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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研究阐释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04年从青海省征集而来的其中三块唐代织锦，从入藏背景及经过谈起，引入多元文化交融视角，在此基础上对三块织锦进行物理层面的分析，具体包括织物结构、织物风格、工艺，并对其产地进行类比推测，从而得出青海丝绸之路上出土的织锦既不是东方文化所特有，也不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是东西方相互交融吸纳的产物，是唐王朝开放自信的对外交流政策中优秀的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美美与共的鲜活例证。
【关键词】“丝绸之路”；都兰；织锦；唐代；交流融合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一、入藏背景及经过
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青海，曾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延伸段的要道，裴文中先生在《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中提及了青海道，并认为自汉以来途经柴达木盆地的路线与河西走廊相比在距离上相对较短，推测青海道是通往西域的重要路线。查阅各种资料得出，我们今天对青海道的认识主要是从祁连山以南，沿湟水而上，到达青海湖，而后由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南部。从20世纪80年代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青海道的海西蒙古自治州都兰热水乡的数千座墓葬，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铜器、陶器、金银器、丝织品、古藏文木简牍等珍贵文物。其意义自不必说，单说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图案之精美、织造技艺之精湛、时间跨度之大，就足以证明从南北朝晚期到中唐时期，青海诸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青海省都兰热水乡的墓葬发掘工作是在青海省考古所的主持下，与国内多家顶尖考古队一起完成的。但由于墓葬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盗墓活动时常发生，虽国家严厉打击，仍可见流失在市场上的都兰系丝织品。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博物馆于2004年左右，通过青海省考古所专家推荐，在孙机先生和钱小萍先生等业界学者的反复鉴定下，决定入藏几件青海出土的北朝袍服与唐代丝织锦片。这几件文物由于为墓葬出土，经历时间久远，氧化和糟朽严重，在文物科技保护部门的抢救性修复下，于2012年得以完整保护，正式收入库房，供收藏、研究和展示。
笔者因工作缘由，能目验手触这些文物，得以细审其详，现选取其中三块唐代织锦对其组织结构和工艺进行鉴别，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揭开其神秘面纱。
二、织物结构分析
（一）唐代经锦与纬锦织物的区分
“锦”是丝织品的一个大类，也是丝织品种最为美丽华贵和精巧复杂的品种。唐颜师古说：“织彩为文曰锦’，今天，我们从“现代織物组织学来解释锦的定义，应该是‘采用二组或二组以上的彩色经线或纬线，用重组织形成质地较厚实的，外观丰富多彩的提花丝织物，称为锦’”。
经锦，一般来说就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与一组纬线交织，经线显色起花所形成的多彩丝织物，在唐代以前的经锦大多为经重平组织，而到了“唐代，经锦表面更为丰满肥亮，……组织交织也从平纹型经锦过渡到斜纹型经锦”。纬锦则是“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与一组经线重叠交织而成”，由纬线的浮长显花。斜纹经锦与斜纹纬锦在显花原理和方法上几乎一致，仅仅是显花的是经线和纬线的区别。在出土的锦片中，往往以残片居多，没有织物的幅边，不利于我们通过上述定义来区分经锦和纬锦，因此，学者们通过对比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和青海都兰出土能明确研究为经锦和纬锦的实物样本，总结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区分方法：“纬锦多采用双夹经或采用单夹经，但夹经均加强拈，拈向有s拈和z拈两种。据研究，中国的传统是采用s拈，而中亚地区的特点是采用z拈，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基于此，我们对馆藏的三块唐锦的织物结构进行分析，初步判定，既有经锦又有纬锦。
