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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是人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路向，是追问真相的一种形态，主要涉及知识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本文以钱穆、阎若璩、康有为等人的考据实践为例，分析了此种研究路向的特点，旨在强调其基础作用。此外，也需要认识到它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但却不见得一定会受到知识的束缚。在人文研究中，追问真相与意义建构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各有其作用，而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下之分。
关键词：知识 考据学 阎若璩 钱穆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4-76-81
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这一研究路向，中国古已有之，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钩沉、传注、训诂、成书时代考证和作者考证等。而这些学问大体又可归入广义的考据学之中。“‘考据’作为一种绵延中国近三千年的传统学术思想与方法，自汉以来得到学者的广泛采用。魏晋时代，形成一种重要的学术理论体系，考据学正式建立。两宋以来，充实了考据的内容与方法。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由于考据从专为经学服务拓展到史学、文学领域，有关考据和考据学的名与实，学术界众说纷纭。”〔1〕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理解需要，各家所论考据学的范围自然不同，有的认为概括学问之全体，无所不包；而有的则将其视为学问之一端，专事名物典制等考辨。在此，笔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考据、考据学之名实以及二者之区别，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求取真相和解决疑难的治学方法来看待的。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对考据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总之，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瞭望历史。考据学这个名词应当改称为“史料学”。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来源和它的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和它的环境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2〕
顾氏的区分虽是一家之言，但不乏合理之处，他认为“考据学”应当被视为“史料学”，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样一来，考据便不再只局限于文本内部或研究对象本身，而是将书籍作为出发点，其目的不在于皓首穷经地弄清楚某个字词被解释的历史，而是将资料的来源和真确性与作者的时代和所处环境结合起来，共同解释资料的本质，进而在综合某一时代的各方资料之基础上求得正确的历史知识。虽然此种思想在操作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也算是拓宽了考据的视域。钱穆也不赞同将考据学看得太过狭窄，其认为过分繁琐的考据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3〕。他在论及近百年来诸儒的读书方法时，较为欣赏曾国藩，就是因其摆脱了传统考据学的束缚，而又能恰当地吸取考据学之长处。
曾氏论考据学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一目标上，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路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4〕
从上述两则引文可以看出，顾、钱二人对于考据学之广、狭的界定并不相同，但都承认了考据学可以包含丰富的内容和方法。钱先生认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5〕，并认为汉代博士经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并非学术之争，而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博士弟子”，其实质仍“在于政治之权势，在上者之意旨，不脱秦人政学合一之遗毒，非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6〕。钱先生还从学问的类别与学问的成分两方面探讨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从学问的类别来说，此三种分属三类学问，不能专事一类而偏废其它；从学问成分来说，任何一项学问中都存在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成分，三者“合则成美，偏则成病”。他认为中国人讲义理之学主要都推尊孔孟，而先秦各思想家也都自有其一套考据的学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那亦即是考据”，这便是义理与考据之结合。而辞章之学与前二者也是相通的，所表达之义理即包含了思想，而思想需通过语言来表达，“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该是辞章”。而在他看来，“义理之学似乎所占地位最高”。〔7〕考据以知识性的挖掘与梳理为重，这点毋庸置疑，但只将其视为一种埋首故纸堆的实证性学问是不恰当的，古人常言述而不作，而事实上，如孔子、郑玄、马融等人之“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算“作”。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广义考据之学其实也是一种阐释学，〔8〕并将中国的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进行比较，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虽然在对经典和方法的重视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内涵和外延、研究的对象和所处之语境等皆有很大差别，不可不加辨析地、泛泛地拿到一起作比。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皆为针对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的考据类文章。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按照皮锡瑞的说法，之所以分今文和古文，首先是因为文字的差异：即今文经用隶书写成，古文经由籀书（大篆）写成〔9〕。隶书通行于汉代，人人皆识得，故谓之“今文”；籀书在当时已非通行文字，故而称之为“古文”。通行的文字应当是人人尽识的，如此方能教初学。