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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2012年看，推动经济增长有四大有利因素：一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二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谋划的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进入开工建设阶段，这将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比如2011年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和2012年再开工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还有，各地为了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城镇化，所规划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将相继开工，这些都将对2012年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规划及其支持政策陆续出台，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在有关规划和支持政策的推动下，各级政府会积极发展战略性产业，为经济增长添加新动力；三是在区域产业梯级转移作用下，中西部地区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加快，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四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效应进一步显现，有利于经济增长。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调高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1个省市区再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全国各地纷纷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标准；2011年9月1日还调整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由此使纳税人少交1600亿个人所得税；还有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都有利于从降低消费成本和提高购买能力两方面刺激消费。
但是，2012年国内外环境变化还存在着几个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减弱，发达国家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加，我国的外需增长环境将会恶化。一方面，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和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压力下，发达国家政府公共需求萎缩，政府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导致私人需求不足。公共需求萎缩和私人需求不足，都会进一步减弱外部需求。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在美欧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替代效应。因此，在对我国的需求萎缩和供给替代压力下，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二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2010年2月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上调利率，另外加上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货币掉期等金融措施，已使货币供给环境由过去的适度宽松转向从紧。这使得向上的经济增长遇到了货币笼头的约束。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6月8日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同年6月26日央行又在公开市场开展的950亿元的逆回购，这些都是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开始。今后，如果货币政策不继续转向宽松，我国经济增长幅度仍可能会继续下行。
三是继续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通过投资和需求两方面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自2010年1月以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以说这些政策已明显见效，2011年9、10月份全国70个城市商品房交易连续量价双降。为了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国务院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各地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继续严格实行政策。可以预见2012年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延续，限购政策短期内不会取消。因此，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增长将会继续受到制约，由此将使经济增速放缓。
四是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抑制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将制约粗放型经济增长。2011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并对各地、各行业下达了任务分解目标。可以预见，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2012年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势必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由此经济运行中粗放型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会低于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缓慢回落，社会消费品保持平稳增长，出口增长幅度可能会明显下滑，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在8～9%之间。2012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也是在高位缓慢回落，不会出现硬着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经济体。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宏观调控一松经济就过热和通货膨胀；而欧美日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经济停滞和萎缩。因此，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下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反应过度。
二、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经营困难明显加大。进入2011年以来，在货币连续紧缩情况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条开始断裂，加之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提高，造成企业利润增长持续回落，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甚至有些企业还被迫关闭停产。当前，企业发展环境恶化主要是由宏观政策环境造成的。2008年以来，我国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了扩张型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大幅度增加贷款，当时大量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较少。而2010年2月后，为了防治通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在信贷收缩方面形成了对大小、国有与民营一刀切的效应。这种“放”对国企、大企业有利、“收”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不利，正是当前企业发展环境变化的真实反映。
第二，地方债务和资金体外套利，导致金融风险在上升。根据审计署摸底，到2010年底全国地方债务高达10.7万亿元，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占46.38%。对这些债务的偿还，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寄希望于非预算收入，特别是由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收入。但是，当前以及今后土地流拍、房地产“双降”必然使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减少，偿还债务能力降低，由此将使地方债务矛盾暴露，风险增加。另一方面，2011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甚至四大银行还出现负增长。在货币紧缩背景下出现如此现象，表明大量资金脱离金融监管进行体制外套利活动。一些银行资金通过理财、信托投资等形式流向民间，一些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后大量贷给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展套利，一些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和民间金融也利用货币紧缩环境大肆筹资并高息放贷。这些脱离正规渠道监管的金融活动蕴藏着很大的风险。 第三，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不可控因素较多。尽管从2011年7月CPI冲顶后连续回落，但刺激价格上涨的不可控因素仍然较多。首先，2008年以来货币超经济发行形成的流动性过剩，给经济增长排放了过多的潜在刺激因素，短期内要消除这些因素还有很多困难。2002年以来，我国M2/GDP比例关系一直很高，而且还迅速上升，在2002～2008年间，二者比例保持在150～160%，从2009年到2011年，该比例由179%上升到192%，而目前日本的M2/GDP比例关系是163%，欧元区为111%，美国为68%。显然，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还比较大。其次，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美联储在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又宣布延长4000亿美元的国债期限；同时，欧洲领导人为了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扩大到1万亿欧元。美国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EFSF扩容，都会使金融市场形成大量流动性，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国内物价，加剧通货膨胀。再次，劳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和基础商品价格上调，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将继续存在。2010年我国有31个省市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1个省市区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都会给物价上涨形成压力。