（二）C12.1363棕黄地人物纹锦
此锦残片（图1）主体长21.6厘米，宽8厘米；锦片上缘残存幅连长17厘米，宽0.3厘米，下缘镶接四条平行幅连长42厘米，宽1厘米；左侧包缝同色绫纹边0.3厘米，右侧残缺。主体纹样呈左右对称横向延伸，主纹样高为7.2厘米，长17.6厘米，因经锦织造为多综多蹑织机，它织造的规律综框有限，主纹饰的循环高度就有限，据现在出土和记载来看，“经锦纹样的纵向长度一般只有2-4厘米”，初步判断此纹样是经向循环、纬向显花的纬锦。主体为斜纹纬显花二重组织，棕黄色地显蓝色花。棕黄色与蓝色两个系统纬线与棕黄色系统一粗一细经线共同织成，经线比例为1：2，与纬线交织的明经为细经线，约为70旦，与纬线交织的夹经为粗经线，约为140旦。表组织是1：7斜纹，里组织为7：1斜纹，表纬很好地遮盖住里纬；其中，表层纬线密度约为14根/厘米，未加捻；经线密度约为26根/厘米，加S捻。上下幅连均为平纹组织，经纬线密度约为46根/厘米。图案呈几何形骨架二方连续的对称纹样，内饰具有异域风情的人物骆驼，宁静祥和，是对唐代民族融合的真实写照。
（三）C12.1364棕黄地联珠植物纹锦
此锦片（图2）主体长为64厘米，宽度为5.5厘米，背面上下两边扣烫各0.5厘米宽牙子，右侧处连接一长8.5厘米，宽12.5厘米的棕黄色残绢，整体硬挺厚实，丝线光泽度较好。锦片为斜纹纬锦，棕黄色与藏青色纬线两个系统与棕黄色经线交织，棕黄色纬线作地，未加捻，其上藏青色纬线起花，每副两色，每厘米26副，共52根；加S捻的棕黄色细经线，约50旦，每枚3根平行排列，每厘米20根，共60根分别与纬线交织，使得纹样更加细腻。主体纹饰为环状团窠式骨架，联珠团窠纬向较宽，经向较窄，纬向最宽处直径为15厘米，经向推测为11厘米，联珠直径2.2厘米，一圈应有24颗，据此，为中窠联珠。各团窠之间间以饱满的宾花，丰满圆润，联珠内饰以纬向对称展开的大树，犹如盛开的鲜花，朝气蓬勃。从锦片扣烫的边缘和与之相接的细绢推测，此锦片为袍服镶饰缘边。
三、织物风格、工艺及产地分析
我们已经对以上三件唐代织锦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初步得出其织物风格平挺、厚实、饱满、光洁。虽然织作方法和组织结构三者各有不同，即便是同一系统织物，C12.1363和C12.1364同为纬锦，外观风格也有较大差异，而C12.1363与C12.1366功能上类似，织作方法却不同，因此呈现出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三件织锦仍然体现了唐代织锦的外观共性，即其纹饰的搭配讲究韵律、疏密、节奏。一是对称与均衡；二是节奏与韵律。它们将纹饰的基本元素按照功能与人的视觉习惯进行排列、重复，并对每一单元图案的疏密、空间分布进行适合的斟酌，产生节奏感和韵律感；三是色彩搭配明快，注重冷暖色调的和谐，纹样题材丰富，既有人物、动植物又有几何纹样，更多表达了现实的人间事物和审美主体所需的审美对象。
三件唐代织锦由于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时间，而在青海省出土唐代织锦有据可考的就是都兰热水墓葬群。青海省海西州都兰热水墓葬群的发掘始于1982年，期间主要由青海省考古所许新国研究员带领的团队承担发掘任务，因此，许老师发表了很多关于出土丝织品的研究资料。他在《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一文中写道：“青海海西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夏日哈乡唐代吐蕃（含吐谷浑遗族）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年代经类型和分期方面的研究，确定为历经北朝晚期、隋、初唐、盛唐时期。”可见，若我们这三件唐代织锦的时期也在这个分期范围内，且同处于青海丝路地域，其织造风格、织作技术和产地应与此可作关联。
在图案风格上，馆藏三件唐锦的图案均呈现抽象严谨的几何线条，严格对称且轮廓鲜明，纹饰都以直线和折现呈现，除了联珠图案几乎没有曲线。“中亚织锦其纹样造型特别生硬和几何化，轮廓鲜明，不象东方织锦那样明显地具有绘画写实风格。”这是因为，“格鲁塞认为，波斯艺术是有装饰性程式化倾象纹章式的艺术，它继承了古代迦勒底——亚述的装饰艺术，由于拜火教对抽象事物和严格教条的爱好而加强，至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形式似已确定，由此创造出一种特殊风格，传至高加索民族、俄罗斯草原游牧民族，并经他们再传至北方的蛮族、哥特人、斯堪地那维亚人、本地的日耳曼人以及东北的匈奴和突厥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可以看出萨珊的装饰者如何从那些题材上剥掉其造型特质，而由活的形态中提取纯几何图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馆藏三件唐锦又具有西方织锦的图案风格。