许慎《说文·序》中有：“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那么孔子与伏生所藏之书也应当是古文。汉初发现藏书并将之用于教学，必须改为通行的今文，便于传习。故而汉代所立博士皆为今文家。但是古文与今文是相互依存的，即在古文未兴之前，没有另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所谓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也只是就《尚书》的古今文字而言，到了刘歆才开始增置了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左氏春秋》，立为学官。东汉时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通行于世，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与古文经“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10〕。皮锡瑞认为“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厌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11〕。 清代朴学兴起，士人多潜心于文献考据，继承了汉代求实的作风，“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12〕。考据学的方法得到了丰富，文字、音韵、校勘、目录和辑佚等学问也逐渐发展壮大，且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了学科群体。作为文献学重要分支的辨伪之学也在清代达到高潮，并与考据学相互支撑，“辨伪学与科学的考据学相结合，学者们在疑古辨伪中提出问题、论证问题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13〕，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阎若璩是清初学者，梁启超将其归为清初崇尚复古之启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辨伪经，旨在“求真”，而治学直接求之于古经，讲求实证，有利于扫除宋学和晚明王学极端化之蔽。梁先生认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否为《尚书》真本，历来有人怀疑，〔14〕但其流传时间较久，范围较广，且被奉为儒家经典，得到历代帝王的崇尚，学子人人必习，“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所以在此种情况下，一切经文和经义是不可作为学术问题加以讨论的。阎氏的辨伪“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15〕不只是梁启超，姜藩、黄宗羲、纪昀和胡适等学者都对阎氏甚为推崇。
《古文尚书》主要有孔壁中发现的十六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二十五篇两种。梅赜的《古文尚书》逐渐成为较具权威的本子，但历代都有学者质疑其真假，只是没有充足的证据。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对此本古文《尚书》进行了考证，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断定二十五篇及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作。《尚书古文疏证》是伪古文《尚书》的“定案”之作，虽说其后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基本被认为是清代乾嘉学派考据学的成功典范。该书所列各条基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无甚关联，编次先后也看不出条理性，但各条皆有较为具体的证据。黄宗羲称其“取材富，折中当”，“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16〕。阎氏之考据综合运用了比较、归纳、分析和推理等方法，面对所谓之学术公理，大量阅读史料，归纳其中之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和对某些观点的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以其对比较之法的运用为例：如第一条“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是通过篇数的比较来证伪；第三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是根据篇名的比较来证伪；第五条“言古文《武成》见刘歆《三统历》者今异”，是以典籍中之引文与所考之文相比较，以证其伪；第八条“言《左传》载夏日食之礼今误作季秋”，是通过典礼之比较，以证其伪；第三十一条“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是从文句等方面进行比较，以证其伪。〔17〕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虽说阎氏对古文《尚书》之考辨，后来学者多有意见，（古文《尚书》之真伪至今仍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讼案）其治学之精神与方法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
前文已经提到，钱穆所提倡的考据学是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体的，具有宏通之学术视野的考据学。他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共收文四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时代考》皆以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每一时代之学术皆为此一时代之共同精神与学术思潮的反映；学术不只是纯粹的学问，而皆出于时代的需求，是时代之需求决定了新旧学术的兴衰与交替。汉儒治经学，无论治今文经的还是治古文经的，皆与其所处时代相应和，共同融入到该时代之学术整体中去。他指出，清儒自号为“汉学”，并不见得体现了时代的需求，也实少发现汉学的精神，大多只算门户之号召罢了。尤其到了晚清，经今古文学之门户偏见甚为严重。钱宾四先生作《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目的就在于“撤藩篱而破壁垒”，“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18〕，发现古文学术之真相。与以往大多经学专家相比，通史以治经便是他治学之另辟蹊径之处。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提到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出发点：
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其治今文经学者，其先则争左氏与公羊，其次复争三家与毛、郑。其于推寻家法，紬绎坠绪，未为无功。而缒之愈幽，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谓前汉古文诸经，尽出刘歆伪造，此则断断必无之事也。本书第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即对此而发。〔19〕