第四，以征地、拆迁、污染、食品安全、维权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矛盾增加，影响经济发展。近两年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社会矛盾事件有上升的趋势。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我国在经济结构加快转型中社会矛盾有加剧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都构成严重威胁。
三、主要应对措施
第一，要认真总结政府干预经济周期运行的经验教训，实行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我们发现2007年以来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最大的时期之一，在16个季度里我国经济增长率先是下降后是上升尔后又下降。为什么在短短4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如此波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周期作用，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在短期内实行强度紧缩和强度刺激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应该充分肯定的是，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我们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技巧、节奏、力度把握上还需要改进和完善。今后在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上，要科学把握节奏，合理掌控力度，慎重运用组合政策。
第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转向，由实际上的从紧货币政策调整为中性货币政策。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走势看，我以为应该改变目前的宏观政策组合，在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的同时，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国内通胀与房价下行，制造业PMI进入收缩区，也给宏观政策转型创造了条件。考虑到2012年外汇占款增速减缓因素，建议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2可适度提高，贷款投放也要相应增加。2012年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相机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
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防治资金体外套利行为。一是建议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国家每年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贴息支持中小企业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二是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范围，解决农村企业和农民贷款难。三是研究探索民间金融发展和监管办法，促进民间金融发展阳光化、法制化。四是初步推进资金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考虑首先扩大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五是组织专门力量清理整顿地方债务，研究出治本的办法，杜绝地方债务风险发生。六是为了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矛盾，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一方面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另一方面研究在香港、伦敦、东京甚至纽约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可行性。
第四，要高度重视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应从法律和行政赋权上限制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利与资本结合，政府应该坚决站在公正立场上解决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教育城乡居民学会依法维权，避免采取过激行为。还有，从现在起就应着手解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事权过大的矛盾，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使地方政府的财事权能相匹配，约束地方政府“借地”、“借房”生财和为资本护航的行为。
从2012年看，推动经济增长有四大有利因素：一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二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谋划的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进入开工建设阶段，这将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比如2011年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和2012年再开工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还有，各地为了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城镇化，所规划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将相继开工，这些都将对2012年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规划及其支持政策陆续出台，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在有关规划和支持政策的推动下，各级政府会积极发展战略性产业，为经济增长添加新动力；三是在区域产业梯级转移作用下，中西部地区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加快，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四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效应进一步显现，有利于经济增长。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调高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1个省市区再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全国各地纷纷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标准；2011年9月1日还调整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由此使纳税人少交1600亿个人所得税；还有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都有利于从降低消费成本和提高购买能力两方面刺激消费。
但是，2012年国内外环境变化还存在着几个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减弱，发达国家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加，我国的外需增长环境将会恶化。一方面，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和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压力下，发达国家政府公共需求萎缩，政府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导致私人需求不足。公共需求萎缩和私人需求不足，都会进一步减弱外部需求。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在美欧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替代效应。因此，在对我国的需求萎缩和供给替代压力下，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二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2010年2月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上调利率，另外加上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货币掉期等金融措施，已使货币供给环境由过去的适度宽松转向从紧。这使得向上的经济增长遇到了货币笼头的约束。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6月8日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同年6月26日央行又在公开市场开展的950亿元的逆回购，这些都是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开始。今后，如果货币政策不继续转向宽松，我国经济增长幅度仍可能会继续下行。
三是继续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通过投资和需求两方面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自2010年1月以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以说这些政策已明显见效，2011年9、10月份全国70个城市商品房交易连续量价双降。为了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国务院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各地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继续严格实行政策。可以预见2012年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延续，限购政策短期内不会取消。因此，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增长将会继续受到制约，由此将使经济增速放缓。
