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被称为世界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商业群体，他们被视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优秀代表，他们是国内最具发展潜力的商业力量，他们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完美诠释了草根经济迅速崛起的商业神话。他们是谁？浙商！
整体而言，进入21世纪的浙商仍处于平稳发展时期。2011全国500强浙商榜单上， 6家500亿规模企业，60家百亿规模企业，营业总收入达2.65万亿元，相比上一年的2.19万亿，增长4600亿元，增幅达21%。“吉利”李书福鲸吞沃尔沃后，迅速实现先进技术与理念的吸收转化，并在中高端市场成功站稳脚跟，今年荣登世界500强榜单；万向鲁冠球正带领他的万向集团冲击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并宣称已占领了美国高科技的同类产品1/3的市场；娃哈哈宗庆后今年再次上榜“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海亮集团冯亚丽以优良的经济绩效和优秀的企业文化及和谐劳动关系成功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海正药业白骅专注药业创新，成功牵手世界药业巨头辉瑞；曾经以“假冒骗”出名的“温州制造”，以“正泰”“德力西”、“奥康”、“报喜鸟”为代表的温州品牌产品，创造了辉煌的市场业绩……
然而，看似一派繁荣的浙商企业，却早已是暗流涌动，尤其由于近年来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浙商日渐沦为“群体性哀鸣”的典型样本。从移民到跑路，从逃离实业到多元化投机，再到接连不断的互保风波，近期出现的民营企业一系列负面词汇，似乎都与浙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禁要问——浙商何日能从困境中醒来？
矿藏资源成为浙商资本投资伤心地
曾几何时，浙江商人掀起在全国四面扩张的浪潮。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足迹踏遍全国各地。的确浙商是精明的，他们不会将自己限制在某一固定的行业或企业，而是不断寻找最适合的投资地，只要有钱赚，有奔头，他们就奋不顾身往前冲，将风险和困难置之度外，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创新、自我超越。那么，哪些地方是浙商们最热衷的投资之地？他们的投资足迹给我们勾画了一种怎样的经济途径？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矿，就能找到浙商的身影。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调查显示，早在2007年浙江赴省外投资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企业就达1000家以上，在山西投资煤矿，在新疆开采油井，在菲律宾、非洲收购开采矿山，浙商形成一股投资矿业的热潮，他们投资矿产的脚步遍布全球。
但是，矿产投资并非只有高收益，它更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急功近利之下，盲目投资矿藏的多元化做法也许并不值得提倡，在山西投资煤矿就一度让无数浙商血本无归。2008、2009年，山西省两次发布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政策，这意味着国有资本将掌握煤矿主导权。一夜间，活跃在山西煤矿的500亿浙资深陷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山西对小煤矿的整顿给浙江民间资本，尤其是温州资本带来巨大损失，其牵涉资本之多、涉及面之广，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绝大多数浙商出身“草根”，一些民营企业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向多元化发展本无可厚非，但以投机的心态炒矿，却更多体现的是浙商民间资本的非理性冲动。宁波商人网易创始人丁磊表示，他发现许多浙商只要听说哪个项目不错，短期内能挣钱，就跟风去做，而不管是否属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这样急功近利的结果不仅是自戕，还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不了解产业，没有把握国家相关政策，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及环境的恶化。随着山西省煤炭产业整合重组工作的推进，当地给出的煤矿评估价往往只有实际投入的1/4或1/3，十万浙商被迫撤离山西，其在山西几百个矿区的损失总计超过250亿元。
布局房地产再折戟
早在2006年前后，山西开始了第一波煤矿整顿风暴，外界称为“温州炒煤团”的资本见风向有变，有一部分迅速撤离煤炭领域，转战房地产。在国家发布房地产调控政策前，浙商无疑是商业地产投资的绝对主角。动辄高达20%以上的回报率持续刺激着浙商的投资热情，以海南为例，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概念使得该地区成为浙商继投资山西之后的另一投资热土。
据海南省浙商商会的统计数据，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前，就有10万浙商进驻海南，仅注册资本就高达万亿，实际资本运作的资金可能达到300多亿元。目前已知的耀江集团、国都控股、吉利集团、中凯企业集团、中国广厦集团、美都控股、浙江二轻集团、天朗投资、华立地产、温州国光房产、浙江世贸君澜酒店集团等均来自浙商。很明显，在这轮资本狂潮掀起前，浙商资本早已潜伏其间。等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出，很多浙商资本再度折戟。
浙商还广泛参与迪拜等海外地产投资，据香港《文汇报》报道，2009年迪拜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众多浙商损失惨重，有的在迪拜楼市投资导致损失过半，粗略估计超过20亿元。迪拜曾以自由贸易政策和宽松的商业环境著称，多年来吸引10几万华商前往淘金，其中素以商业嗅觉敏锐著称的浙商占据近一半，他们大部分来自温州、台州和义乌等地。
断裂的民间借贷链
浙商资本的疯狂借贷不断演绎，最终上演了惨绝悲情的一幕。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高息贷款，浙江一些老板纷纷选择抛家舍业跑路，有的甚至“一了百了”，自杀求安。据统计，近两年浙江共发生500多起企业主跑路躲账事件，为近年最高，尤以温州最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的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融资难问题，坚持主业不动摇的企业，并没有出现大的资金困难情况，甚至不少企业还有较多的净存款。而出现大量债务问题的，往往从事房地产或其他非主业项目，并进行了大额民间融资。自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浙商资本逐渐回流，但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许多又陷入了民间借贷泥沼。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良华教授回忆其经历的一次经济状况调研时说，“有人告诉我，现在做什么最赚钱？不是炒房，不是做实业，而是做民间借贷业务，放高利贷”。那些“跑路”企业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甚至一些企业主放弃主业，办担保公司，专放高利贷。
