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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子是春秋末战国初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学与儒学被韩非子并称为“显学”，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和社会影响之大。墨子思想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读墨子思想，发掘其传播思想。广义的传播不仅是指新闻传播，而是指一切思想、资料和事实的传播和分享。墨家学派的主要学说保存在《墨子》一书中，该书反映了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墨子在论述其政治、哲学、伦理、逻辑思想的同时提及了传播的诸多方面。虽然这在当时没有形成独立的传播理论体系，但其中蕴含的传播思想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学习。本文试从传播目标、传播方式、传播的社会功能、重视经验的传播等方面来揭示墨子的传播观，取其精华，以达到对现如今新闻传播活动的指导之目的。
[关键词]墨子 传播思想
一、墨子的传播目标
在中国历史上，墨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期，是一个战争频仍、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思想传播十分繁荣的时代。当时比较显著的传播现象就是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淮南子？泛论训》有记载：“百家殊业， 皆务于治”。先秦诸子传播活动的共同目标就是“求治”。不外乎，墨子传播的目标也是实现其治国的政治理想。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是属于“功利派”的，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君王和君子的努力方向。“利”是墨子思想与实践中的核心思想，是衡量包括人们言行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标准。墨子的功利，并不是指一己之私利，而是“天下之利”，也就是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他认为传播活动应该为“治世”服务，这是墨子的功利观在传播思想方面的体现。墨子认为，君子著书立说都不是为了锻炼口才，而是要真正为国家、百姓服务。他在《墨子.贵义》中说：“凡言凡动， 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 凡言凡动， 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他认为，一切言行活动，只有是对社会有利的才应该去做；对社会没有好处的就应该放弃。他指出，传播的一个功能就是有利于国家了解民情，并制定正确的政策，这样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的又一主张，他希望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遵循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从而实现“人与人相爱，强不劫弱，众不劫寡，富不晦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的社会状态。
墨子提倡重视物质生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的传播思想的“功利主义”的弊端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忽视了音乐、文学等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墨子主张“非乐”。在《墨子》一书中鲜少有提及开启民智的语句和主张，在墨子看来，似乎只要国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了，精神追求可以忽略。物质生产的问题最终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解决，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启。从这方面来说，墨子所提倡的“利”，只是一时之利，而非长久之利。
二、墨子的传播方式
传播者要想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有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渊博的知识和传播的方式。在论辩中渊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在道理上辩过对方。但是，使用恰当的传播方式与方法更有利于传播取得预期的效果。墨子在传播过程中就采取了一定的传播方式。
（1）研究受众，有针对性。进行传播活动时，要根据具体的传播对象来进行宣传说服，做到有的放矢。在游说诸侯时，墨子提出 “必择务而从事”的说法。他认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要依据其具体的国情来说理。国家混乱，要劝其尚贤尚同；国家贫穷，要劝其节用节葬；国家沉迷，要劝其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要劝其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要劝其兼爱非攻。总而言之，墨子“择务而从事”的观点就是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法，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2）通俗易懂，务实求真。在说理辩论的技巧方面，墨子属于务实派。墨子认为论辩是一种传播方式，辩论的目的就是辨明是非，解决疑惑，而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利。因此，在《修身》中，他给传播者提出的建议就是：“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也就是说，话不需要很多，但一定要充满智慧；语言不需要辞藻华丽，但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这样，受众才容易理解，传播效果才会更好。