康有为是今文学家，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提出由刘歆在整理秘阁藏书时发布的古文经传皆非孔门“足本”，都是刘歆为辅助王莽篡政而作的“伪经”，〔20〕清儒推崇的汉学，也是刘歆替王莽之统治寻求舆论支持和合法依据、变乱孔子之道的‘新学’。他认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21〕。康有为对经学历史的研究是附着于其政治诉求之上的，目的先行的迹象较为明显。他认为六经由孔子所作，而孔子之教义的中心在于改制，此种说法显然依据不足，他有此一说是想为维新变法做好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的意向，在于借用原始圣经的权威，以打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这本是龚自珍、魏源至戴望、廖平那些经今文学家的一贯战术”〔22〕。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提到：
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23〕 康有为此论一出，影响甚大，但自晚清到民国，引起争议颇多，“尽管当时即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大力反驳，但双方的争论显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钱穆登上学术舞台之时，这仍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事情”〔24〕，钱穆之《刘向歆父子年谱》则有力地证明了《新学伪经考》的观点不能成立，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的经今古文之争。《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以《汉书》为材料，以史证经，列出了证明康氏之说不可通的二十八条内容，推翻了其在《新学伪经考》中所提出的古文经由刘歆伪造的观点。他疏通证明的方法即是详细列出昭帝元凤二年刘向出生到地皇四年刘歆、王莽死亡这百余年间的经学历史，将政治法度之因革、学术风尚之趋变、各家各派之家法、经学的焦点问题和意见分歧等内容一一呈现，从伪造时间、伪造目的和经书内容等多个方面入手推翻了刘歆伪造诸经的观点。
当代文论界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知识性的梳理与发掘工作，如蒋寅的《清诗话考》和李壮鹰的《诗式校注》。蒋寅的《清诗话考》是一本以清诗话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著作。蒋寅清醒地认识到，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在整个学术研究中之重要地位，而选择清代诗话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尽管清代的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通史中较为重要，且研究清代文论的专著已有多部出版，但“总体上看，有关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仍是很薄弱的，尤其是文献的涉猎相当有限，清诗话被阅读和引用的不到三百种，从资料挖掘的角度来说非但不能说已很充分，甚至连基础性的工作也还欠缺”〔25〕。该书分上、下两篇，主要由目录和提要两部分内容构成。上篇为“清诗话见存书目”与“清诗话待访书目”，前者将其已知的清诗话九百六十七种分为了五类：即以诗话为名之书、不以诗话为名之论诗笔记、专讲诗格诗律之诗法、专门题材之诗话和丛刊、汇纂诗话；后者则收录了五百零四种亡佚不传之书，略存其可寻信息。下篇“清诗话经眼录”模仿《四库提要》体例，录述了笔者所见清诗话四百六十四种之版本、卷数、作者生平、写作时间、主要观点及相关评论等内容。此书为清代诗学和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专题索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而李壮鹰《诗式校注》一书对《诗式》进行了校勘，其以十万卷楼丛书收录的五卷本《诗式》为底本，校之以明崇祯抄本、《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续百川学海》《吟窗杂录》明抄本、《说邪》《历代诗话》《诗学指南》《学海类编》等书，以及宋代以来诸多著作中对《诗式》的称引或撏撦，取材丰富，校勘细致，“《诗式》中所列举的近五百条例句，也分别查阅有关诗集进行了校勘。在校勘过程中，如确证他本为是而底本为误者，依他本改，下出校记；如底本与他本文意皆可通，不改原文，下出校记；如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虽无他本依据，而能确证底本为误者，依文意迳改原文，下出校记”。〔26〕李先生的校勘为《诗式》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用以研读和参照的原始材料。此类研究尚有诸多成功之案例，在此便不再一一列举，总之纯知识的梳理与发掘工作对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为义理和辞章等学问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材料。
总的来看，知识性的挖掘与梳理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为其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此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与孜孜以求的学者们致以敬意，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它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但却不见得一定会受到知识的束缚，且它与阐释等不直接以知识为目的的研究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各有各的价值，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此外，对考据等学问来说，虽然对材料的把握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只局限于材料本身，应该提倡一种较为宏通的学术视野，“这也正是钱穆、徐复观等现代学术名家轻视乾嘉之学的主要原因。钱、徐二人都擅长考据，但他们的考据常常能够将文献材料与对古代政治文化演变大势的把握相印证，故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知识性的研究或实证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话关系，“关键看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研究者不把材料看成是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物，而是把它们理解为包含着人的情感与体验的生命存在，那么对话就形成了。这种态度大约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了”。
参考文献：
〔1〕汪启明.考据学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10：4.
