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来看，家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是生老病死的发生地，见证着家族的悲欢离合、荣辱兴衰。然而在当下的西方社会，家庭的核心地位已被大大弱化。现在，几乎没人会选择在家里生孩子，而死亡也基本上多发生在亲人无法太直接参与的医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承担着人们死亡的医疗机构有时也被病人称为“家”。“家”的概念就这样从家庭扩展到了机构层面。
　　德国摄影师丹尼尔·舒曼（Daniel Schumann）的多部作品都与“家”有关，拍摄形式多是个人或家庭的肖像。他在每个系列里选取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主题，比如他拍摄了临终关怀机构“老人之家”，重新发掘了自己的家族史，聚焦患病儿童给家庭带来的变化，关注开放而尊重多样化的社区避难所等。他的作品温情、感性，似乎在鼓励拍摄对象、观众和摄影师之间来一场私人对话。他的作品也有一种悲悯情怀，给予人类缺陷以同情，不管拍摄对象身处何种境遇，都依然有尊严感。
　　丹尼尔·舒曼毕业于德国富克旺艺术大学埃森校区（Folkwang University，Essen，Germany），获艺术硕士学位，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旧金山学习。丹尼尔·舒曼的作品曾在欧美多国和中国展出，他出版的《紫、棕、灰、白、黑》（Purple Brown Gray White Black）等三部著作曾多次获奖。现居德国杜塞尔多夫。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是策展人、作家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现居于悉尼，工作范围遍及全球各地，你可以在www.culturaldevelopmentconsulting.com上7解更多。）

与丹尼尔·舒曼（Daniel Schumann）对谈

你何时开始摄影创作的？

　　丹尼尔·舒曼：我父亲是做艺术工作的，他曾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Dusseldorf Academy of Art）学习，对艺术史颇有研究。我在浓厚的艺术氛围里长大，从小耳濡目染，尝试过绘画、陶艺、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大约15岁时，父亲送给我一部相机，让我学着拍照。我找来一把伞，拍摄了一组抽象风格的伞骨黑白照片。大家都说拍得不错，于是，我就跟着一位摄影师做学徒，后来又到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专门学习摄影。

在《紫、棕、灰、白、黑》这个系列里，你触及了一个很多人认为不太好处理的主题。这个系列是如何开始的？（图02～05）

　　丹尼尔·舒曼：当年我没去服兵役，而是选择到临终关怀医院里做社工，照顾罹患绝症的病人。那一年深刻改变了我对生命及自我的认知，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我们的死亡方式。
　　过去，死亡曾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现在很多人都会在医院的病床上离世，死亡开始变得隐蔽。所以，我认为人们需要接受生命短暂的现实。我希望在作品里把死亡展示给世人，让人们明白，绝症的确会带来痛苦，但病人也可以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临终关怀病房不是一个伤心地，而是凸显生命价值的地方。你在那里会听到哭泣，也一样会看到欢笑。

拍这种照片需要和病人建立信任关系，困难吗？

　　丹尼尔·舒曼：我发现在安宁病房里，找到愿意参与拍摄的人，并建立起信任关系还是挺容易的。比较有挑战的反而是如何不让这种信任关系变得太过亲密，以免病人的离去对自己伤害太深。早期的社工训练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为什么给这个系列起名《紫、棕、灰、白、黑》？

　　丹尼尔·舒曼：乌尔丽克是这个系列中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也是最后一个。她患有运动神经元病，这种病会导致她肌无力，从而严重影响与人交流。生病之前她曾是一名舞蹈艺术家，得了这种不能动的病，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极端的惩罚。同时，由于学过艺术，她知道怎样把我的拍摄为她所用。她和我说，她在用我的照片告诉子女她的感受。
　　标题中的色彩名称代表了乌尔丽克在照片中所穿毛衣的不同颜色。一开始，她的毛衣是彩色的。随着在安宁病房的时间愈久，她的生命和着装颜色也愈发暗淡。在为本书挑选照片时，我注意到了这种颜色的变化，这仿佛是对她生命力衰退的一种暗喻，于是就选了这样一个题目（图04～05）。

《伊丽莎白和威廉》（Elisabeth and Wilhelm）是一个更为私人的项目。它又有怎样的创作缘起呢？

　　丹尼尔·舒曼：和其他项目不同，怎么拍摄这个系列，一开始，我头脑中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奶奶去世时，我正在中东旅行，没能及时赶回去参加她的葬礼，所以我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为她送别。为她拍照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我转而拍摄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后，爷爷被送到了老人院，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去看他。爷爷患有老年痴呆症，总是忘记我的拍摄项目，每次看我拿出相机他就会问，他现在是否已经“出名”了？
　　同时，父亲和叔叔们也开始着手清理祖父母居住了50多年的公寓。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个过程，看着他们的生活痕迹被一点点从旧居里抹去。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照片。某个晚上，我在父亲那里偶然发现了好几箱幻灯片，那都是爷爷当年为自己老婆孩子拍摄的。我当即决定要为我的祖父母出一本书，通过我爷爷的照片展现我奶奶的生活，也通过我的镜头展现我爷爷的生活，并通过他们的家居场景照片把二者联系起来（图07～08）。