（3）统一标准，树立权威。在墨子看来，进行传播活动时，传播者的言辞都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这样，其传播观点才具有权威性，受众才更容易接受。因此，在《非命》中提出“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的说法。墨子也同样指出了言谈时的标准，那就是“利于天、鬼、百姓”。 也就是说，一切言行活动，只有是对社会有利的才应该去做。“利”就是墨子给传播信息确立的一个价值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传播实践，其观点更乐于被受众所接受。墨子认为，天子所言应该是舆论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产生分歧，纷扰争夺也就可以因此而避免。这其实是墨子集权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重视传播的社会功能
墨子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传播的社会功能方面，墨子也非常重视传播产生的实际效果。墨子将夸夸其谈、脱离社会现实的争辩视为“袅鸣”。《贵义》中记载：“言足以迁行者， 常之； 不足以迁行者， 勿常， 不足以迁行而常之， 是荡口也。”也就是说，如果所说的言论足以付诸行动， 就要经常讲； 所说的言论不足以付诸行动， 就不要经常讲；所说的言论不能付诸行动， 却又经常讲它，就是“荡口”。由此可见，墨子明确反对在游说行教时说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话。墨子遵循致效原则，并将其作为衡量传播活动价值的尺度。如果传播者的宣教不能令受众付诸行动，就要中止和改变这种传播活动。墨子认为，传播就要在近期内看到实效，如果传播不能致效就是浪费口舌，毫无意义。这也是墨家“功利观”在传播活动中的体现。
墨子认为，传播的社会功能要大于物质生产。与其亲自耕织“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他说，“王公大臣采用了我的意见，国家就必定能治理好，黎民百姓听了我的话，行为就一定有所改变。因此，我以为虽不亲自耕织，但功劳要大于亲自耕织。”这就是墨子的传经说教“贤于耕织”的思想。
另外，为了进一步说明传经说教功大于亲自耕织，墨子还举“教人耕者功大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鼓而使众进战者功大于独进战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四、重视经验的传播思想
墨子十分重视实际经验的传播，认为人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在《明鬼》篇中，墨子说，鬼神存在与否，要取决于大家的所见所闻。如果大家见到了听到了，那就一定有；如果没见到没听到，那就一定没有。这种认识过分强调感性认识，而忽略了对其进行理性认识与分析。在传播活动中，人对事物的认识会受经验与感觉的干扰而使判断失误，因此，理性分析在认识中至关重要。
墨子还提出了三条标准，即著名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认为，言论是否正确合理，要根据其“是否符合古者圣王的历史经验，是否符合百姓大众的感观经验，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这三个标准来判断。
这三个标准被墨子大量地用在他的传播过程中。墨子在游说时，会带大量的书籍，引经据典，通过古代“圣王”的历史材料，来增强说服力，这是对古者圣王历史经验的运用； 在论述鬼神的存在时，墨子运用了百姓大众的感官经验； 另外，墨子经常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出发点，这又是对“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经验的运用。
墨子的传播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传经说教，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墨子的传播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罗炳良，胡嘉云.墨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1985
[4]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
[关键词]墨子 传播思想
一、墨子的传播目标
在中国历史上，墨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期，是一个战争频仍、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思想传播十分繁荣的时代。当时比较显著的传播现象就是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淮南子？泛论训》有记载：“百家殊业， 皆务于治”。先秦诸子传播活动的共同目标就是“求治”。不外乎，墨子传播的目标也是实现其治国的政治理想。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是属于“功利派”的，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君王和君子的努力方向。“利”是墨子思想与实践中的核心思想，是衡量包括人们言行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标准。墨子的功利，并不是指一己之私利，而是“天下之利”，也就是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他认为传播活动应该为“治世”服务，这是墨子的功利观在传播思想方面的体现。墨子认为，君子著书立说都不是为了锻炼口才，而是要真正为国家、百姓服务。他在《墨子.贵义》中说：“凡言凡动， 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 凡言凡动， 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他认为，一切言行活动，只有是对社会有利的才应该去做；对社会没有好处的就应该放弃。他指出，传播的一个功能就是有利于国家了解民情，并制定正确的政策，这样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的又一主张，他希望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遵循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从而实现“人与人相爱，强不劫弱，众不劫寡，富不晦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的社会状态。
墨子提倡重视物质生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的传播思想的“功利主义”的弊端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忽视了音乐、文学等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墨子主张“非乐”。在《墨子》一书中鲜少有提及开启民智的语句和主张，在墨子看来，似乎只要国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了，精神追求可以忽略。物质生产的问题最终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解决，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启。从这方面来说，墨子所提倡的“利”，只是一时之利，而非长久之利。