随着这两年用工成本的不断高涨、原材料价格的一再提高，中小企业老板不得不面对企业陷入转型升级困境的现实，而融资难、贷款难更使雪上加霜。由此，颇具特色的“人情互保”借贷现象顺势而生。据悉，高达140%的利率也没能阻止资金老板们“饮鸩止渴”的需求，当银根紧缩、企业经营不景气，资金周转便出现问题，企业老板在无力偿还高利贷的情况下只能被迫“跑路”。 产业空心化凸显浙商经济转型之困
浙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与江苏主要以有技术实力的外资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背景的民营企业不同，浙江以低端民营出口加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对成本极为敏感。前几年，在宏观经济形势利好之下，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效益远不如虚拟经济行业，使得原来专注制造等行业的浙商大量转入资源、房地产等高回报、高风险行业。坚守主业的浙商在近年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攀升的情况下，不少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或大量外迁以寻求更便宜的制造基地。
以温州为例，温州“债务危机”的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产业空心化。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但在多年发展之后，产业基础却始终呈现“低端、分散、弱小”的面貌，渐渐失去了原有竞争优势，资本也越来越多地涌向非实体行业。企业热衷挣快钱，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温州曾一度占全国市场90%以上份额的金属打火机，现在专注经营的不到1/3，他们的重心集体转移到房地产、矿业等依靠资本运作的产业。
产业资本的转向与弱化，必然带来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下滑与空心，最终将严重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大量实体经济的避险资金进入楼市，对下一步经济复苏会带来隐患。历史现实一再表明，产业资本转为投资与投机资本，大多不能善终。”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那些执着于实体经济主营业务的企业，最终都能做强做大，成为企业界的常青树，如吉利集团、万向集团、娃哈哈集团、海亮集团、正泰集团、海正药业等。
浙商未来：涅槃重生还是就此沉沦？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背景。长期以来，浙江特殊的地理文化、精神文化和工商文化深深影响着浙商的创业行为，使浙商的创业具有草根性、务实性、群体性和扩张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80%的浙商源自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他们从事商业活动，往往出于生存需要和天生的本能，并具有突出的小农意识。务实性是对草根性的有效补充，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被不断放大和强化。浙商群体的务实性甚至趋向功利主义，突出表现出“炒矿”、“炒房”、“炒股”等机会主义，经营行为呈现出多元化和全面突击的特点。浙商的务实性还强化了“抱团”的运作机制，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通过亲缘、血缘等关系进行扩张，一种投资或发展模式很快会在一个村、一个乡、一个镇蔓延开来，而一旦这种群体性发展链条中的某一环出现故障，就会造成整个链条体系的崩溃。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浙商民间创业精神、制度创新、大众化创业使浙江经济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奇迹，“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几十年里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在新的时代发展关口，浙商创业之初与成功之时的有利条件都在消逝，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新的发展形势下，浙商能否再一次向世人证明自己，成就浙商下一个传奇？这成为了摆在千百万浙商面前严峻而又现实的难题。笔者认为，浙商企业是浙商经营行为的重要载体，回归主业，实现浙商企业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是关系到浙商群体能否顺利转型发展，成就下一个商业传奇的重要基点。其中，发展理念、商业模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发展理念的转变
性格决定命运，文化决定组织或群体的命运，浙商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文化或精神所决定的。曾几何时，浙商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业精神、最懂经营之道、最富灵活权变的商业群体，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浙商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也正是传统浙商精明务实的思想使许多浙商在发展过程中过于讲究实际，强调实用主义导向。多年来，浙商理解的“实”就是“利”，就是谋一己、一家、一厂之利，解决一己、一家、一厂的生存发展问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逐利行为，形成合力，造就了浙商骄人的发展成就。
而另一方面，这种务实精神也易滋生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重模仿轻创新等流弊。在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完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规范为企业留下的机会窗口正不断收缩，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交织使企业只有回归主业、更好的与合作伙伴实现更高程度的资源整合与协作，才能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这要求浙商文化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创新，将自发谋求一己、一家、一厂之利自觉转为谋求企业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和谐共生，把目光短浅的理性“务实”提升为廓然大公的“务实”，尤其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倡导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务实”。