再从图案的题材上看，C12.1363棕黄地人物纹锦主体图案在几何骨架的框架中为对称的人物骆驼纹。此处的骆驼纹饰由于高度抽象化，只能依稀辨认出驼峰上披搭着供人骑乘和驼负物品的织物，并不能明确识别出单峰驼还是双峰驼；而与骆驼相对的人物头戴帻巾、身着裙，有中原男子的着装特点，面部仅鼻子突出，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隋“胡王”经锦在构图上一致，但是风格迥异。有专家认为此可为“胡王”锦的祖形，我们认为并不尽然。由于工艺上的不同，“胡王”锦是中国传统的经锦织造方法，而此人物骆驼锦为纬锦的织作方法，如果说此为“胡王”锦的祖形，那必然出现的时间早于或等于“胡王”锦，但是纬锦在中原地区出现公认为唐代，在此前纬锦主要属于西方织锦体系。那么这块锦的时间上就出现了争议，要么是北朝末年西方织锦体系中的中原产物，要么就是这块锦与“胡王”锦并无关联。
最后，我们将对三件唐锦的织作工艺和产地进行探讨。织造风格是织作工艺的直接体现，从青海出土的都兰织锦的三百多件标本分析来看，有86%的标本为中原织锦，纬锦所占比例不少，而不乏平纹和斜纹经锦。同样为纬锦，东方织锦与西方织锦体系在织造风格上也会有差别，因此，学者们把相同类别的都兰织锦从织造风格上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中亚系统织锦，包括古代中亚当地织工生产的织锦，及搬至中原地区的中亚织工使用其传统的工艺和图案所生产的织锦，或是结合中原织造技法和图案风格后织造的织锦；另一类为中原织工模仿中亚风格图案所生产的织物，即唐系织锦。其技术上沿用中亚的斜纹纬锦技术，织物经向为“S”捻，图案在经向和纬向严格循环，而中亚系统的织锦，其织造多采用双夹经或者单夹经，经线强捻，捻向为“Z”捻，图案在纬向是绝对对称循环，经向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循环。依据上述论断，C12.1363棕黄地人物纹锦是纬斜纹二重组织的纬锦，纬线为双系统与经线交织，经线加S捻而纬线不加捻，图案为纬向视觉，在经向上循环，纬线显花，呈现出厚实、平挺粗犷的效果，可为唐系织锦。同理，C12.1364棕黄地联珠植物纹锦，虽然也是纬锦，但在与纬线交织的经线系统上采用了双细经线并排交织的规律，经线仍然为S捻而纬线未加捻，纬线显花形成的台面比C12.1363相对细密，仍视为唐系织锦。C12.1366棕黄地几何纹锦采用斜纹经锦，经线承担与纬线交织成为骨架和显花的功能，因此加强捻且为Z捻。斜纹经锦是到唐以后才出现的品种，在此以前，传统的经锦多为平纹或平纹变化组织，此件锦片可视为中原汉地织锦，不属于上述唐系织锦或中亚系统织锦的范畴。
四、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对馆藏的三件唐代织锦从入藏背景入手进行论述，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和织锦出土的青海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多文化碰撞交流的角度，审视其织物结构、织造风格、工艺及产地，得出结论，三件唐锦既不是传统的中原织锦体系中獨立的存在，也不是完全的西方织锦体系的产物，它们是西域民族与中原汉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上密不可分和血脉相连的关系的体现，是多元文化相融、族际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王瑄.唐之际——青海道——墓葬概论[D].兰州：兰州大学，2016.
[2]李朝.吐谷浑与丝绸之路[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3]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69.
[4]《急救篇》，唐 颜师古注.
[5]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69.
[6]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89.
[7]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J].考古，1985（2）.
[8]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71.
