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书名表明，收入书中的文章都是作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写的。一九四九年对于中国的命运，是划时代的转折点；对于生活和工作在那个时期的每个人来说，都不能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本书选录的文章都曾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是抗日战争的前夕，在这以前，虽然我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但那些是更为幼稚的习作。一九四八年十月我离开香港，辗转到华北解放区，而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进入刚解放的北平。所以在新旧中国大决战的最后几个月中没有再写什么文章。这十三年中，我除了在香港先后住过两次(共约二年半)外，其余时间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些文章一部分发表于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群众》)上，其他的是在受党领导和影响的进步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的措辞和写法不能不照顾到当时所处的环境，也要照顾到各个刊物的身份。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官方都对报刊的原稿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从本书所收的有些文章中还可看到审查官所留下的痕迹。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辑，称为“思想文化评论”，共收三十篇。其中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写的若干篇曾编入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名为《理性与自由》的论文集中。可以说，这一辑的内容，总的说来，贯串着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和自由。这一辑的文章中，至少有一两篇文章的内容超出思想文化评论的范围，但所论述的问题仍和这个主题有联系。
　　本书第二辑“史事评论”中，除一篇在一九四○年为鸦片战争一百周年写的文章外，其余六篇都是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间所写。在一九四六年我曾出过《二千年间》一书。一九四八年又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这两本属于史事评论的书，和其他我所写过的小册子一样，均未收入本书。作者写这几篇史事评论，是认真地探索历史，但在当时发表也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的政治评论的性质。
　　第三辑是“时事政治评论”。在那十几年中，适应于我所参加的报纸刊物的需要，写了不少时事政治的评论。这里只收了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一些较有连续性的文章。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九月，我在上海为马叙伦、郑振铎二先生主编的《民主周刊》每期写一篇《时事述评》(用李岱青的笔名)。九月十九日起，又为黎澍同志等编的《文萃》周刊几乎每周写一篇评论(用公孙求之等笔名)，直到一九四七年初。从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选出了二十一篇，再加上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其他刊物上，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发表的十篇文章，就构成了这一辑。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变化的关键时刻。这些在当时所写的评论也许能使读者得到比事后的历史叙述更亲切的感受。
　　以上三辑，都是按文章内容分类的。第四辑却有点不同。这一辑称为“杂文”。共收入一百零一篇文章，其中多数是不足千字的短文。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杂文”是被赋予特定含意的一种文体。收入本辑的文章，有些也许可算是这种含意的杂文，但有些则说不上。这一辑之称为杂文，不过是杂七杂八的文章之意而已。其内容是杂七杂八的，其文体也是杂七杂八的。
　　把这些旧文章编集出版，有什么意义么？作者自己不能对此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产生这些文章的时期是中国民族在极端苦难中进行复杂的战斗和抱着明天的希望的时期。这些文章当然不能完全地、但是从某些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面貌。这些文章既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也有那个时期的文化产物的弱点。这些文章表现着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年轻写作者的特色，当然也带有一个年轻写作者的弱点。
　　记得在一九六○年左右的时候，我曾偶然重读十几年前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又觉得不满意，于是就动手来加以修改。改了两页后，发现每一段落都改了不少。这样改出来后，到底算是什么时候写的文章呢？于是我放弃了这种愚蠢的做法。现在编的这个集子，就采取对原文一律不动的原则。除了错别字外，个别处做了修改的也只限于句子不通、事实材料错误的地方。但也许还有这类应该改而没有改的。引用的文字多数经过核对。每篇文章后都记上最初发表这文章的时间和报刊名称，如果原署名用的是笔名，也都注明了。
　　这本书之所以能编出来，还有一段故事。在那令人回想起来就痛心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曾被勒令“交待”过去写过些什么文章。我说，要把文章篇名都讲出来，这不可能。于是我就凭记忆把发表这的文章的报刊名称和我所用的笔名举出来，告诉他们。不料你们居然花了一番工夫，找到所举出的报刊，为我历年的文章编出了一个不算完全的目录。这份目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又居然落到了我的手里。这大概可以说是我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意外的收获。
　　在一九三六年到四八年间，我除了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外，住在重庆的时间较久。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很多是在重庆写的。重庆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我要表示感谢的。
　　(《胡绳文集》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