商业模式的转变
所谓商业模式即企业盈利模式所在。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当今企业间的竞争，不是不同产品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间的竞争”。过去，浙商凭借勤奋与踏实的精神，在诸多领域实现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如今一些曾经受到追捧的商业模式正在不断遭受质疑，浙商在金融危机中之所以面临困境，根源之一就是企业自身商业模式陈旧，创新严重不足。
如浙商企业商业模式普遍存在“过度依赖实物资本运作，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现象。而现代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轻资本运营。浙商企业要走出困境，实现二次飞跃，就必须改造原有的商业模式。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战略转型与升级。正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吴晓波院长所言，在经济形势越发不确定的情况下，浙商需要战略性思维，从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寻找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协作网络成为企业商业模式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企业运营绩效在越来越受到利益相关群体影响的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的一大特点就是借助价值网络打通上下游，从封闭的价值链转向开放的价值链。价值观管理的核心在于企业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上，金融危机令企业对成本控制更加敏感，因此，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就是明确企业核心业务，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充分发挥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抱团”是浙商的重要特征，浙商因为亲缘、血缘、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产业集群为实现全价值观协作创新提供了先天的裙带连接关系。在开放价值链理念的引导下，这种建立在裙带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共同体应该进一步向着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和高端化方向发展，通过深度整合协作资源，汇集信息，为浙商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二次创业中不断成长壮大。
产业结构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渐形成了轻工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为主、加工制造为主的产业格局。这样的产业结构在促进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使浙江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力布局分散、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尤其在近年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能源资源日趋紧张、外贸订单大幅下滑的整体背景下，浙商产品附加值低、产品利润点单一、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产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浙商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体，应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不断提升自我的意识。在继续发挥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对产业升级的投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做好做精产品与服务。
技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企业转型升级必须注重科技创新，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此外，浙江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典范，以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将可能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产业集群促进了专业分工与专业化，充分发挥了各企业的比较优势，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对以民营中小型企业占主导的浙江而言，通过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做到“小而专”， 推动产业专业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并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优势的地理位置，向产业群集聚与转移，将极大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功效。
浙商是民营经济的重要主体，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浙江经济的竞争力所在，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实验样本。历经第一次发展窗口期的积累，浙商完成了从“草根”到专业、现代的转变。尽管这一路走来，浙商有过困惑、走过弯路，甚至面临危机，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追求实效、与时俱进”的浙商品质仍然没有褪色。