[9]田自秉.中国纹样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22.
[10]许新国.都兰出土的含绶鸟纹织锦[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3（2）.
[11]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12]高金莲.公元7-9世纪中亚织锦图案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4（1）.
[13]赵丰，尚刚，龙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297-299.
【关键词】“丝绸之路”；都兰；织锦；唐代；交流融合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一、入藏背景及经过
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青海，曾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延伸段的要道，裴文中先生在《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中提及了青海道，并认为自汉以来途经柴达木盆地的路线与河西走廊相比在距离上相对较短，推测青海道是通往西域的重要路线。查阅各种资料得出，我们今天对青海道的认识主要是从祁连山以南，沿湟水而上，到达青海湖，而后由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南部。从20世纪80年代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青海道的海西蒙古自治州都兰热水乡的数千座墓葬，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铜器、陶器、金银器、丝织品、古藏文木简牍等珍贵文物。其意义自不必说，单说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图案之精美、织造技艺之精湛、时间跨度之大，就足以证明从南北朝晚期到中唐时期，青海诸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青海省都兰热水乡的墓葬发掘工作是在青海省考古所的主持下，与国内多家顶尖考古队一起完成的。但由于墓葬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盗墓活动时常发生，虽国家严厉打击，仍可见流失在市场上的都兰系丝织品。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博物馆于2004年左右，通过青海省考古所专家推荐，在孙机先生和钱小萍先生等业界学者的反复鉴定下，决定入藏几件青海出土的北朝袍服与唐代丝织锦片。这几件文物由于为墓葬出土，经历时间久远，氧化和糟朽严重，在文物科技保护部门的抢救性修复下，于2012年得以完整保护，正式收入库房，供收藏、研究和展示。
笔者因工作缘由，能目验手触这些文物，得以细审其详，现选取其中三块唐代织锦对其组织结构和工艺进行鉴别，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揭开其神秘面纱。
二、织物结构分析
（一）唐代经锦与纬锦织物的区分
“锦”是丝织品的一个大类，也是丝织品种最为美丽华贵和精巧复杂的品种。唐颜师古说：“织彩为文曰锦’，今天，我们从“现代織物组织学来解释锦的定义，应该是‘采用二组或二组以上的彩色经线或纬线，用重组织形成质地较厚实的，外观丰富多彩的提花丝织物，称为锦’”。
经锦，一般来说就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与一组纬线交织，经线显色起花所形成的多彩丝织物，在唐代以前的经锦大多为经重平组织，而到了“唐代，经锦表面更为丰满肥亮，……组织交织也从平纹型经锦过渡到斜纹型经锦”。纬锦则是“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与一组经线重叠交织而成”，由纬线的浮长显花。斜纹经锦与斜纹纬锦在显花原理和方法上几乎一致，仅仅是显花的是经线和纬线的区别。在出土的锦片中，往往以残片居多，没有织物的幅边，不利于我们通过上述定义来区分经锦和纬锦，因此，学者们通过对比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和青海都兰出土能明确研究为经锦和纬锦的实物样本，总结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区分方法：“纬锦多采用双夹经或采用单夹经，但夹经均加强拈，拈向有s拈和z拈两种。据研究，中国的传统是采用s拈，而中亚地区的特点是采用z拈，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基于此，我们对馆藏的三块唐锦的织物结构进行分析，初步判定，既有经锦又有纬锦。
（二）C12.1363棕黄地人物纹锦
