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12日，出席“上海台湾人大会”后不久，张我军北上北京，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夜间部补习班学习，期间结识罗文淑女士，激发爱慕之情。张我军将浓烈的感情诉诸文字，受大陆新文学的影响，以白话诗写作开启自己的新文学之路，从1924年3月至1925年春，先后创作新诗12篇共计55首，于1925年12月，以《乱都之恋》结集在台北出版。诗集既是张我军青年情怀的自曝，也是台湾第一部白话诗诗集和爱情诗诗集，张我军以文学实践辅应理论建设，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
　　据何标先生在《喜迎〈乱都之恋〉归来》中的描述，“诗集的原版本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正文计五十六页。素雅的浅红封面上印有 抒情诗集 乱都之恋 张我军作 一九二六年 字样”。1987年，由大陆辽宁大学出版社新版面世时，宽12cm，长19cm，正文计36页，并在附录一中增录了《弱者的悲鸣》（1925年7月19日）、《孙中山先生吊词》（1925年3月24日）两首诗和论文《诗体的解放》。在台海出版社《张我军全集》（增订版）中，该诗集部分所占篇幅更只有24页。
　　近9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貌似“小集”的诗集，岁月的风霜未能腐蚀她真挚的品格，政治生态的变化未能扭曲她抗争的精神，依然能感受彼时两地自由恋爱的真实与可贵、体会为自由而付出的“泪痕和血迹”、印证青年张我军新文学（新诗）的理论主张、观察台湾白话诗在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热烈的人间性”
　　在《〈乱都之恋〉诗集序文》中，张我军说，“我欲把我的神圣的泪痕和血迹，献给满天下有热烈的人间性的青年男女们”！这里的“人间性”指向人生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在浪漫主义引领下筑建的“恋爱”的人生；其二是在现实碰触下创造的“泪和血”的人生，浪漫与现实的双重性统一于人间性，《乱都之恋》高扬的是在现实中奋进的浪漫主义之歌。
　　新文学运动以来，歌颂自由恋爱的文学作品蔚然成风，《乱都之恋》在表达爱情之思的同时杂糅了游子的故土之思、亲友之思，也糅合了动乱时代下无所依傍的年轻人的前途之思、生命之思。作为诗集开篇的《沉寂》，开宗明义将爱情之思与故土之思合而述之，点明游子相思的双重性。《烦闷》和《秋风又起了》一再回应作者坎坷的经历和复杂的情感，1921年，张我军随林木土到厦门协助创设新高银行支店，翌年父亲逝世，1923年支店关闭，张我军将短暂来厦门居住的母亲送回台湾后，只身前往上海，1924年北上北京。三年之中，时移世易，丧父之痛、寡母之思夹杂病中倍增的前程之思，使得爱情之思益发驳杂、深切。《前途》和《危难的前途》写于张我军为生计考量即将返台之际，现实之黑暗、前途之不可知，使爱情之思分外沉重。《乱都之恋》是种种浓烈的情感沿着爱情这一切口混将迸发出来的结果，也是爱情统领下歌唱的生命之歌。
　　1925年1月，已从北京回到台北板桥的张我军写下《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高呼“恋爱是结婚的唯一条件”；5月，张我军赴京携罗文淑回台；7月，写下《至上最高道德——恋爱》，直陈恋爱是“不良老年辈”和“不良少年辈”梦想不到的心境。爱情引领两人从私己走向社会、从柔情走向现实中的战斗、从爱情走向更宽广的个体解放，发乎性情而由身体践行之，憎恶黑暗而由身体抗击之，向往光明而由身体迎接之，“热烈的人间性”是《乱都之恋》历经时代变迁而依然动人的品格。
　　时间观的演绎
　　草创期的台湾白话诗，常为论者以“真挚的感情”、“充实的内容”、“通晓的语言”等话语概而论之，重读《乱都之恋》，却能体会到张我军在新诗表现上的不断思考与实践，其探索之心不可没。
　　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特异性的书写可以增强情感表达的力度，月白之夜、午夜梦回之时、春意盎然之际等常常是相思对应的时间节点，诗集中《沉寂》、《对月狂歌》、《烦闷》、《危难的前途》等诸诗均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如《沉寂》中写“更深夜静之后，对着月亮儿兴叹！”，《危难的前途》中写“一梦醒来，枕布和袖口怪湿着”，《春意》中写“为何到此，我的心潮便高涨？这就是春意吗？”
　　与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特异性相较，两者的差异性更能凸显相思的求之不得和求不得。《烦闷》一诗中，作者由时间的特异性写起，“每到黄昏/月明时，我的心儿便在狂跳、凄酸”，再进一步具化特异性的原因——屋后的老树在黄昏时带来故乡的消息/屋角的月姐在月明时带来爱人的消息；此后作者没有再落窠臼，使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之间出现裂痕——太阳西沉，老树掩去/乌云密布，月姐藏踪——物理时间在继续，而心理时间仍停留在倾听消息、无以解忧的当时，两者的差异性突出了心理时间的延宕。