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浙商只有实现转型，在理念上升华提高、在实践上创业创新发展，才能创造新优势，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整体社会发展目标才能有坚实的后盾，也才能书写浙商与浙江经济的下一个传奇。
整体而言，进入21世纪的浙商仍处于平稳发展时期。2011全国500强浙商榜单上， 6家500亿规模企业，60家百亿规模企业，营业总收入达2.65万亿元，相比上一年的2.19万亿，增长4600亿元，增幅达21%。“吉利”李书福鲸吞沃尔沃后，迅速实现先进技术与理念的吸收转化，并在中高端市场成功站稳脚跟，今年荣登世界500强榜单；万向鲁冠球正带领他的万向集团冲击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并宣称已占领了美国高科技的同类产品1/3的市场；娃哈哈宗庆后今年再次上榜“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海亮集团冯亚丽以优良的经济绩效和优秀的企业文化及和谐劳动关系成功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海正药业白骅专注药业创新，成功牵手世界药业巨头辉瑞；曾经以“假冒骗”出名的“温州制造”，以“正泰”“德力西”、“奥康”、“报喜鸟”为代表的温州品牌产品，创造了辉煌的市场业绩……
然而，看似一派繁荣的浙商企业，却早已是暗流涌动，尤其由于近年来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浙商日渐沦为“群体性哀鸣”的典型样本。从移民到跑路，从逃离实业到多元化投机，再到接连不断的互保风波，近期出现的民营企业一系列负面词汇，似乎都与浙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禁要问——浙商何日能从困境中醒来？
矿藏资源成为浙商资本投资伤心地
曾几何时，浙江商人掀起在全国四面扩张的浪潮。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足迹踏遍全国各地。的确浙商是精明的，他们不会将自己限制在某一固定的行业或企业，而是不断寻找最适合的投资地，只要有钱赚，有奔头，他们就奋不顾身往前冲，将风险和困难置之度外，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创新、自我超越。那么，哪些地方是浙商们最热衷的投资之地？他们的投资足迹给我们勾画了一种怎样的经济途径？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矿，就能找到浙商的身影。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调查显示，早在2007年浙江赴省外投资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企业就达1000家以上，在山西投资煤矿，在新疆开采油井，在菲律宾、非洲收购开采矿山，浙商形成一股投资矿业的热潮，他们投资矿产的脚步遍布全球。
但是，矿产投资并非只有高收益，它更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急功近利之下，盲目投资矿藏的多元化做法也许并不值得提倡，在山西投资煤矿就一度让无数浙商血本无归。2008、2009年，山西省两次发布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政策，这意味着国有资本将掌握煤矿主导权。一夜间，活跃在山西煤矿的500亿浙资深陷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山西对小煤矿的整顿给浙江民间资本，尤其是温州资本带来巨大损失，其牵涉资本之多、涉及面之广，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绝大多数浙商出身“草根”，一些民营企业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向多元化发展本无可厚非，但以投机的心态炒矿，却更多体现的是浙商民间资本的非理性冲动。宁波商人网易创始人丁磊表示，他发现许多浙商只要听说哪个项目不错，短期内能挣钱，就跟风去做，而不管是否属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这样急功近利的结果不仅是自戕，还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不了解产业，没有把握国家相关政策，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及环境的恶化。随着山西省煤炭产业整合重组工作的推进，当地给出的煤矿评估价往往只有实际投入的1/4或1/3，十万浙商被迫撤离山西，其在山西几百个矿区的损失总计超过250亿元。
布局房地产再折戟
早在2006年前后，山西开始了第一波煤矿整顿风暴，外界称为“温州炒煤团”的资本见风向有变，有一部分迅速撤离煤炭领域，转战房地产。在国家发布房地产调控政策前，浙商无疑是商业地产投资的绝对主角。动辄高达20%以上的回报率持续刺激着浙商的投资热情，以海南为例，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概念使得该地区成为浙商继投资山西之后的另一投资热土。
据海南省浙商商会的统计数据，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前，就有10万浙商进驻海南，仅注册资本就高达万亿，实际资本运作的资金可能达到300多亿元。目前已知的耀江集团、国都控股、吉利集团、中凯企业集团、中国广厦集团、美都控股、浙江二轻集团、天朗投资、华立地产、温州国光房产、浙江世贸君澜酒店集团等均来自浙商。很明显，在这轮资本狂潮掀起前，浙商资本早已潜伏其间。等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出，很多浙商资本再度折戟。
浙商还广泛参与迪拜等海外地产投资，据香港《文汇报》报道，2009年迪拜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众多浙商损失惨重，有的在迪拜楼市投资导致损失过半，粗略估计超过20亿元。迪拜曾以自由贸易政策和宽松的商业环境著称，多年来吸引10几万华商前往淘金，其中素以商业嗅觉敏锐著称的浙商占据近一半，他们大部分来自温州、台州和义乌等地。
断裂的民间借贷链
浙商资本的疯狂借贷不断演绎，最终上演了惨绝悲情的一幕。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高息贷款，浙江一些老板纷纷选择抛家舍业跑路，有的甚至“一了百了”，自杀求安。据统计，近两年浙江共发生500多起企业主跑路躲账事件，为近年最高，尤以温州最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的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融资难问题，坚持主业不动摇的企业，并没有出现大的资金困难情况，甚至不少企业还有较多的净存款。而出现大量债务问题的，往往从事房地产或其他非主业项目，并进行了大额民间融资。自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浙商资本逐渐回流，但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许多又陷入了民间借贷泥沼。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良华教授回忆其经历的一次经济状况调研时说，“有人告诉我，现在做什么最赚钱？不是炒房，不是做实业，而是做民间借贷业务，放高利贷”。那些“跑路”企业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甚至一些企业主放弃主业，办担保公司，专放高利贷。