《公主与足球明星》（Princesses and Football Stars）是我看到的你的第一部作品，这个系列讲了什么？（图09～15）

　　丹尼尔·舒曼：这个项目是关于重病儿童的。这些孩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参与了拍摄，所以照片不只是拍摄患病儿童本人，因此我决定把这个系列做成家庭相册的样子。拍摄的有些孩子后来康复了，有些则没有。

　　我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给这些家庭拍一张最后的团圆照，帮助他们记住这个珍贵时刻;同时，我希望这些照片能帮到处于类似状况、痛苦挣扎的其他家庭，让他们明白，他们并不孤单。我还希望探索患病儿童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小小年纪面对死亡阴影是怎样的感受。

怎么想到这个标题？

　　丹尼尔·舒曼：我在这些孩子的家里看到，他们的房间都被布置得像童话世界。这其实反映了父母的希冀和梦想，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也能像童话一样无忧无虑。这样的梦想体现在男孩们贴满足球明星的蓝色房间里，也体现在女孩们铺着公主床单的粉色房间里。

每个家庭你跟拍了多长时间？

　　丹尼尔·舒曼：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目前没有终止的打算。我觉得随着每张照片的拍摄，这个项目正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也许到某个节点，我认为这个项目圆满了，或者也可能这些家庭不想再参与了，就会结束。但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前，我会继续拍摄下去。

一开始你就做了长期拍摄的打算吗？

　　丹尼尔·舒曼：2009年，我开始与29个家庭合作。最初，我計划每个家庭只拍一次。然而，第一本书在德国出版后，我感觉这个项目还没有完成。于是两年后，我找到这29家中的10家，问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和我合作，他们同意了，所以就继续拍下去。
　　每张新照片都展现出拍摄对象个性中新的一面，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包括孩子们如何慢慢长大成人，患病的孩子如何病情恶化或康复，以及父母怎样面对孩子的离世。这个项目已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生病的孩子，而是关于家庭，以及家庭关系的演变。有些父母离婚又再婚（图09-12），有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初恋，有些兄弟姐妹成年后搬出了原生家庭。

如果孩子离世是否意味着一个系列就结束了？

　　丹尼尔·舒曼：不是。即使某个患病的孩子去世了，我也会继续跟踪拍摄这个家庭。我还想通过孩子父母的故事，告诉其他有类似遭遇的家庭，他们并不孤单，失子家庭也能找到应对痛苦的办法，虽然这可能需要好几年时间（图13～15）。

你收获了拍摄对象的信任，他们不仅让你走进家里，也允许你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但你的作品依然保留了某种程度的“正式感”，表明拍摄双方是在有目的地合作完成一件作品，而不是你自己在一旁偷拍。你的拍摄方式是怎么形成的，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丹尼尔·舒曼：我很注意与拍摄对象平等相处，希望通过照片显示这个项目是相互交流合作的产物。在结集出版或公开展览时，我希望它们能成为拍摄对象、摄影师与观众问展开的一场对话。我也希望作品能向观众说明，我是怎样一个人，怎样一个艺术家。虽然我本人不会出现在照片里，但我把所有的作品都当成自画像，因为这些照片也表达了我的思想，折射了我的经历。

《国际橙》（International Orange）系列是如何诞生的？（图16～19）

　　丹尼尔一舒曼：2011年，我受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资助，赴美国旧金山学习。我打算把我的家庭肖像拍摄项目继续下去，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很快我发现旧金山非常特别，它是我去过的最开放、多元的地方。我本人是在同性家庭长大，至于旧金山，大家也知道，这个城市对同性族群特别包容，和我合租公寓的四位舍友都是同性戀。自然而然地，我也把镜头对准了同性族群，我的家庭拍摄计划和这段异国经历就这样找到了契合点。

《国际橙》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丹尼尔·舒曼：我取这个题目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这本书讲的是旧金山，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标是金门大桥，它的涂料颜色就叫国际橙。通过照片，我想向人们说明，如果我们能接受周围人的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美好多元。亲眼看到不同性向、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座城市和谐共处，这对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旧金山让人梦想成真，这个项目是我对这座城市爱的宣言。

你为什么会选宁克（Nynke）、艾丹（Aidan）和小天（Heaven）的照片做这本书的封面？（图16）

　　丹尼尔·舒曼：他们代表的是一个跨种族的同性家庭。拍摄的时候，我会请每个同性家庭或伴侣写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他们仨写的是“有爱就是家”。在我看来，这篇图文生动地诠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你的性向如何、来自哪里、信仰是什么，你感到被爱、被尊重、最舒服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照片内容比较私密，你在工作时有没有自我设定某种标准？

　　丹尼尔·舒曼：没有，我只是遵循自己的直觉。话虽这样说，但在拍摄过程中，我非常注重对拍摄对象的尊重及双方交流。我在使用某张照片之前都会先获得他们的许可，以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照片会在哪些场合出现。如果我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那就是诚实做人，做好自己。

拍摄了这么多年，你对自我积累有怎样的认知？

　　丹尼尔·舒曼：这些年我逐渐认识到，我拍摄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找寻生活的答案，同时也希望能帮到被拍摄的人。当然如果可能，我也希望能帮到那些看我照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