〔2〕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序〔D〕.见古籍考辨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55：1.
〔3〕钱穆. 学籥·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曾国藩〔D〕.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二十四卷，台北：联经出版，1998：100.
〔4〕钱穆. 学籥·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曾国藩〔D〕.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二十四卷，台北：联经出版，1998：101.
〔5〕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八卷·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台北：联经出版，1998：6.
〔6〕钱穆.国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
〔7〕钱穆.中国史学发微〔M〕.台北：东大出版，民78：39、40.
〔8〕方汉文.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7.
〔9〕《经学历史》第83页注释③有：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造，故名；或称大篆，以别于秦时之小篆。《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说文·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按依此二说，古文当在籀书之前；且与籀书异体，与皮说不合，不知皮式何所依据。张岱年在《汉代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称古文经学所讲的经典是由战国时代六国的文字写成的。
〔10〕皮锡瑞.经学历史〔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83.
〔11〕皮锡瑞.经学历史〔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85.
〔12〕汪启明.考据学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10： 449.
〔13〕汪启明.考据学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10： 363.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有：“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採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
〔16〕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原序〔D〕.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
〔17〕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D〕.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
〔19〕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D〕.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
〔20〕王莽笃信《周礼》，而《周礼》便是刘歆于西汉末年发布的古文经之一，王莽正是根据古文经的精神来建立政权的。
〔2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2.
〔22〕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02.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
〔24〕李帆.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思想〔J〕.史学研究，2005：2.
〔25〕蒋寅.清诗话考·自序〔D〕.见清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2.
〔26〕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前言〔D〕.见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7.
Knowledge’s Excavation and Arrangement i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umanistic Studies： take the Textology of Yan Ruoqu and Qian mu as an example
Yuan 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Knowledge’s excavation and arrangement， an important research way in humanistic studies， is a detailed inquiry and basic work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method， which takes knowledge as a direct object of study， to emphasize its fundamental role. In humanistic Studies， questions closely tell the truth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are equal， without distinguish of value.
Keywords： knowledge； textology； Yan ruo-qu； Qian mu
责任编辑：张 翔
关键词：知识 考据学 阎若璩 钱穆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4-76-81
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这一研究路向，中国古已有之，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钩沉、传注、训诂、成书时代考证和作者考证等。而这些学问大体又可归入广义的考据学之中。“‘考据’作为一种绵延中国近三千年的传统学术思想与方法，自汉以来得到学者的广泛采用。魏晋时代，形成一种重要的学术理论体系，考据学正式建立。两宋以来，充实了考据的内容与方法。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由于考据从专为经学服务拓展到史学、文学领域，有关考据和考据学的名与实，学术界众说纷纭。”〔1〕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理解需要，各家所论考据学的范围自然不同，有的认为概括学问之全体，无所不包；而有的则将其视为学问之一端，专事名物典制等考辨。在此，笔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考据、考据学之名实以及二者之区别，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求取真相和解决疑难的治学方法来看待的。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对考据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总之，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瞭望历史。考据学这个名词应当改称为“史料学”。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来源和它的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和它的环境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2〕