随着这两年用工成本的不断高涨、原材料价格的一再提高，中小企业老板不得不面对企业陷入转型升级困境的现实，而融资难、贷款难更使雪上加霜。由此，颇具特色的“人情互保”借贷现象顺势而生。据悉，高达140%的利率也没能阻止资金老板们“饮鸩止渴”的需求，当银根紧缩、企业经营不景气，资金周转便出现问题，企业老板在无力偿还高利贷的情况下只能被迫“跑路”。 产业空心化凸显浙商经济转型之困
浙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与江苏主要以有技术实力的外资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背景的民营企业不同，浙江以低端民营出口加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对成本极为敏感。前几年，在宏观经济形势利好之下，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效益远不如虚拟经济行业，使得原来专注制造等行业的浙商大量转入资源、房地产等高回报、高风险行业。坚守主业的浙商在近年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攀升的情况下，不少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或大量外迁以寻求更便宜的制造基地。
以温州为例，温州“债务危机”的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产业空心化。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但在多年发展之后，产业基础却始终呈现“低端、分散、弱小”的面貌，渐渐失去了原有竞争优势，资本也越来越多地涌向非实体行业。企业热衷挣快钱，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温州曾一度占全国市场90%以上份额的金属打火机，现在专注经营的不到1/3，他们的重心集体转移到房地产、矿业等依靠资本运作的产业。
产业资本的转向与弱化，必然带来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下滑与空心，最终将严重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大量实体经济的避险资金进入楼市，对下一步经济复苏会带来隐患。历史现实一再表明，产业资本转为投资与投机资本，大多不能善终。”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那些执着于实体经济主营业务的企业，最终都能做强做大，成为企业界的常青树，如吉利集团、万向集团、娃哈哈集团、海亮集团、正泰集团、海正药业等。
浙商未来：涅槃重生还是就此沉沦？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背景。长期以来，浙江特殊的地理文化、精神文化和工商文化深深影响着浙商的创业行为，使浙商的创业具有草根性、务实性、群体性和扩张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80%的浙商源自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他们从事商业活动，往往出于生存需要和天生的本能，并具有突出的小农意识。务实性是对草根性的有效补充，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被不断放大和强化。浙商群体的务实性甚至趋向功利主义，突出表现出“炒矿”、“炒房”、“炒股”等机会主义，经营行为呈现出多元化和全面突击的特点。浙商的务实性还强化了“抱团”的运作机制，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通过亲缘、血缘等关系进行扩张，一种投资或发展模式很快会在一个村、一个乡、一个镇蔓延开来，而一旦这种群体性发展链条中的某一环出现故障，就会造成整个链条体系的崩溃。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浙商民间创业精神、制度创新、大众化创业使浙江经济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奇迹，“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几十年里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在新的时代发展关口，浙商创业之初与成功之时的有利条件都在消逝，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新的发展形势下，浙商能否再一次向世人证明自己，成就浙商下一个传奇？这成为了摆在千百万浙商面前严峻而又现实的难题。笔者认为，浙商企业是浙商经营行为的重要载体，回归主业，实现浙商企业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是关系到浙商群体能否顺利转型发展，成就下一个商业传奇的重要基点。其中，发展理念、商业模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发展理念的转变
性格决定命运，文化决定组织或群体的命运，浙商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文化或精神所决定的。曾几何时，浙商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业精神、最懂经营之道、最富灵活权变的商业群体，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浙商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也正是传统浙商精明务实的思想使许多浙商在发展过程中过于讲究实际，强调实用主义导向。多年来，浙商理解的“实”就是“利”，就是谋一己、一家、一厂之利，解决一己、一家、一厂的生存发展问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逐利行为，形成合力，造就了浙商骄人的发展成就。
而另一方面，这种务实精神也易滋生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重模仿轻创新等流弊。在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完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规范为企业留下的机会窗口正不断收缩，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交织使企业只有回归主业、更好的与合作伙伴实现更高程度的资源整合与协作，才能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这要求浙商文化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创新，将自发谋求一己、一家、一厂之利自觉转为谋求企业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和谐共生，把目光短浅的理性“务实”提升为廓然大公的“务实”，尤其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倡导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务实”。