此锦残片（图1）主体长21.6厘米，宽8厘米；锦片上缘残存幅连长17厘米，宽0.3厘米，下缘镶接四条平行幅连长42厘米，宽1厘米；左侧包缝同色绫纹边0.3厘米，右侧残缺。主体纹样呈左右对称横向延伸，主纹样高为7.2厘米，长17.6厘米，因经锦织造为多综多蹑织机，它织造的规律综框有限，主纹饰的循环高度就有限，据现在出土和记载来看，“经锦纹样的纵向长度一般只有2-4厘米”，初步判断此纹样是经向循环、纬向显花的纬锦。主体为斜纹纬显花二重组织，棕黄色地显蓝色花。棕黄色与蓝色两个系统纬线与棕黄色系统一粗一细经线共同织成，经线比例为1：2，与纬线交织的明经为细经线，约为70旦，与纬线交织的夹经为粗经线，约为140旦。表组织是1：7斜纹，里组织为7：1斜纹，表纬很好地遮盖住里纬；其中，表层纬线密度约为14根/厘米，未加捻；经线密度约为26根/厘米，加S捻。上下幅连均为平纹组织，经纬线密度约为46根/厘米。图案呈几何形骨架二方连续的对称纹样，内饰具有异域风情的人物骆驼，宁静祥和，是对唐代民族融合的真实写照。
（三）C12.1364棕黄地联珠植物纹锦
此锦片（图2）主体长为64厘米，宽度为5.5厘米，背面上下两边扣烫各0.5厘米宽牙子，右侧处连接一长8.5厘米，宽12.5厘米的棕黄色残绢，整体硬挺厚实，丝线光泽度较好。锦片为斜纹纬锦，棕黄色与藏青色纬线两个系统与棕黄色经线交织，棕黄色纬线作地，未加捻，其上藏青色纬线起花，每副两色，每厘米26副，共52根；加S捻的棕黄色细经线，约50旦，每枚3根平行排列，每厘米20根，共60根分别与纬线交织，使得纹样更加细腻。主体纹饰为环状团窠式骨架，联珠团窠纬向较宽，经向较窄，纬向最宽处直径为15厘米，经向推测为11厘米，联珠直径2.2厘米，一圈应有24颗，据此，为中窠联珠。各团窠之间间以饱满的宾花，丰满圆润，联珠内饰以纬向对称展开的大树，犹如盛开的鲜花，朝气蓬勃。从锦片扣烫的边缘和与之相接的细绢推测，此锦片为袍服镶饰缘边。
三、织物风格、工艺及产地分析
我们已经对以上三件唐代织锦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初步得出其织物风格平挺、厚实、饱满、光洁。虽然织作方法和组织结构三者各有不同，即便是同一系统织物，C12.1363和C12.1364同为纬锦，外观风格也有较大差异，而C12.1363与C12.1366功能上类似，织作方法却不同，因此呈现出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三件织锦仍然体现了唐代织锦的外观共性，即其纹饰的搭配讲究韵律、疏密、节奏。一是对称与均衡；二是节奏与韵律。它们将纹饰的基本元素按照功能与人的视觉习惯进行排列、重复，并对每一单元图案的疏密、空间分布进行适合的斟酌，产生节奏感和韵律感；三是色彩搭配明快，注重冷暖色调的和谐，纹样题材丰富，既有人物、动植物又有几何纹样，更多表达了现实的人间事物和审美主体所需的审美对象。
三件唐代织锦由于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时间，而在青海省出土唐代织锦有据可考的就是都兰热水墓葬群。青海省海西州都兰热水墓葬群的发掘始于1982年，期间主要由青海省考古所许新国研究员带领的团队承担发掘任务，因此，许老师发表了很多关于出土丝织品的研究资料。他在《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一文中写道：“青海海西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夏日哈乡唐代吐蕃（含吐谷浑遗族）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年代经类型和分期方面的研究，确定为历经北朝晚期、隋、初唐、盛唐时期。”可见，若我们这三件唐代织锦的时期也在这个分期范围内，且同处于青海丝路地域，其织造风格、织作技术和产地应与此可作关联。
在图案风格上，馆藏三件唐锦的图案均呈现抽象严谨的几何线条，严格对称且轮廓鲜明，纹饰都以直线和折现呈现，除了联珠图案几乎没有曲线。“中亚织锦其纹样造型特别生硬和几何化，轮廓鲜明，不象东方织锦那样明显地具有绘画写实风格。”这是因为，“格鲁塞认为，波斯艺术是有装饰性程式化倾象纹章式的艺术，它继承了古代迦勒底——亚述的装饰艺术，由于拜火教对抽象事物和严格教条的爱好而加强，至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形式似已确定，由此创造出一种特殊风格，传至高加索民族、俄罗斯草原游牧民族，并经他们再传至北方的蛮族、哥特人、斯堪地那维亚人、本地的日耳曼人以及东北的匈奴和突厥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可以看出萨珊的装饰者如何从那些题材上剥掉其造型特质，而由活的形态中提取纯几何图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馆藏三件唐锦又具有西方织锦的图案风格。
