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朋友问我在看什么书时，我拿着《刺杀骑士团长》略一踌躇，而后告诉他，“这恐怕不是适合你看的书。你追逐的是具体的可塑形的问题，而这部小说所描摹的，毋宁说是正在成形的东西，某种泛着危险毒液的东西。”
　　所以在看完整本书后，合上扉页，盯视封面和封底上巴洛克风格的人物画，我回味良久。
　　从味觉上来说，这是一本地道的村上式的书。村上的语言（百无聊赖而又一字一顿），村上的人物（离群索居而又生活丰富），甚至包括村上的故事（遭遇生活突变，邂逅特殊人物，发生灵异事件，主人公孤身赴险，事件解决），都在向我们昭然揭示，看，这就是村上那家伙的新把戏！
　　诚然，作为读者的我，心中是欣喜的。果然是我惯见的村上，可以摸到形而上的天花板，同时又在庸常的现实沙盘里不断找寻编织超然自我的路径。作为一位已经在这个领域行走了四十年的作家，村上却依然能用这样游刃有余的态度来征调他的文字杀伐进退，除了少年时代阅读西方文学的底子外，恐怕最重要的是他保持了踏上文学之途时的童真之心。村上始终是以一个文学稚子的视角在看待他的人物和人物的生活，这一点从他写作长篇的同时也写作《夜半蜘蛛猴》之类的童话图书可见一斑。在这部最新作里，村上文体依然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留在随波逐流的冰山上孤独的白熊。”当村上的人物遇到了孤独的困境时，他们发出了这样微妙的慨叹。所谓白熊，意指人们的内心都栖居着足以踏平生活荆棘的猛兽，可是面对这个不断陷入荒诞的世界，我们又是多么地随波逐流啊。
　　带着这样简单看待纷繁世界的态度，村上打开了他的人物的大门。又是一位妻子突然提出分手的中年男子，而主人公也借着妻子的离去，开始了自己与各色人物的邂逅，这其中包括满头白发的免色先生和终日不发一语的神秘少女秋川真理惠。免色是一位工于心计、做事严谨细致的中年IT精英，他在“我”住宅的附近买了一栋豪宅，只是为了暗中观察疑似自己女儿的神秘少女秋川真理惠。真理惠是一个沉默却充满直觉力的13岁女孩，她的直觉力表现在能精准地看出我的画稿《白色斯巴鲁男子》已经无法继续，而且她找到“我”家里来也是通过一条神秘的小路，故事的最后她因为滞留在免色家里而遇见了“骑士团长”的幽灵，她因此实现了自己的成长，成为一位不再心灵残缺的青春少女。横贯于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则是被称为“骑士团长”的自称理念化身的精灵，他因为“我”打开了住宅后的地穴而来到了我的身边，从此开始了引领“我”去“把打开的环在哪闭合”的冒险之旅。这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三角模型，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第一卷的故事围绕为免色画肖像画展开，第二卷围绕为真理惠画肖像画和营救失踪的真理惠展开，而骑士团长隐形的幽灵则时时出现，点拨于我。可以说，正是这种情节先发散后收拢而后又发散、类似于葫芦形状的小说架构，让这个时间跨度仅仅只有从妻子离婚到复婚的九个月的故事，变得如此多维而美妙。
　　正如许多媒体所争议的，这部时隔七年出世的皇皇巨著，单从故事结构上来说，看起来像是村上春树过往故事元素的系统复印。莫名其妙的婚姻破裂，这在《奇鸟行状录》里已有出现。神秘的洞穴，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挪威的森林》中阿美寮的那口黑洞洞的井。而神出鬼没的精灵“骑士团长”，则可以让人轻易联想到《青蛙君救东京》里突然出现在“我”公寓里的青蛙君。总之，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这更像是村上对自己作品的一次“二次创作”。村上江郎才尽了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重复更像是村上对自己创作生涯一次严肃的总结。行年七十的村上，作为一个作家已经持续战斗40年了。作为一位文学上的“父亲”，他想对自己的文学后辈们传达一种关于文学本身的观点。从小说布局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在以往的小说中，他往往会给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经典之处如《挪威的森林》中的绿子对痛失直子落魄归来的渡边问的那句“你在哪”。而在《刺杀骑士团长》里，村上卻让主人公与妻子复合，夫妻两人与身份可疑的“女儿”一起生活下去。用村上自己的话说，这种尝试“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启示”。给主人公设定一个通过与妻子的“梦中交合”生育出的孩子，村上也在暗示我们，那个不愿与任何人发生联系的独来独往的都市青年，也开始背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重荷。而且在故事的结尾，村上叮嘱女儿，让她尝试着相信骑士团长是真实存在的，这实质上象征着，精神记忆在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谆谆规训中，悄然传承下去。
