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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是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它关系到扩大消费、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保障民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我国已经确立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公务员实施分级分类工资分配制度,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企业实施“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共决、政府监控指导”的工资分配原则。
这当中涉及到社会利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方方面面。我国大多数劳动者的初次分配是由市场调节和企业分配决定的,正因此,导致最近几年的改革产生了工资分配不公平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企业内部分配不公平
职工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个人和单位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许多企业负责人与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大大超过企业的职工,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存在导致大量权力寻租现象存在。
二、行业之间分配不公平
在前几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20个行业中,大部分是垄断行业,如航空运输业、烟草制品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银行业等。最高20个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均值为3.588万元,为最低20个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均值1.135万的3.15倍。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
三、市场调节工资失灵
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缺乏保护,特别是
在广大的民营企业中。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使得许多企业通过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来获得利润,造成劳动者的工资过低。最近几年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再一次说明政府缺乏对初次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平。
2009年,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资金一方面惠及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能够以其为客户的私人老板,另一方面也确实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和城市蓝领工人的短期就业,但对于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却没什么效果。
由于政府释放的大量流动性资金导致资产价格飙升,那些从政府刺激计划中获得了大量资金的国企和相当一部分私人老板,纷纷将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并在短期内获得了很高收益,因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反而呈加速扩大趋势。
一个良好的市场,应该是企业的经济增长与工人的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生产、消费、发展产生良好的循环。可是,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明显偏低,很多地方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
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第18次集体学习,提出了要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这是一个极强有力的信号。
那么,怎样给老百姓加工资?
一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者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合理确定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一方面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收入分配的产权约束,使职工工资水平与企业利润接轨;另一方面是制定规范办法,对劳动力市场价位采取浮动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目前大力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很重要。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也有这个财力。如去年广州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比较大,前11个月,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34.24亿元,同比增收81.06亿元,增长14.65%。地方财政收入能做到大增长,居民收入为何却不能实现?显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重视不够,决心不强,措施不硬。实际上,只要下决心、动真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倍增计划还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依靠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2009年,国家发改委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实际情况看,计划显然落空,主要是因为2009年很多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经营效益明显下降,所以对工资增长幅度相应作了一定幅度的下调。
因此,我国需要建立收入分配领域宏观调控机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保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我国已经确立了公共财政,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然最近几年不断增长,但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约30%,而西方国家大都在60%。从目前情况看,我国需要加快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资增长基金和支付保障基金,大力提高民生支出比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缩小城乡劳动者收入差别。
工资涉及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要使改革获得成功,关键是要广泛征求劳动者的意见。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工资分配改革应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只有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均衡兼顾到各个群体的权益,才能起到预期的调整收入差异、振兴经济发展的效用。
这当中涉及到社会利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方方面面。我国大多数劳动者的初次分配是由市场调节和企业分配决定的,正因此,导致最近几年的改革产生了工资分配不公平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企业内部分配不公平
职工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个人和单位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许多企业负责人与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大大超过企业的职工,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存在导致大量权力寻租现象存在。
二、行业之间分配不公平
在前几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20个行业中,大部分是垄断行业,如航空运输业、烟草制品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银行业等。最高20个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均值为3.588万元,为最低20个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均值1.135万的3.15倍。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
三、市场调节工资失灵
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缺乏保护,特别是
在广大的民营企业中。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使得许多企业通过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来获得利润,造成劳动者的工资过低。最近几年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再一次说明政府缺乏对初次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平。
2009年,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资金一方面惠及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能够以其为客户的私人老板,另一方面也确实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和城市蓝领工人的短期就业,但对于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却没什么效果。
由于政府释放的大量流动性资金导致资产价格飙升,那些从政府刺激计划中获得了大量资金的国企和相当一部分私人老板,纷纷将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并在短期内获得了很高收益,因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反而呈加速扩大趋势。
一个良好的市场,应该是企业的经济增长与工人的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生产、消费、发展产生良好的循环。可是,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明显偏低,很多地方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
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第18次集体学习,提出了要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这是一个极强有力的信号。
那么,怎样给老百姓加工资?
一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者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合理确定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一方面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收入分配的产权约束,使职工工资水平与企业利润接轨;另一方面是制定规范办法,对劳动力市场价位采取浮动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目前大力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很重要。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也有这个财力。如去年广州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比较大,前11个月,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34.24亿元,同比增收81.06亿元,增长14.65%。地方财政收入能做到大增长,居民收入为何却不能实现?显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重视不够,决心不强,措施不硬。实际上,只要下决心、动真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倍增计划还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依靠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2009年,国家发改委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实际情况看,计划显然落空,主要是因为2009年很多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经营效益明显下降,所以对工资增长幅度相应作了一定幅度的下调。
因此,我国需要建立收入分配领域宏观调控机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保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我国已经确立了公共财政,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然最近几年不断增长,但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约30%,而西方国家大都在60%。从目前情况看,我国需要加快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资增长基金和支付保障基金,大力提高民生支出比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缩小城乡劳动者收入差别。
工资涉及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要使改革获得成功,关键是要广泛征求劳动者的意见。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工资分配改革应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只有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均衡兼顾到各个群体的权益,才能起到预期的调整收入差异、振兴经济发展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