再从图案的题材上看，C12.1363棕黄地人物纹锦主体图案在几何骨架的框架中为对称的人物骆驼纹。此处的骆驼纹饰由于高度抽象化，只能依稀辨认出驼峰上披搭着供人骑乘和驼负物品的织物，并不能明确识别出单峰驼还是双峰驼；而与骆驼相对的人物头戴帻巾、身着裙，有中原男子的着装特点，面部仅鼻子突出，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隋“胡王”经锦在构图上一致，但是风格迥异。有专家认为此可为“胡王”锦的祖形，我们认为并不尽然。由于工艺上的不同，“胡王”锦是中国传统的经锦织造方法，而此人物骆驼锦为纬锦的织作方法，如果说此为“胡王”锦的祖形，那必然出现的时间早于或等于“胡王”锦，但是纬锦在中原地区出现公认为唐代，在此前纬锦主要属于西方织锦体系。那么这块锦的时间上就出现了争议，要么是北朝末年西方织锦体系中的中原产物，要么就是这块锦与“胡王”锦并无关联。
最后，我们将对三件唐锦的织作工艺和产地进行探讨。织造风格是织作工艺的直接体现，从青海出土的都兰织锦的三百多件标本分析来看，有86%的标本为中原织锦，纬锦所占比例不少，而不乏平纹和斜纹经锦。同样为纬锦，东方织锦与西方织锦体系在织造风格上也会有差别，因此，学者们把相同类别的都兰织锦从织造风格上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中亚系统织锦，包括古代中亚当地织工生产的织锦，及搬至中原地区的中亚织工使用其传统的工艺和图案所生产的织锦，或是结合中原织造技法和图案风格后织造的织锦；另一类为中原织工模仿中亚风格图案所生产的织物，即唐系织锦。其技术上沿用中亚的斜纹纬锦技术，织物经向为“S”捻，图案在经向和纬向严格循环，而中亚系统的织锦，其织造多采用双夹经或者单夹经，经线强捻，捻向为“Z”捻，图案在纬向是绝对对称循环，经向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循环。依据上述论断，C12.1363棕黄地人物纹锦是纬斜纹二重组织的纬锦，纬线为双系统与经线交织，经线加S捻而纬线不加捻，图案为纬向视觉，在经向上循环，纬线显花，呈现出厚实、平挺粗犷的效果，可为唐系织锦。同理，C12.1364棕黄地联珠植物纹锦，虽然也是纬锦，但在与纬线交织的经线系统上采用了双细经线并排交织的规律，经线仍然为S捻而纬线未加捻，纬线显花形成的台面比C12.1363相对细密，仍视为唐系织锦。C12.1366棕黄地几何纹锦采用斜纹经锦，经线承担与纬线交织成为骨架和显花的功能，因此加强捻且为Z捻。斜纹经锦是到唐以后才出现的品种，在此以前，传统的经锦多为平纹或平纹变化组织，此件锦片可视为中原汉地织锦，不属于上述唐系织锦或中亚系统织锦的范畴。
四、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对馆藏的三件唐代织锦从入藏背景入手进行论述，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和织锦出土的青海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多文化碰撞交流的角度，审视其织物结构、织造风格、工艺及产地，得出结论，三件唐锦既不是传统的中原织锦体系中獨立的存在，也不是完全的西方织锦体系的产物，它们是西域民族与中原汉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上密不可分和血脉相连的关系的体现，是多元文化相融、族际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王瑄.唐之际——青海道——墓葬概论[D].兰州：兰州大学，2016.
[2]李朝.吐谷浑与丝绸之路[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3]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69.
[4]《急救篇》，唐 颜师古注.
[5]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69.
[6]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89.
[7]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J].考古，1985（2）.
[8]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271.
[9]田自秉.中国纹样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22.
[10]许新国.都兰出土的含绶鸟纹织锦[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3（2）.
[11]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12]高金莲.公元7-9世纪中亚织锦图案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4（1）.
[13]赵丰，尚刚，龙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297-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