　　这部小说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在于它全篇充溢着的艺术气息。村上是从爵士酒吧老板转型为作家的，因而爵士乐在村上的小说书写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村上还曾专门为历代爵士乐大家写了一部集传《爵士乐群英谱》。提到村上小说的人物，往往第一印象就是钟爱用密纹唱片放爵士乐的独居男子。但在《刺杀骑士团长》中，爵士乐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歌剧和古典乐。“我”因为无家可归而求助于好友雨田政彦，得以寓居其父雨田具彦的山中豪宅。由于雨田具彦酷爱歌剧，他的家中堆满了歌剧唱片，因而免色与我的谈话也好，“我”与真理惠之间的艺术谈也好，都是在歌剧唱腔飘荡的氛围中展开的。免色也是因“我”所播放的古典乐而对我刮目相看，可以说古典乐在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架构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阁楼上被发现的雨田具彦未面世之画《刺杀骑士团长》，同样是出自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唐璜刺死情人之父的名场面。其实纵观村上小说中的音乐，存在着一条清晰的演进线。早期作品中，爵士乐是他的主打伴奏，“青春三部曲”过后，村上成为一位职业作家，开始以笔为剑，批判日本社会和国家的劣根性，此时充满反叛性的摇滚乐就成为最受作家青睐的音乐类型，《挪威的森林》书名就来自史诗级的摇滚乐队披头士乐队的代表单曲。等到村上步入老年，思想日渐深沉厚重，表现崇高和命运的古典音乐就开始展露身姿了。当然，单从《唐璜》这部歌剧来说，这是一部风格偏向浪漫主义色彩的音乐，对这种浪漫旋律的选用本身就证明了村上始终是一个用浪漫的视角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作家，不管他如何深入历史和社会，他始终把书写的纸笔紧握在作为个体的自己手里。 　　另一个关于艺术素材的有趣转向在于绘画素材和绘画理论的植入。村上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喜欢离群索居，但毕竟不是什么方外之人，仍然要有相应的职业。在以往的小说中，他们的职业一般是会计、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总而言之多多少少是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但到了《刺杀骑士团长》里，主人公变成了一位肖像画家。有论者认为，“从音乐到绘画的题材转变，标示着村上小说作为日本现代小说的复活。”这暗示了村上以绘画题材的方式，最终实现了他“做回日本人”的夙愿。作为一位学抽象画出身的艺术专业科班学生，“我”出于谋生的需要才走上这条背离艺术理念的道路。尽管对于一个有着真正后现代才华的画家来说，这条路无异于焚琴煮鹤，但是藉由为免色、白色斯巴鲁男子和真理惠绘肖像画，“我”最终找回了画抽象画的感觉，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找到了自己艺术才华的用武之地。考虑到村上小说人物的自传性，这是不是村上在自述心迹吗？要知道，村上常因为作品的畅销而被称为大众小说家而不是纯文学作者。的确，村上的小说中从来都缺乏宏大主题和历史纵深，除了《奇鸟行状录》这样的特异之作，一般都是围绕着个人的感受性在做文章。但是个人的就一定不是崇高的吗？村上借这位才华暗蕴的画家，向我们郑重说明了，从最大众的领域里，同样能发掘最艺术的珠玉。这位画家的自赎之路，或许是村上指给后现代语境里的艺术从业者们的自赎之路。
　　该说说这部书的主题了。作为村上继《1Q84》《奇鸟行状录》后的又一部超长篇，简单的某个定义是概括不了这部厚重作品的。尽管如此，却可以找到它的醒目点。对于中国大众来说，最醒目的无疑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日本虽然有第一代第二代战后派作家的辛勤耕耘，但“二战”题材在日本当代文学中仍然是不宜轻易涉足的敏感地带，毕竟，石川达三因《活着的士兵》而被判刑的“笔祸”仍历历在目。村上作为一个出道时被定性为“小资作家”“后现代作家”的写作者，战争这样的沉重题材本不是他必须要承载的东西。但村上從他的创作伊始，就借《且听风吟》的酒吧老板“杰”之口说出“死了很多的人，但是大家都是兄弟”这样充满悲悯的断语，涉足战争历史的同时也道出了村上对战争的基本认识。参与战争的双方虽然有立场之分，但在被战争横扫一切的死亡风暴面前，每个人又无疑是平等的。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在战争的碎纸机里都会被粉碎殆尽。