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上帝请出实验室
　　 航海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之风吹过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圈地运动带来了原始积累，城市出现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脱离了神职人员的掌控，走到了百姓中间，德国宗教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市民揭竿而起，将那些滥用私权的神职人员逐下权利的宝座，将国家，从只会大谈上帝的教皇手上，交付给致力于让国家变得更大、更强、更富有、更发达的国王。
　　 弗兰西斯·培根，正是在这一时刻，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顶端——1613年，擢升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全国大法官。此前，培根还曾出任过英国驻巴黎大使、首席检察官和掌玺大臣。声色犬马的政治生涯，足以令他名垂历史，而这位大法官依然会在夜里辗转反侧，依然会在觥筹交错间陷入沉思。
　　 与功名利禄无关、与效忠女王无关，只关乎我们的内心，与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的联系。耽于玄思冥想的经院哲学，如同一座纸房子般岌岌可危，然而渗透了人们思维习惯一千余年的上帝的神威却依然存在，培根的时代，向他们这一代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如何将上帝请出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寻找一套真正切实、准确、普遍、必然的科学法则。
　　 而培根，没有回避。在他被政敌污蔑受贿，离开政治舞台，隐居乡间的五年里，他以超凡的智慧，和对自然科学的巨大好奇，让后世将他的名字铭记于心，不是作为大法官，而是作为哲学家的——弗兰西斯·培根。
　　二、吾爱神，而吾更爱知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7世纪英国科学的突飞猛进、名家辈出，是培根做足了思想上的积淀，为后人开了个好头。就在身处欧洲大陆的笛卡尔发出“我思故我在”的声音之前几十年，培根在这座欧洲岛国，发出了同样振聋发聩，却与笛卡尔迥然有别的另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我想，这大抵与他们的爱好有关。笛卡尔对数学十分痴迷，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规律，就如同数学的公式推导一样，只有找到一个“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从这个观念出发，才能不被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所迷惑，找到真正的真理。而培根则热心实验科学，他曾系统地研究过物体的发热现象，得到“热是一种扩张的、受到抑制的、再其斗争中作用于物体的较小分子的运动”这一结论，并将这一过程编纂成《新工具》一书，建立“三表法”，大开英国实验科学之先河，直至今日，依然在现代逻辑中广泛被运用。
　　 培根认为研究自然的首要任务是观察自然，不应像蜘蛛一样只凭自己的材料编制罗网（讽刺笛卡尔之前的理性派和不产果实的经院哲学），而是应该像蜜蜂一样，采集大自然的花粉，通过人类的智慧，酿成知识的花蜜。
　　 在将“歧路”排除后，培根自认为找到了一条真理之路，“从感觉经验出发，建立知识体系”，凡在理性之中的，无不先在感觉经验之中。不再固执己见、不再道听途说、吾爱神，而吾更爱知识。
　　三、钟情于光与热的时代
　　 大概是那个时代注定是一个钟情于光与热的时代吧。笛卡尔因无法忍受斯德哥尔摩寒冷的天气，感染肺炎离世。培根在一次路过一片雪地时，突发奇想地想要做一个实验，他想知道自己马车上的鸡，如果埋在雪地里，可以保存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试验，培根感染了风寒，不久便离世了。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与英国经验论的先驱者培根，在科学冲出神学的樊篱、破晓之际的冬夜里，皆死于寒冷。
　　 如果说笛卡尔是黑夜里的一束光，培根则更像一位强大的巨人，带来了一场摧枯拉朽的烈烈飓风，富有力量，却很粗糙的，他的理论不攻自破，他的后学，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在一次又一次试图完善培根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一步又一步地深陷于培根在创建之初既已埋下的泥沼。培根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场悲剧，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担心着他的冰冻实验。
　　 作为哲学家、科学家、大法官，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的培根，懂得如何鼓舞人心，他将“知识就是力量”寄语了后人，在图书馆里、书店里、教室里，在世界上每一位求知者的心中，如同一团看不见的圣火，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