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诸多评论认为，《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存在漏洞。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日前回应称，他未听说该办法会进行修订。(据7月30日《新京报》)
　　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极端之举，在官方、媒体舆论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聚焦下，迅速演变成震怒全国的公共事件。正是因为有了特别关注，郑州这位普通农民工才柳暗花明，最终被确诊为“尘肺三期”，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随着正义结论的姗姗来迟，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制度的“开胸验肺”上，提出修改现行法律与卫生部规章中不尽合理部分，以避免让更多的张海超再重复相同的路径；甚至有观点认为，张海超将变为第二个孙志刚，成为职业病制度一次深刻变革的推手。
　　可是现在，卫生部权威人士面对公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却出乎意料地郑重声明，近期不会对现行有关法规进行修订。尽管这位官员所言可能不得人心，但仔细想想，不把整治的重点放在严厉处罚上，一味地想为制度“开胸”，并非是最优选项。
　　就目前而言，《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有两项漏洞，成为众人讨伐的靶心：其一，看职业病必须由工作单位提供资料；其二，职业病鉴定要交给一个垄断的机构。前者实质上是要求用人单位“自证有罪”，因此，会导致用人单位想方设法逃脱责任和义务；后者则是一种权力垄断，使得职业病鉴定很难实现公正。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确是制度或者说是有缺陷的制度，让张海超的维权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
　　但是，倘若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来龙去脉，就会明白并非全是制度的過错，而是相关责任人的良心和职业道德出了问题，才使制度在执行力上发生严重折扣。在张海超检查出自己患上肺病之前，他工作过的耐火材料厂就已经在体检中得知其“肺部出现阴影，需要复查治疗”的信息，但这条事关生命健康的重要信息一直被隐瞒，这样明目张胆的欺骗很难说是制度因素；至于鉴定机构垄断问题，更不能代表制度之恶，鉴定者一旦为权力和金钱所俘获，即使不是一家职业病鉴定垄断机构，而是多家职业病鉴定机构，其鉴定结果照样也会有失公允和正义。
　　其实，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如果执行到位的话，张海超的悲惨境遇完全可以避免。譬如，现行《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的，卫生行政部门可视其没有为患者建立档案，并依据法律进行查处；如果未安排职业病病人诊治的，情节严重的企业可以被关闭。试问，倘若监管部门对张海超所工作的企业动用这样的杀手锏，这场悲剧还会发生吗?
　　因此，笔者觉得，面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我们不要急于对现行制度也要“开胸”，只有先对事件的失职渎职者惩罚到位了，再谈对制度的修订才有意义。否则，过度地依赖制度修补，只会使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造成前后矛盾，这样，不仅容易产生歧义，频出诸多漏洞，而且也容易失去效率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