正是因为如此，作为社会边缘个体的坚定书写者，村上勇敢地开掘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惨痛的历史事件。《刺杀骑士团长》刚刚在日本出版时，中文世界就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关键词而鼓噪一时，但说到底，村上从来没有回避过日本的对外战争，他对战争的态度可以从他对南京事件的遇难人数评断得见一斑，“四十万和十万，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的确，如果不把人的死亡视为数字，那任何一种死都是至大无二的。用这种态度去看《刺杀骑士团长》，就能看到村上对战争的鲜明态度，不管是因为刺杀纳粹高官而被遣返的雨田具彦，还是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迫举起军刀而选择割腕自杀的弟弟雨田继彦，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战争那种席卷一切的无差别暴力，这种暴力难以消化，不可遗忘，因而雨田具彦只能将它画进《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里，并最终在目睹了“我”表演的真实版“刺杀骑士团长”后，实现了自己的解脱。战争乘着国家机器的暴风而来，将当时的社会和个人都“致命地损毁”了，为了惩恶和慰灵，村上才写了这样一部小说。
　　对战争的书写说到底只是《刺杀骑士团长》的副产品，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对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探讨。村上读大学时，除了在早稻田大学的音像馆看遍了自己想看的电影，还在图书馆阅读了《资本论》等哲学和政治经济理论著作，因而在村上的文学世界里，对世界的形而上思考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放到《刺杀骑士团长》里，这种思考集中在对隐喻、关联和记忆等概念的反思上。隐喻是村上所钟爱的文学手法，可能对于他来说，无隐喻不成文学，正如歌德所言，“世间无一物不是隐喻”。故事的最后，为了在象征意义上营救真理惠，“我”遵从骑士团长的指令杀死了他，从而引出了只存在于画中的“长面人”，长面人就声称自己的实质是一种隐喻。当然，由于只是低级隐喻，因而无法飞天遁地，只能乖乖被“我”抓住，甚至被“我”质问都只能说出“显眼得像头戴橙色尖帽”这样拙劣的比喻。而等我借他的指示进入隐喻的世界后，遇到的“双重隐喻”就不是这样的杂牌货色，其围堵几乎将“我”困死在逼仄的甬道里。何谓双重？读者各有见解，笔者将其视为对隐喻本身的隐喻，故而使身为隐喻的长面人都深觉悚然。隐喻要对现实发挥其作用，必然离不开关联性的建立。本体与喻体之间是关联，本质与表象之间是关联，认识世界的关键在于认识其中或现或隐的关联性。“我”进入的地下隐喻世界就是关联性的直观图景。山一片荒芜，水无色无味，森林随“我”的脚步延展，而“我”不知前路时，便出现了一位“无面人”来为我摆渡。一切关联都是在自然中形成，而事物运动都是在这种自发的关联中往前推进。再说记忆，这可能是村上在这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最为重要的概念。毕竟如果我们假设村上的目标是传承战争的历史，那战争历史的传承方式正是记忆。当“我”身处隐喻世界通往现实世界的甬道，被“双重隐喻”追杀时，幼时去世的妹妹小路的声音在“我”耳边出现，告诉“我”逃脱的方式就是努力唤起回忆。“心在记忆中，以意象为营养活着”，要挽救漂流在历史与现实的罅隙里的自我，唯有“熄掉光亮，且听风声”，让记忆带领着自己穿越时空。这里的“且听风声”不由人不想起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对于他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记忆的回归呢？马尔库塞说，“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村上以种种隐喻之间的关联，将被政治权力和消费社会所掩盖的记忆实体重新发掘出来并传给了下一代，目的就是为了“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为处在“时间、空间和盖然性”的重重束缚中的现代个体和社会，找到溯回本原的道路。
　　村上的这部小说正如《哈姆莱特》，不同的人就会看到不同的所言和所指，但解读的不可穷尽，正是村上作品的魅力。随着《刺杀骑士团长》出版热潮的回落，对于这部小说的争议也逐渐浮出水面。褒誉者有之，失望者有之，但正如村上所言，“我们将分别抱着不能挑明的秘密活着。”无论是对小说的主旨三缄其口的村上，还是在阅读中各有所思的读者，都是如此怀抱着关乎文学与历史的秘密走下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