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春天，那是“文革”后第一个春天，忽得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要从北京来天津见我和李定兴，李定兴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的合作者。我听了发懵，甚至弄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年头，我从没碰过好事，全是坏事。有两件还是天塌下来一般的大坏事。一次是1966年那场全社会的十二级政治大地震——“文化大革命”，我家被抄得一贫如洗，又被扫地出门；一次是1976年又一场土地爷闹的大革命——唐山大地震，邻居的烟囱砸垮我的屋顶，楼梯也掉下去了，我抱着儿子，一家人死里逃生跑出来，身上只有背心裤衩。就这样，还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
　　再说，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换块牌子就是国家文学出版社。我读过的中外名著和文学经典差不多都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名，它能瞧上我们这两个从未沾过“出版”边儿的在野的人物？
　　文学原本并不是我的理想，我从小的梦是绘画。我只是在“文革”前从事宋元山水摹古时，着迷一般地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与诗歌，但都是历史经典，与当代文学不沾边；自己偶尔写点小文章发在小报小刊上，也一概都是艺术随笔之类；在写作这片世界里，我最多是边地生出的一根随处可见的野草。
　　上世纪60年代末，几个画画的朋友拉我去为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写脚本，与资深的文字编辑李定兴结识为友，闲话时聊起了都感兴趣的义和团。天津曾是义和团翻天覆地的中心，当时相距义和团事件不过60多年，一些亲历者还活着，义和团那股子气儿还热乎乎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俩决定用小说方式写写义和团，经过几年努力，写成之后已到了“文革”终结的1976年。这年大地震，我家房倒屋塌，这书稿是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地震后，我们就把稿子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果说心里抱着什么希望——那只是在寄出去之前还有一点，寄出之后便没根了，一片空茫，好像没写这东西一样。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来人的消息——正是在这一片空白中出现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事真是有模有样有板有眼，这种事我从没经过。他们先在京津和哈尔滨三地召开座谈会，把我们《义和拳》的打印本发给与会者，请他们提意见；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除去专业人士，要有一定比重的工农兵文学读者，他们的意见对这部书稿能否出版起关键作用。这是“文革”时期出版社通常釆取的做法，在古今中外也只有当时的中国才有。据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就是专为听意见来天津的，也为见见我们两位作者。这位领导叫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
　　由于我不曾涉足文坛，没听说过韦君宜的大名，乃至那天她走后也没记住这个生疏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姓有点特别。
　　这个征求意见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一手操办。开会的地方是借一家工厂工会很简易的小会议室，二十来人围一张桌子，一多半人抽烟，桌子上两个暖壶一堆玻璃杯，有的人还在翻看书稿，进屋时都抬头打量我们，我很不自在。李景峰是一位30多岁、皮肤有点苍白、和善又勤快的男人，东北口音，后来做了我们的二审编辑。会前他把我们介绍给韦君宜，一位矮小、瘦弱、不起眼、50多岁的女人，尽管她没有领导派头，我却挺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可是韦君宜好像也紧张，话不多，很少看我一眼。只记得坐在那里等着开会的时候，问我是否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是“文革”期间惟一可以出版的历史小说了。我说我读过，还说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老舍的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文学，她小小又圆圆的眼睛在镜片后边闪了闪亮。
　　会上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好像好话多，座谈会的气氛很好。散会后韦君宜有点高兴，她说你们小说的基础不错，但距离能够出版还很远，最好住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可以得到编辑的帮助。
　　李定兴是天津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组的组长，不能请长假，决定由我去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修改的计划两人一起定。韦君宜对李景峰说：“那你去给冯骥才办组织借调吧。”
　　借调写作——现在绝没有这种写作方式了。
　　由于“文革”时期把所有作家全部打倒，文坛空荡荡，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终究难撑国人的文学阅读。但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出版社没有稿源，于是就从一些无名的业余作者中发现有希望的苗子，这些苗子都没有写作经验，便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担负，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但是对于渴望文学的人，能被相中选中并脱产写东西，便是无上的幸运了。当时出版没有稿费，写作也算是一种“政治任务”，所以要通过组织来借调。这对于我，是不是一种“好运临头”或潜在的命运的改变？尽管当时还看不见任何的前途。
　　随后，我送韦君宜和李景峰去车站回北京。那时没有出租车，我们乘公共汽车，车上人多，找不到座位，只好让这位矮我两头的长辈一直挤在我身边。一路上我左顾右盼想给她找个座位，待有人起身空出座位，我们也到站了。人家老远的跑来一趟，按礼节我应请她吃点什么，可那时兜里发窘，只好引他们到劝业场后边去吃那种纯粹本地老百姓的饭食“锅巴菜”—— 一种带卤汁的绿豆煎饼条。这种大众的小吃店要先买竹制的饭牌，然后排队凭牌去拿饭。这天人多，座椅少，人们都是先找一个空凳子，拎着凳子排队取饭，韦君宜不懂这里的俗规，见有个空座位就坐上去，不想这座位有主儿，人家去拿筷子，桌上还放一碗刚取来冒着热气儿的锅巴菜，一见韦君宜占了座位，便大吼大叫。这主儿一看就是个悍妇，长相蛮横，人也厉害，韦君宜慌忙站起来躲开，她还不依不饶，将韦君宜吓得吃惊地张着嘴。我忙上去又道歉又解释，那女人嘴里依旧不干不净地叨叨。
　　待我给韦君宜找来凳子，取来吃的，她吃了半碗就吃不下去了。不知是不爱吃还是给吓的。我一直送他们上了火车，她也没怎么多说话。
　　回来之后我就犯起嘀咕，我想我把事弄砸了，干嘛不请他们去个小馆吃两个炒菜？这一来说不定把人家得罪了，借调写作的事可就泡汤了。万万没想到一周后李景峰把电话打到我所在的单位，用他那种带着东北腔的高调的嗓门在话筒里说：“我们领导挺欣赏你，催我去你的单位办借调，我明儿就去天津。”
　　这社领导居然没生气，她这么好，我喜出望外，立即准备赴京。我拿到的地址是：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