商业模式的转变
所谓商业模式即企业盈利模式所在。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当今企业间的竞争，不是不同产品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间的竞争”。过去，浙商凭借勤奋与踏实的精神，在诸多领域实现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如今一些曾经受到追捧的商业模式正在不断遭受质疑，浙商在金融危机中之所以面临困境，根源之一就是企业自身商业模式陈旧，创新严重不足。
如浙商企业商业模式普遍存在“过度依赖实物资本运作，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现象。而现代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轻资本运营。浙商企业要走出困境，实现二次飞跃，就必须改造原有的商业模式。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战略转型与升级。正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吴晓波院长所言，在经济形势越发不确定的情况下，浙商需要战略性思维，从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寻找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协作网络成为企业商业模式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企业运营绩效在越来越受到利益相关群体影响的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的一大特点就是借助价值网络打通上下游，从封闭的价值链转向开放的价值链。价值观管理的核心在于企业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上，金融危机令企业对成本控制更加敏感，因此，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就是明确企业核心业务，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充分发挥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抱团”是浙商的重要特征，浙商因为亲缘、血缘、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产业集群为实现全价值观协作创新提供了先天的裙带连接关系。在开放价值链理念的引导下，这种建立在裙带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共同体应该进一步向着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和高端化方向发展，通过深度整合协作资源，汇集信息，为浙商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二次创业中不断成长壮大。
产业结构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渐形成了轻工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为主、加工制造为主的产业格局。这样的产业结构在促进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使浙江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力布局分散、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尤其在近年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能源资源日趋紧张、外贸订单大幅下滑的整体背景下，浙商产品附加值低、产品利润点单一、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产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浙商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体，应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不断提升自我的意识。在继续发挥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对产业升级的投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做好做精产品与服务。
技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企业转型升级必须注重科技创新，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此外，浙江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典范，以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将可能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产业集群促进了专业分工与专业化，充分发挥了各企业的比较优势，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对以民营中小型企业占主导的浙江而言，通过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做到“小而专”， 推动产业专业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并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优势的地理位置，向产业群集聚与转移，将极大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功效。
浙商是民营经济的重要主体，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浙江经济的竞争力所在，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实验样本。历经第一次发展窗口期的积累，浙商完成了从“草根”到专业、现代的转变。尽管这一路走来，浙商有过困惑、走过弯路，甚至面临危机，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追求实效、与时俱进”的浙商品质仍然没有褪色。
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浙商只有实现转型，在理念上升华提高、在实践上创业创新发展，才能创造新优势，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整体社会发展目标才能有坚实的后盾，也才能书写浙商与浙江经济的下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