顾氏的区分虽是一家之言，但不乏合理之处，他认为“考据学”应当被视为“史料学”，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样一来，考据便不再只局限于文本内部或研究对象本身，而是将书籍作为出发点，其目的不在于皓首穷经地弄清楚某个字词被解释的历史，而是将资料的来源和真确性与作者的时代和所处环境结合起来，共同解释资料的本质，进而在综合某一时代的各方资料之基础上求得正确的历史知识。虽然此种思想在操作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也算是拓宽了考据的视域。钱穆也不赞同将考据学看得太过狭窄，其认为过分繁琐的考据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3〕。他在论及近百年来诸儒的读书方法时，较为欣赏曾国藩，就是因其摆脱了传统考据学的束缚，而又能恰当地吸取考据学之长处。
曾氏论考据学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一目标上，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路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4〕
从上述两则引文可以看出，顾、钱二人对于考据学之广、狭的界定并不相同，但都承认了考据学可以包含丰富的内容和方法。钱先生认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5〕，并认为汉代博士经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并非学术之争，而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博士弟子”，其实质仍“在于政治之权势，在上者之意旨，不脱秦人政学合一之遗毒，非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6〕。钱先生还从学问的类别与学问的成分两方面探讨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从学问的类别来说，此三种分属三类学问，不能专事一类而偏废其它；从学问成分来说，任何一项学问中都存在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成分，三者“合则成美，偏则成病”。他认为中国人讲义理之学主要都推尊孔孟，而先秦各思想家也都自有其一套考据的学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那亦即是考据”，这便是义理与考据之结合。而辞章之学与前二者也是相通的，所表达之义理即包含了思想，而思想需通过语言来表达，“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该是辞章”。而在他看来，“义理之学似乎所占地位最高”。〔7〕考据以知识性的挖掘与梳理为重，这点毋庸置疑，但只将其视为一种埋首故纸堆的实证性学问是不恰当的，古人常言述而不作，而事实上，如孔子、郑玄、马融等人之“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算“作”。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广义考据之学其实也是一种阐释学，〔8〕并将中国的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进行比较，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虽然在对经典和方法的重视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内涵和外延、研究的对象和所处之语境等皆有很大差别，不可不加辨析地、泛泛地拿到一起作比。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皆为针对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的考据类文章。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按照皮锡瑞的说法，之所以分今文和古文，首先是因为文字的差异：即今文经用隶书写成，古文经由籀书（大篆）写成〔9〕。隶书通行于汉代，人人皆识得，故谓之“今文”；籀书在当时已非通行文字，故而称之为“古文”。通行的文字应当是人人尽识的，如此方能教初学。许慎《说文·序》中有：“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那么孔子与伏生所藏之书也应当是古文。汉初发现藏书并将之用于教学，必须改为通行的今文，便于传习。故而汉代所立博士皆为今文家。但是古文与今文是相互依存的，即在古文未兴之前，没有另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所谓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也只是就《尚书》的古今文字而言，到了刘歆才开始增置了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左氏春秋》，立为学官。东汉时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通行于世，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与古文经“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10〕。皮锡瑞认为“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厌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11〕。 清代朴学兴起，士人多潜心于文献考据，继承了汉代求实的作风，“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12〕。考据学的方法得到了丰富，文字、音韵、校勘、目录和辑佚等学问也逐渐发展壮大，且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了学科群体。作为文献学重要分支的辨伪之学也在清代达到高潮，并与考据学相互支撑，“辨伪学与科学的考据学相结合，学者们在疑古辨伪中提出问题、论证问题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13〕，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阎若璩是清初学者，梁启超将其归为清初崇尚复古之启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辨伪经，旨在“求真”，而治学直接求之于古经，讲求实证，有利于扫除宋学和晚明王学极端化之蔽。梁先生认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否为《尚书》真本，历来有人怀疑，〔14〕但其流传时间较久，范围较广，且被奉为儒家经典，得到历代帝王的崇尚，学子人人必习，“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所以在此种情况下，一切经文和经义是不可作为学术问题加以讨论的。阎氏的辨伪“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15〕不只是梁启超，姜藩、黄宗羲、纪昀和胡适等学者都对阎氏甚为推崇。
