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验 也要吸取教训
　　对于欧美国家在城镇化方面的经验，卡兰默先生表现得很谦虚和务实。他认为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向欧洲学习先进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要从欧洲国家的失败教训中汲取有营养的成分，避免再度犯错。
　　以英美两国为例，早在英国城镇化初期，由于人口和产业活动的迅速集中，而城市又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致命疾病的流行。美国的城镇化则出现过度的郊区化而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使美国城镇化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自由放任，出现极度郊区化，引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
　　从英美两国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城镇化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政府主导势必加快整个进程，但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和提前的预设，就会出现英国那种配套设施跟不上的局面，最终无非是落下先污染后治理的旧疾；而相反，完全放开由地方和市民的自主性开发，则会出现美国这样的局面。也正因此，卡兰默先生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必须遵循中国的国情才最合适。
　　农民变城里人是个大工程
　　综观全世界，城镇化进程几乎都是围绕着应对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进行的。如果三农问题处理不当，势必留下很多问题。几年前，中国政府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从今天来看，应该就是和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相配套的。
　　卡兰默先生也非常关注三农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演变。他提到，从他国经验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将农民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转变为合格的城市居民，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
　　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作家笔下有很多描写伦敦恶劣生存环境的内容。其实这些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在英国工业化开始时未能妥善处理农民及其土地问题。在著名的“羊吃人”的英国圈地运动中，大量失地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来到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这样的大城市，他们被裹挟在工业化进程中，成为了第一批产业工人。
　　然而伴随着产业化到来的城镇化并不是工厂主和亚当·斯密们一开始设想的结果。大批流落在伦敦等大城市街头的失地农民，为后来出现的城市高犯罪率、重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埋下了祸根。
　　而在中国，每年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中，如此庞大的人口流动也必然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卡兰默先生认为，每年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也低，这使得他们在主动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方面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也正因此，农民工进城后，要让种地的农民变成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居民，需要在教育、生存技能、生活保障等方面多管齐下，这不得不说是个浩大的工程。
　　城镇化应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卡兰默先生最关注的是城市文化的和谐与发展。在卡兰默先生看来，城市存在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而非追求外在形象。从城市发源的历史来看，人类最初逐水草而居，然后逐渐定居下来，并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分工，进而扩大了整个城市的内核，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围绕着人类生活的核心。
　　卡兰默先生说，伦敦有伦敦塔，巴黎有罗浮宫，柏林有勃兰登堡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是以追求地标建筑为终极目标的。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古老文化遗迹的保护和传承。
　　卡兰默再次提到了英国。他说，英国有三点做得很好。首先是立法，1953年，英国颁布了《历史建筑和古老纪念物保护法》等法律，以规范和引导城市（镇）改造和更新行为，至今列入官方名单的保护建筑有75000个。按照规定，英国建筑历史达到50年以上，一般不允许再拆除；无人继承的则由国家历史文物保护机构收管经营。
　　第二就是1967年开始划定特别保护区，从最初的200个到现在已有9000个列入名单。三是因地制宜，强化特色，根据当地的自然、历史和产业发展特点进行差异性规划，充分发挥城镇文化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将城镇文化塑造与突出地域性文化结合。卡兰默先生对泰晤士河隔河相望的古老墓地与伦敦金融区的鲜明对照赞不绝口，在他看来这就是现代城市的典范。
　　采访最后，卡兰默先生说，他1992年就开始访问中国，至今已不计其数。他相信，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重视中国，因为没有中国，很多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妥善完成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