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有食指粗，盘成了几圈。灰暗，软软的，无精打采，神情有些委屈、无辜的样子。这是男生宿舍的三楼。我推开窗，探出头，楼下有一道低矮的铁闸门，门外是一条窄窄的人行便道，泥土路，硬硬的，还有些碎石瓦砾。沿着便道走十来米，转个弯就上了公路，上了街。
　　这根绳子主人压根没想到，它会如此脆弱，不堪重负，否则，这个平时头发像刺猬的学生，会在家里找一根更粗更结实的绳子，来完成这次有计划的翻越。
　　这是冬月。周二早上。刚到办公室就有学生张皇进来，报告说刺猬头摔了跟斗，伤得有点重。我赶到教室，他伏在桌上，刺猬样的头发更显凌乱，还沾着稀泥。叫他试着站起来，我看到一张苍白的脸和痛苦的神情。两位同学搀扶着他，他仍痛得龇牙咧嘴。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向学校报告。20分钟后，120急救车来了，把他抬上担架，送去了县医院。
　　向班上的学生了解情况，几位学生你望我，我望你，一副茫然的表情。寝室长说是早上在寝室的楼道口不小心摔的。从他们躲闪的眼睛里，我敏锐地察觉出他们在说谎。
　　再三追问，他们道了实情。早上来上学的走读生发现了趴在离校门不远处、瑟缩成一团、不住地呻吟的刺猬头。几位同学连背带抬把他弄回了教室。
　　可是，他是住校生，怎么会大清早的躺在校外呢？
　　从同寝室同学挤牙膏似的讲述中，脑里大致还原出了事情的经过：按惯例，晚上就寝前值班老师和宿管员要先检查就寝情况，然后熄灯睡觉。熄灯后约半个小时，刺猬头悄悄叫起了同寝的另两个同学。他拿出从家里帶来的绳子，一头拴在窗格子上，推开窗子。他灵巧地掀开活动的顶窗，然后吊着绳子，翻了下去。后面的学生正准备跟下去，却听到绳子断裂和刺猬头重重地摔在地上的声音，吓慌了，作鸟散，悄悄回到各自的铺位睡了。
　　那两位没来得及翻的学生就站在我的面前，低着头，不敢看我。我极力压抑住气愤，看见同学出事了，起码应该赶紧向宿管报告啊，一个二个怎能不管不顾，溜之大吉呢！万一要是没得到及时的救助而出了人命，这个责任谁负？那两人被我说的后果吓住了，满脸的惊恐和不安，只是申辩说：是他约我们的，我们不去，他硬要我们一起去。
　　其实，我也被自己推测和想象的后果吓到了，如果是领导听到我的推测和想象，也可能会尿裤子。前一任校长就是因为在上课时，一个学生从寝室的阳台摔下去，再也没爬起来而被免职调离。学生不知道，每次领导去县上开会，领导的领导首先强调的是安全。每次学校开会，领导首先强调的当然也是安全。只要没出安全责任事故，教师就是合格的教师，校长就是合格的校长。
　　站在走廊上，对面的龙峰山被一层冬雾缭绕。平时，看到的是一座青山，绵延数里，像一条龙脊。刺猬头的家，应该在山的哪棵树旁呢？
　　翻到学生的通讯录，拨通了刺猬头家长的联系电话。接电话的是刺猬头的爷爷。电话里，他不大听得清，我尽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叫他马上到学校来一趟。他说家里没人，事情又多，没得空。我只好说比较严重，已叫救护车送到县医院去了，需要家长去护理。
　　在等他爷爷的时间里，我叫当事的几位学生拿来笔和纸，把事情的结果写清楚，写翔实，署上本人的名字、日期。这些笔录，将来或许会成为学校管理不负主要责任、老师不负主要责任的证据。学校领导已来了电话，说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股骨头断裂。起码要住院两周。
　　学生偷着翻学校的围墙出去，通常去街上的游戏厅，上网、打游戏。
　　正在上课，教室门“嘭”地被推开了。一个老人，突兀地走了进来，叫了声“老师”，声音响亮，有点像平地惊雷。学生的目光，全聚在了他的身上。他背个背篓，佝偻着背，皮鞋上粘着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给他倒了杯开水，叫他等一会儿。离下课还有差不多十分钟，我又返回教室。这是上课时间，是我上课的时间。这个时间里，教室就是我的阵地，我必须守在阵地上。阵地在，人就在。只要人在，阵地有风吹草动，甚至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地震雪崩，也可以卸脱我的不少责任。
　　刺猬头读了一年多的书，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家长”。每期都要开一次家长会，但他的家长都没来。其实，初一时，就发现这个刺猬头有些异常。星期一上课，他总是趴在桌上睡觉。问他原因，他总说，在家里没睡好。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趁他睡得正熟时，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提到办公室。正在训斥时，他眼泪突然夺眶而出，高声申辩说，我怎睡得着嘛？我怕！原来，他的爸妈都外出打工，长年不在家，偌大的房子，就他一个住。他晚上睡觉害怕，常常睡不着。爷爷奶奶跟着伯伯过。好在两家挨着，平时就爷爷伯伯们照看，也在伯伯家吃饭。
　　我拿出绳子。老人看见绳子，就开始骂刺猬头。我劝住了他，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我尽量拿捏好说话的轻重，既要让对方觉得，事情全是孩子的错，不怪学校、老师，又要表现出学校、老师对这事的重视、关心。这是说话的技术，也是艺术，更是对一个教师的职业智商的检验。这个在医院里的刺猬头，此时是个烫手的山芋。我要尽快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给眼前这位老人。你赶快去医院看看情况。我和颜悦色地对老人说。我担心他说他没带钱，没有钱。担心他说他忙，田里地里的活要做，要喂猪喂牛，不能去医院照顾。更担心他说，事情是在学校出的，而且孩子的父母没在家，他不管，也管不着。
　　果然，他使劲吸了两口自己卷的叶烟，烟灰掉在办公桌的本子上。那灰，是死灰，已不会复燃。他说，孩子几岁就被父母扔在家里。我当爷爷的也不知道这孩子整天想什么。平时想管也管不了。幸好，他没再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说。他象征性地摸摸口袋，说家里没那么多钱。我推心置腹地说，学校已垫了入院费，而且，有保险。出院后拿票据来找我，我们帮你去报住院费用。他没再说什么，起身，提背篓，抖着白胡子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三天后，我提了水果去医院。推开门，刺猬头斜靠在病床上，一只脚打着石膏，手里正玩着手机，神奇专注而陶醉。见到我，不舍地把手机放在枕边。他的爷爷坐在旁边，见到我，感激地站了起来。我问，痛吗？他想伸脚证明，但石膏裹着的腿太沉重。尖锐的疼痛使他又龇牙咧嘴，看上去像根扭曲的绳子。他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从医生处得知，这个学期，他回不了学校，当然也不能坐在教室里了。我拿出绳子，递给刺猬头，说，还给你。你留着作个纪念。
　　绳子的断裂处，我绾了个结。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