧进一只金属插头。从电插头连出的电线会穿过颈部和胸部，为心泵送去电流。手术成功之后，彼得要终生带着控制器和电池生活，一刻也不能丢开。当电量走低或者电池脱落时，电池就会响起警报，到了夜里，彼得还要把身体连上家里的交流电源。“真是非常有未来感的画面。”韦斯塔比感慨。
　　但这的确是一个险招。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只有一只绵羊接受过这个手术。彼得担心自己手术后的处境比现在更差，韦斯塔比安慰他：“如果失败，你肯定会死。”虽然这个安慰有些奇怪，但的确符合绝症患者的真实心理——死亡都要比等待死亡轻松得多。
　　韦斯塔比成功地把这颗电子心植入到了彼得的身体内，并像机器人一样，给他接上了电线。第二天，韦斯塔比用听诊器听彼得的心脏，里面已经没有扑通、扑通的跳动声，只有血泵转子连续转动的嘶嘶声。
　　一个装了仿生心脏、没有脉搏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电子人”。彼得很開心，他打电话告诉了所有的朋友自己还没死。
　　“彼得在伯明翰外出走动时，绝对是一景。”韦斯塔比在书中调侃。起初因为彼得的头发没长出来，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头上的插头和黑色电线，孩子们会走过来问他“是不是一个机器人”。

拿柳叶刀的文字高手

　　韦斯塔比是拿柳叶刀的高手，讲故事的能力也并不输于职业小说家。他具有超强的再造场景的能力：“当我用手术刀划过柯丝蒂胸骨上方的皮肤，里面没有出血……接着电刀切开了附在骨骼表面的薄薄的一层脂肪，伴随着一阵特有的嘶嘶声和一缕烟气……接下来用电动骨锯锯开她的整条胸骨，显露出红色骨髓……”即便是不熟悉手术室环境的读者，都能跟着他的描述进入到现场。
　　医生在下班后，常常会和同事一起喝点小酒。还是一位见习医生时，韦斯塔比在外面正和同事一起买醉，突然接到临时的手术任务。为了不在手术时频繁跑厕所，韦斯塔比给自己插了一个导尿管，这样在手术时，他就可以把尿排到脚下的白靴子里。手术全程，他没感到不舒服，而和他一起去喝酒的哥们，却因为多次上厕所，被老板骂了一顿。
　　“手术后我倒掉了证物……没人知道我的秘密。”韦斯塔比狡黠地说。
　　韦斯塔比在书中解释他对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的理解：他对自己的专业总是充满自信，“一个麻利的外科医生必须很有条理，不能有不必要的动作，只在需要的地方缝针，而且大脑和手指一定配合默契。这是天生的本领，和后天受多少训练无关”。自然，他认为自己的天赋是异于常人的。当被质疑时，他也很少掩饰自己的暴脾气。
　　在说到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时，韦斯塔比引用了他在美国的导师约翰·柯克林的一句话：“在从事心脏外科手术多年，通过了重重测试与考验，并经历了许多当时无法避免的死亡之后，我们会渐渐有一点倦怠，某种意义上还会无限伤感，因为生命有其必然性，是人力无法扭转的。”

从英雄到一无所有，一线之隔

　　一个叫斯特凡的10岁小男孩来到韦斯塔比面前，他瘦得像集中营里的难民，胸壁上一点脂肪都没有。诊断结果是，他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引起的慢性心力衰竭，最好的方法是换一颗心脏。但儿童的供体心脏十分少，英国每年做的儿童心脏移植术也仅有几例。
　　斯特凡勾起了韦斯塔比强烈的共情之心，让他想起了家中的两个孩子。韦斯塔比想到了柏林之心——一种适用于儿童的心室辅助装置。但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人做此类手术，因此这个手术必须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同意。在此之前，韦斯塔比因违反医院规定，冒险为一位患者做手术，刚受到过一次处分。
　　韦斯塔比心情复杂，他在心里暗自盘算：“我坚信一点，那就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挽救生命总是符合道义的。我不需要吹毛求疵的伦理委员会来质疑我，也不在乎会不会被开除。我要在一个能发挥潜力、突破限制的地方工作。要是牛津不支持，我就走人！”

　　韦斯塔比最终没有走人，伦理委员会同意了此次手术。20年后，斯特凡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不过，韦斯塔比也常常会有无力回天的时候，因此倍感折磨。
　　那是在1987年的沙特阿拉伯王国，韦斯塔比在那里当临时代理。一位难民母亲，也是一位哑女，手捧着一卷破烂襁褓站在他的面前，希望韦斯塔比救救她的孩子。
　　哑女孩子的心脏上长了一个肿瘤，称作“内脏反位”。这是一种十分罕见且复杂的病例。韦斯塔比采用了一个冒险的方法，把孩子的心脏取出，放在一块冰块上，对它进行手术。手术一直很顺利，身边的助手、护士都很振奋，甚至韦斯塔比准备投给期刊的论文都打好了腹稿，但当孩子转到重症监护室时，心脏却停止跳动了。
　　几天后，大家在塔楼底部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大一小，正是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
　　有人说，共情是一个好医生的必备素质，它会让你更爱你的患者，但是很多医生在面对一个救治失败的患者时，常选择让自己迅速抽离这个场景，投入到下一个患者的救治中，因为一旦停留太久，就会让自己卷入悲情的漩涡，不可自拔。
　　刚入行时，韦斯塔比形容自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混蛋”，面对疑难病症，常常会肾上腺素飙升，兴奋得不行，“想做一些特别又冒险的事，不仅是为病人，也是为我们自己”。但他慢慢意识到生命很多时候是人力把握不住的。对于医生来说，“从英雄到一无所有，两者间只有一条极细的分界线”。
　　〔本刊责任编辑 周佳微〕
　　〔原载《看天下》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