二、墨子的传播方式
传播者要想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有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渊博的知识和传播的方式。在论辩中渊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在道理上辩过对方。但是，使用恰当的传播方式与方法更有利于传播取得预期的效果。墨子在传播过程中就采取了一定的传播方式。
（1）研究受众，有针对性。进行传播活动时，要根据具体的传播对象来进行宣传说服，做到有的放矢。在游说诸侯时，墨子提出 “必择务而从事”的说法。他认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要依据其具体的国情来说理。国家混乱，要劝其尚贤尚同；国家贫穷，要劝其节用节葬；国家沉迷，要劝其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要劝其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要劝其兼爱非攻。总而言之，墨子“择务而从事”的观点就是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法，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2）通俗易懂，务实求真。在说理辩论的技巧方面，墨子属于务实派。墨子认为论辩是一种传播方式，辩论的目的就是辨明是非，解决疑惑，而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利。因此，在《修身》中，他给传播者提出的建议就是：“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也就是说，话不需要很多，但一定要充满智慧；语言不需要辞藻华丽，但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这样，受众才容易理解，传播效果才会更好。
（3）统一标准，树立权威。在墨子看来，进行传播活动时，传播者的言辞都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这样，其传播观点才具有权威性，受众才更容易接受。因此，在《非命》中提出“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的说法。墨子也同样指出了言谈时的标准，那就是“利于天、鬼、百姓”。 也就是说，一切言行活动，只有是对社会有利的才应该去做。“利”就是墨子给传播信息确立的一个价值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传播实践，其观点更乐于被受众所接受。墨子认为，天子所言应该是舆论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产生分歧，纷扰争夺也就可以因此而避免。这其实是墨子集权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重视传播的社会功能
墨子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传播的社会功能方面，墨子也非常重视传播产生的实际效果。墨子将夸夸其谈、脱离社会现实的争辩视为“袅鸣”。《贵义》中记载：“言足以迁行者， 常之； 不足以迁行者， 勿常， 不足以迁行而常之， 是荡口也。”也就是说，如果所说的言论足以付诸行动， 就要经常讲； 所说的言论不足以付诸行动， 就不要经常讲；所说的言论不能付诸行动， 却又经常讲它，就是“荡口”。由此可见，墨子明确反对在游说行教时说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话。墨子遵循致效原则，并将其作为衡量传播活动价值的尺度。如果传播者的宣教不能令受众付诸行动，就要中止和改变这种传播活动。墨子认为，传播就要在近期内看到实效，如果传播不能致效就是浪费口舌，毫无意义。这也是墨家“功利观”在传播活动中的体现。
墨子认为，传播的社会功能要大于物质生产。与其亲自耕织“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他说，“王公大臣采用了我的意见，国家就必定能治理好，黎民百姓听了我的话，行为就一定有所改变。因此，我以为虽不亲自耕织，但功劳要大于亲自耕织。”这就是墨子的传经说教“贤于耕织”的思想。
另外，为了进一步说明传经说教功大于亲自耕织，墨子还举“教人耕者功大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鼓而使众进战者功大于独进战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四、重视经验的传播思想
墨子十分重视实际经验的传播，认为人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在《明鬼》篇中，墨子说，鬼神存在与否，要取决于大家的所见所闻。如果大家见到了听到了，那就一定有；如果没见到没听到，那就一定没有。这种认识过分强调感性认识，而忽略了对其进行理性认识与分析。在传播活动中，人对事物的认识会受经验与感觉的干扰而使判断失误，因此，理性分析在认识中至关重要。
墨子还提出了三条标准，即著名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认为，言论是否正确合理，要根据其“是否符合古者圣王的历史经验，是否符合百姓大众的感观经验，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这三个标准来判断。
这三个标准被墨子大量地用在他的传播过程中。墨子在游说时，会带大量的书籍，引经据典，通过古代“圣王”的历史材料，来增强说服力，这是对古者圣王历史经验的运用； 在论述鬼神的存在时，墨子运用了百姓大众的感官经验； 另外，墨子经常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出发点，这又是对“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经验的运用。
墨子的传播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传经说教，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墨子的传播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罗炳良，胡嘉云.墨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1985
[4]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