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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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习与化用,内在地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普遍存在修辞学上的“互文性”,蕴含着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对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他大量化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经典的修辞风格,孕育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之间跨越性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一直与“浮士德”的辩证意象之间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马克思对“鲁滨逊”关于市民社会兴起与资本主义出路的预言进行了充分的历史阐释。马克思要充分把握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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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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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习与化用,内在地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普遍存在修辞学上的“互文性”,蕴含着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对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他大量化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经典的修辞风格,孕育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之间跨越性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一直与“浮士德”的辩证意象之间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马克思对“鲁滨逊”关于市民社会兴起与资本主义出路的预言进行了充分的历史阐释。马克思要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差异性与整体性,就必须逾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化、文体文类界限,走向一种“超学科”“超文体”的思想形态。在《资本论》中,现实的总体性与差异性、理论的总体性与多环节以及文本的超文体与多文类三者之间,必然形成一种艺术的、整体的再现关系。
其他文献
作为再现叙事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或对历史整体赋型,或只取横截面勾勒历史记忆的肌理。南京大屠杀题材文学书写不仅再现了民族惨痛历史,同时也是构筑民族创伤记忆的支点,更是重新指认日军侵略暴行的重要方式。再现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叙事需要警惕泛化的“人道主义”立场、“去政治化”的虚无主义和对已有定论的侵略罪行报以“理解之同情”。历史创伤应与记忆、真相和正义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再现叙事的多元表现策略,使之成为民族认同感塑型的重要资源。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叙事不仅来源于启蒙的冲动,更有知识人探寻世界本源,建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冲动。中国文人运用粗浅的科学知识,重构了道器之辨与格致之学,借助“爱力”诸说论证仁学,构筑了博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哲学以及爱智互生的情感论美学。“赛先生”与“爱先生”“美先生”的传承转换,从重建本体论、宇宙论进而贯通人生论,显露出对西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意识,也制造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多重悖论。重新认识近现代科学言说的形上之维,有助于超越“科玄论战”的二元叙事,探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话语的本土源流,进而把握五四
《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并非关于《平凡的世界》创作情况的简单“回顾”,而是从其“源起”阶段,即包含着内在的论辩性质。既回应李继凯《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一文针对其创作的若干批评意见,也一次性地回应自《人生》以来评论界关于其创作的重要批评观点,进而系统阐发其具有20世纪80年代“反潮流”意义的思想和美学观念。该作涉及“总体性”视域、现实主义思想和美学观念的意义和可能,以及文学与时代、土地和人民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性地观照其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复杂蕴涵,不仅可以敞开
《应物兄》塑造了三重自我,并将新人的可能性寄托在“第三自我”。在思想史的视野中,“第三自我”源自并接续德国浪漫派的思想传统。从施莱格尔到托马斯·曼,李洱面对着德国浪漫派“文明/文化”的“现代性”冲突,并在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处于历史关口的当下,给出自己的回应。《应物兄》作为一部高度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讨论了情感、自我与他人的相通、共同体与“中华性”等依次递进的现代性难题。在《应物兄》多重自我所展开的辩证法中,凝聚着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
朦胧诗的语言存在着表达的阈限,通过分析“镜子”语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语言意识的“不自主性”,以及其中存在的“诗意/失意”的悖谬空间。这种表达的阈限在继起诗人的写作中得以改变,他们通过“多义性”语言的建构,在增强“镜子”语象表现力的同时,也为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式参考。这种研究并非是以朦胧诗之后的诗歌来否定朦胧诗的写作,而是通过运用自觉的“诗歌史”意识,一方面凸显出朦胧诗作为新时期以来诗歌写作的“起源”属性,另一方面则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不同阶段诗歌写作之间的“对话”关系。
在城乡间辗转纠结,是李佩甫四十年写作的精神造影。他笔下的“乡村叛逃者”暗含的乡村情感,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下当代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焦虑和文化忧思。李佩甫的创作在启蒙叙事和社会转型叙事间的衍移,既展现了李佩甫与其本源性乡村情感的趋近与分离,更显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作家)与社会转型大历史的关系——既呼应和融入,更批判和质疑。这个过程,彰显着他们的知识者操守,也彰显着他们的精神缺失。也许,这正是李佩甫及其一代作家精神活动的独特意义。
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金庸曾创造了牵引海峡两岸三地文学文化的一个超级神话。如今进入了“后金庸”时代,但金庸作品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且逐渐被经典化了。从艺术实践、精神蕴含、创造能力三个方面探讨和总结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学思想,再进而就他与“后金庸”时代网络类武侠小说之间的承续关系进行梳理和评析,这是一条有效的研究路径。坚守文学是人学的立场,始终将形象书写放在更为优先的级别上,这是金庸留给我们带有本源性意义的一份重要的“文学遗产”。
抗战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实现革命建国大业，中共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到东北，其中包括大批宣传、出版、文化、文艺干部，中共中央东北局集中干部人才优势和物资优势，在报刊传媒创办、文艺人才培养、文艺社团缔造、文艺团体组织、文学教育设立、文艺思想论争、文学作品批评、作家体验生活、文艺文类扶植、造就文艺新人、文学场域建构等诸多方面，在继承陕甘宁边区文学体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在东北解放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文学文化制度的设计与实践，带来东北解放区文学与文化的爆发式勃兴与繁荣，为意识形态建设及文艺制度的形成进行了
1936年，日本改造社开展以文学交流为中心的“国民外交”。在此背景下，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在《文艺》杂志上用日语发表了《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并参与“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的文艺专栏讨论。借此，郭沫若与鲁迅及日本的左翼作家就如何描写中国、何为真实的中国以及日本左翼文学传统中的“中国题材”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对话。《我的母国》无疑是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左翼作家借助出版资本的力量所进行的一次合作，揭示了中日两国从五卅运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围绕着“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所展开的各种对话的历史。
2017年8月19日至20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辽宁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各大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学术期刊及出版机构的300多位专家与会。围绕“立足本土，开拓创新”的主题，会议思考与探索了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