四是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抑制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将制约粗放型经济增长。2011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并对各地、各行业下达了任务分解目标。可以预见，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2012年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势必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由此经济运行中粗放型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会低于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缓慢回落，社会消费品保持平稳增长，出口增长幅度可能会明显下滑，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在8～9%之间。2012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也是在高位缓慢回落，不会出现硬着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经济体。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宏观调控一松经济就过热和通货膨胀；而欧美日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经济停滞和萎缩。因此，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下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反应过度。
二、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经营困难明显加大。进入2011年以来，在货币连续紧缩情况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条开始断裂，加之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提高，造成企业利润增长持续回落，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甚至有些企业还被迫关闭停产。当前，企业发展环境恶化主要是由宏观政策环境造成的。2008年以来，我国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了扩张型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大幅度增加贷款，当时大量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较少。而2010年2月后，为了防治通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在信贷收缩方面形成了对大小、国有与民营一刀切的效应。这种“放”对国企、大企业有利、“收”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不利，正是当前企业发展环境变化的真实反映。
第二，地方债务和资金体外套利，导致金融风险在上升。根据审计署摸底，到2010年底全国地方债务高达10.7万亿元，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占46.38%。对这些债务的偿还，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寄希望于非预算收入，特别是由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收入。但是，当前以及今后土地流拍、房地产“双降”必然使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减少，偿还债务能力降低，由此将使地方债务矛盾暴露，风险增加。另一方面，2011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甚至四大银行还出现负增长。在货币紧缩背景下出现如此现象，表明大量资金脱离金融监管进行体制外套利活动。一些银行资金通过理财、信托投资等形式流向民间，一些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后大量贷给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展套利，一些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和民间金融也利用货币紧缩环境大肆筹资并高息放贷。这些脱离正规渠道监管的金融活动蕴藏着很大的风险。 第三，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不可控因素较多。尽管从2011年7月CPI冲顶后连续回落，但刺激价格上涨的不可控因素仍然较多。首先，2008年以来货币超经济发行形成的流动性过剩，给经济增长排放了过多的潜在刺激因素，短期内要消除这些因素还有很多困难。2002年以来，我国M2/GDP比例关系一直很高，而且还迅速上升，在2002～2008年间，二者比例保持在150～160%，从2009年到2011年，该比例由179%上升到192%，而目前日本的M2/GDP比例关系是163%，欧元区为111%，美国为68%。显然，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还比较大。其次，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美联储在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又宣布延长4000亿美元的国债期限；同时，欧洲领导人为了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扩大到1万亿欧元。美国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EFSF扩容，都会使金融市场形成大量流动性，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国内物价，加剧通货膨胀。再次，劳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和基础商品价格上调，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将继续存在。2010年我国有31个省市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1个省市区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都会给物价上涨形成压力。
第四，以征地、拆迁、污染、食品安全、维权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矛盾增加，影响经济发展。近两年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社会矛盾事件有上升的趋势。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我国在经济结构加快转型中社会矛盾有加剧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都构成严重威胁。
三、主要应对措施
第一，要认真总结政府干预经济周期运行的经验教训，实行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我们发现2007年以来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最大的时期之一，在16个季度里我国经济增长率先是下降后是上升尔后又下降。为什么在短短4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如此波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周期作用，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在短期内实行强度紧缩和强度刺激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应该充分肯定的是，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我们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技巧、节奏、力度把握上还需要改进和完善。今后在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上，要科学把握节奏，合理掌控力度，慎重运用组合政策。
第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转向，由实际上的从紧货币政策调整为中性货币政策。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走势看，我以为应该改变目前的宏观政策组合，在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的同时，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国内通胀与房价下行，制造业PMI进入收缩区，也给宏观政策转型创造了条件。考虑到2012年外汇占款增速减缓因素，建议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2可适度提高，贷款投放也要相应增加。2012年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相机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
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防治资金体外套利行为。一是建议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国家每年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贴息支持中小企业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二是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范围，解决农村企业和农民贷款难。三是研究探索民间金融发展和监管办法，促进民间金融发展阳光化、法制化。四是初步推进资金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考虑首先扩大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五是组织专门力量清理整顿地方债务，研究出治本的办法，杜绝地方债务风险发生。六是为了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矛盾，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一方面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另一方面研究在香港、伦敦、东京甚至纽约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可行性。
第四，要高度重视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应从法律和行政赋权上限制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利与资本结合，政府应该坚决站在公正立场上解决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教育城乡居民学会依法维权，避免采取过激行为。还有，从现在起就应着手解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事权过大的矛盾，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使地方政府的财事权能相匹配，约束地方政府“借地”、“借房”生财和为资本护航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