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一向把文字奉若神明。“苍颉造字，夜有鬼哭”，是上古的例证；“敬惜字纸”，是中古迁延至今的传统。文字的发明，惊天地，泣鬼神，自然是夸张；作为文明传承的载体，“敬惜”它，则是自然。
　　“敬惜”文字的方式有多种，顺乎历史发展的需求，逐步完善是一种最好的“敬惜”。国人真正感觉到方块字需要改变是在1840年前后。那时，西方列强操着中国人听不懂的语言，依靠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坚船利炮，在中国恣意横行。觉醒的知识界发现，“天朝上国”与西方相比，是那样的衰弱。国家之衰弱，系科技落伍，科技落伍则因教育落后，而教育落后的症结又在哪?在于我们的方块字太难普及！
　　与中国的方块字相比，西方是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不但与语言不搭界，且笔画繁难，普及率自然低。有志之士认识到症结所在后，对汉字的反思之风陡然兴起，到五四时期更达到了一个高潮，鲁迅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与鲁迅的义愤相比，大多数知识人所开出的药方是理性的：借助西方的拼音，给汉字注音，减轻学习汉字的繁难，并谋求与世界接轨。1918年11月，在“国语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公布了“注音字母”，这是汉字有史以来第一次改革。五四以后，汉字改革的争论继续，并派生出以赵元任为代表的国语罗马字拼音和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拉丁化两派。结果，拉丁化占先，1931年9月，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伏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崴)召开，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后，拉丁化文字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0天，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便提到议事日程。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的吴玉章，为毛泽东和郭沫若、马叙伦等人所首肯，出面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但1951年，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毛泽东的思路何以改变?新近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揭开了谜底。
　　周有光现年103岁，早年从事经济工作，并关注文字改革。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即被留下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担任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现今依然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他在口述中说：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
　　1952年3月，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5年，周有光参与主持这项工作。经过3年努力，26个字母的拼音方案被确定。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批准《汉语拼音方案》，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被终结。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行50年，《周有光百岁口述》的出版，或许是对此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