《古文尚书》主要有孔壁中发现的十六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二十五篇两种。梅赜的《古文尚书》逐渐成为较具权威的本子，但历代都有学者质疑其真假，只是没有充足的证据。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对此本古文《尚书》进行了考证，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断定二十五篇及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作。《尚书古文疏证》是伪古文《尚书》的“定案”之作，虽说其后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基本被认为是清代乾嘉学派考据学的成功典范。该书所列各条基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无甚关联，编次先后也看不出条理性，但各条皆有较为具体的证据。黄宗羲称其“取材富，折中当”，“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16〕。阎氏之考据综合运用了比较、归纳、分析和推理等方法，面对所谓之学术公理，大量阅读史料，归纳其中之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和对某些观点的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以其对比较之法的运用为例：如第一条“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是通过篇数的比较来证伪；第三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是根据篇名的比较来证伪；第五条“言古文《武成》见刘歆《三统历》者今异”，是以典籍中之引文与所考之文相比较，以证其伪；第八条“言《左传》载夏日食之礼今误作季秋”，是通过典礼之比较，以证其伪；第三十一条“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是从文句等方面进行比较，以证其伪。〔17〕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虽说阎氏对古文《尚书》之考辨，后来学者多有意见，（古文《尚书》之真伪至今仍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讼案）其治学之精神与方法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
前文已经提到，钱穆所提倡的考据学是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体的，具有宏通之学术视野的考据学。他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共收文四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时代考》皆以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每一时代之学术皆为此一时代之共同精神与学术思潮的反映；学术不只是纯粹的学问，而皆出于时代的需求，是时代之需求决定了新旧学术的兴衰与交替。汉儒治经学，无论治今文经的还是治古文经的，皆与其所处时代相应和，共同融入到该时代之学术整体中去。他指出，清儒自号为“汉学”，并不见得体现了时代的需求，也实少发现汉学的精神，大多只算门户之号召罢了。尤其到了晚清，经今古文学之门户偏见甚为严重。钱宾四先生作《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目的就在于“撤藩篱而破壁垒”，“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18〕，发现古文学术之真相。与以往大多经学专家相比，通史以治经便是他治学之另辟蹊径之处。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提到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出发点：
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其治今文经学者，其先则争左氏与公羊，其次复争三家与毛、郑。其于推寻家法，紬绎坠绪，未为无功。而缒之愈幽，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谓前汉古文诸经，尽出刘歆伪造，此则断断必无之事也。本书第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即对此而发。〔19〕
康有为是今文学家，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提出由刘歆在整理秘阁藏书时发布的古文经传皆非孔门“足本”，都是刘歆为辅助王莽篡政而作的“伪经”，〔20〕清儒推崇的汉学，也是刘歆替王莽之统治寻求舆论支持和合法依据、变乱孔子之道的‘新学’。他认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21〕。康有为对经学历史的研究是附着于其政治诉求之上的，目的先行的迹象较为明显。他认为六经由孔子所作，而孔子之教义的中心在于改制，此种说法显然依据不足，他有此一说是想为维新变法做好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的意向，在于借用原始圣经的权威，以打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这本是龚自珍、魏源至戴望、廖平那些经今文学家的一贯战术”〔22〕。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提到：
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23〕 康有为此论一出，影响甚大，但自晚清到民国，引起争议颇多，“尽管当时即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大力反驳，但双方的争论显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钱穆登上学术舞台之时，这仍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事情”〔24〕，钱穆之《刘向歆父子年谱》则有力地证明了《新学伪经考》的观点不能成立，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的经今古文之争。《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以《汉书》为材料，以史证经，列出了证明康氏之说不可通的二十八条内容，推翻了其在《新学伪经考》中所提出的古文经由刘歆伪造的观点。他疏通证明的方法即是详细列出昭帝元凤二年刘向出生到地皇四年刘歆、王莽死亡这百余年间的经学历史，将政治法度之因革、学术风尚之趋变、各家各派之家法、经学的焦点问题和意见分歧等内容一一呈现，从伪造时间、伪造目的和经书内容等多个方面入手推翻了刘歆伪造诸经的观点。
当代文论界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知识性的梳理与发掘工作，如蒋寅的《清诗话考》和李壮鹰的《诗式校注》。蒋寅的《清诗话考》是一本以清诗话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著作。蒋寅清醒地认识到，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在整个学术研究中之重要地位，而选择清代诗话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尽管清代的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通史中较为重要，且研究清代文论的专著已有多部出版，但“总体上看，有关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仍是很薄弱的，尤其是文献的涉猎相当有限，清诗话被阅读和引用的不到三百种，从资料挖掘的角度来说非但不能说已很充分，甚至连基础性的工作也还欠缺”〔25〕。该书分上、下两篇，主要由目录和提要两部分内容构成。上篇为“清诗话见存书目”与“清诗话待访书目”，前者将其已知的清诗话九百六十七种分为了五类：即以诗话为名之书、不以诗话为名之论诗笔记、专讲诗格诗律之诗法、专门题材之诗话和丛刊、汇纂诗话；后者则收录了五百零四种亡佚不传之书，略存其可寻信息。下篇“清诗话经眼录”模仿《四库提要》体例，录述了笔者所见清诗话四百六十四种之版本、卷数、作者生平、写作时间、主要观点及相关评论等内容。此书为清代诗学和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专题索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而李壮鹰《诗式校注》一书对《诗式》进行了校勘，其以十万卷楼丛书收录的五卷本《诗式》为底本，校之以明崇祯抄本、《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续百川学海》《吟窗杂录》明抄本、《说邪》《历代诗话》《诗学指南》《学海类编》等书，以及宋代以来诸多著作中对《诗式》的称引或撏撦，取材丰富，校勘细致，“《诗式》中所列举的近五百条例句，也分别查阅有关诗集进行了校勘。在校勘过程中，如确证他本为是而底本为误者，依他本改，下出校记；如底本与他本文意皆可通，不改原文，下出校记；如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虽无他本依据，而能确证底本为误者，依文意迳改原文，下出校记”。〔26〕李先生的校勘为《诗式》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用以研读和参照的原始材料。此类研究尚有诸多成功之案例，在此便不再一一列举，总之纯知识的梳理与发掘工作对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为义理和辞章等学问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材料。