　　借由时间的线性特征，由逐渐逼近的物理时间自然催发，加重情感的力度和强度，在《无情的雨》中有完整的诠释。《无情的雨》写约会当天24小时内的天气变化，由夜半之雨到雨歇云布，由白日续起的豪雨终至傍晚时的停歇，随着约会时间的逐渐逼近，作者心绪万端，或柔肠刺断、或心生希望、或徒增烦恼，十首小诗组成的这首新诗，不仅没有顺次叙述带来的烦赘之感，反而因应时间的自然作用，在读者心中投射出与作者类似的心绪。
　　将过去与现在并置，或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并置，过去之事不可追、现在之事不可诉、未来之事不可测，《游中央公园杂诗》、《乱都之恋》、《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等诗借由时间并置产生对照、产生阅读的距离，不仅增强了相思之苦与乐，也跳脱出爱情的天地而指向爱情背后的社会现实，更指涉对时间、生命本质的叩问。《乱都之恋》是诗集中最长的一首（15首），由返台途中的现在思及往日的快乐，再返回现在而及未来的思虑，未来之不可测，不仅在感情发展的不可测，更在社会现实的不可测。该诗第十首写“秋柳何须怨春风”，用意在强调相对自然的有常，人世往往无常；人世无常却要在其上堆砌有常，张我军在爱情书写中融入了个体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作出了种种揣度与试探。
　　新诗理论的实践与浪漫主义
　　与《乱都之恋》创作同时，张我军对台湾新文学尤其是新诗进行理论建构，第一篇有关新文学的论述《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写于1924年4月6日，在其第一首新诗《沉寂》创作十天之后；第二篇论述《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写于1924年9月，与《烦闷》、《秋风又起》等诗同期；其他重要论述，如《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诗体的解放》等都与《乱都之恋》新诗创作颃颉，可以说张我军新诗创作实践了其新诗理论，新诗理论又规范了新诗创作，两者辅成，凸显了《乱都之恋》在新诗理论内容、形式和语言一体三面的实践性。
　　“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是张我军针对台湾旧文学和日本殖民者同化政策提出的台湾语言改造主张，与之相应，他用纯正的白话文书写《乱都之恋》，使之成为诗集鲜明的语言特色。大陆学者武治纯指出，“完全采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普通话写作，文学语言清新、活泼、明畅、通俗，适应了台湾文学语言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有利于全国各地人民阅读，有利反映出他的创作主导思想中的革新意识和现代意识”。但与此同时，张我军使用“土话”、“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等措辞贬低台语地位而论证“统一于中国语”的必要性，也招致诸多非议。
　　来大陆之前张我军在台生活19年，在多个行业辗转工作过，不会不了解当时台湾人掌握白话文的程度，也不会不了解台湾话入白话文的现实，他的激进的论述首先根源于他对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源流关系的判断和反抗同化政策、体认祖国的政治文化指向，也受到在北京接受新文学的影响，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在浪漫主义的催动。
　　张我军曾说，“浪漫主义本来是对于古典主义反动而起破坏的艺术，是将昔日的文艺破坏而建立新的……具着为一切近代文学的基础的性质”，可见其对浪漫主义评价之高。再结合他的创作实绩来看，1925年12月《〈乱都之恋〉诗集序文》之后，张我军再无新诗，也再无关于台湾语言改造的言论；与此相对的却是多年后他对台湾话语的再审视，如写于1948年10月的《山歌十首》，撷取十首客家话采茶歌一一解读、品赏，表现他对“富于诗意内容的感奋”和“用文字写下来的野心”。这个饶有兴趣的对照，也可以印证1924年至1925年张我军在最富浪漫激情阶段的创作与理论主张，不仅是“中国民族主义色彩文学观”的表现，也是浪漫主义色彩文学观的表现。
　　不少论者对张我军短暂的新诗创作表示遗憾，然而张我军能在其感情最充沛的阶段“情动于中，而形诸言”，并借此实践其理论主张，却也是可幸可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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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我军（1902—1955）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24年始他在《台湾民报》发表多篇文章，抨击台湾旧文学，引介大陆新文学，引发台湾新旧文学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基础。在理论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新文学创作，发表有《乱都之恋》诗集和《买彩票》等数篇短篇小说。在张我军诞辰110周年之际，台海出版社出版《张我军全集》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