总的来看，知识性的挖掘与梳理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为其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此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与孜孜以求的学者们致以敬意，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它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但却不见得一定会受到知识的束缚，且它与阐释等不直接以知识为目的的研究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各有各的价值，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此外，对考据等学问来说，虽然对材料的把握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只局限于材料本身，应该提倡一种较为宏通的学术视野，“这也正是钱穆、徐复观等现代学术名家轻视乾嘉之学的主要原因。钱、徐二人都擅长考据，但他们的考据常常能够将文献材料与对古代政治文化演变大势的把握相印证，故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知识性的研究或实证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话关系，“关键看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研究者不把材料看成是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物，而是把它们理解为包含着人的情感与体验的生命存在，那么对话就形成了。这种态度大约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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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穆. 学籥·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曾国藩〔D〕.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二十四卷，台北：联经出版，19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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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方汉文.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7.
〔9〕《经学历史》第83页注释③有：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造，故名；或称大篆，以别于秦时之小篆。《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说文·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按依此二说，古文当在籀书之前；且与籀书异体，与皮说不合，不知皮式何所依据。张岱年在《汉代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称古文经学所讲的经典是由战国时代六国的文字写成的。
〔10〕皮锡瑞.经学历史〔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83.
〔11〕皮锡瑞.经学历史〔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85.
〔12〕汪启明.考据学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10： 449.
〔13〕汪启明.考据学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10： 363.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有：“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採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
〔16〕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原序〔D〕.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
〔17〕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D〕.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
〔19〕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D〕.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
〔20〕王莽笃信《周礼》，而《周礼》便是刘歆于西汉末年发布的古文经之一，王莽正是根据古文经的精神来建立政权的。
〔2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2.
〔22〕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02.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
〔24〕李帆.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思想〔J〕.史学研究，2005：2.
〔25〕蒋寅.清诗话考·自序〔D〕.见清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2.
〔26〕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前言〔D〕.见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7.
Knowledge’s Excavation and Arrangement i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umanistic Studies： take the Textology of Yan Ruoqu and Qian mu as an example
Yuan 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Knowledge’s excavation and arrangement， an important research way in humanistic studies， is a detailed inquiry and basic work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method， which takes knowledge as a direct object of study， to emphasize its fundamental role. In humanistic Studies， questions closely tell the truth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are equal， without distinguish of value.
Keywords： knowledge； textology； Yan ruo-qu； Qian mu
责任编辑：张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