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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0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后的第二天，《中国好歌曲》制片人尹晓葳就要赶往新加坡参加亚洲电视节。在2013年的这个电视节上，她带着一版用三维动画做的概念宣传片，第一次让《中国好歌曲》受到国际关注。
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则在亚洲电视节上看到，国外大的模式公司也来参加，“之前都没有过”。
中国的电视制作人员开始活跃在世界各大模式市场，在四年前这还是无法想象的。
尹晓葳告诉本刊记者，她2008年去戛纳电视节时，中国买家还停留在“买个成片加点东西就播了”的层面，甚至连买都不买，看到模式就拿来用。
“当时老外见了我们都挺怕的。”尹晓葳说。
从引进中学习成长
时隔五六年，现在中国国内的节目制作者在国际上已是另一种形象。
腾讯视频制片人邱越会源源不断地收到各大模式公司发来的邮件。他告诉本刊记者，腾讯现在已有专门的模式部门负责这项工作。
视频网站如此，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则更为重视。湖南卫视专门成立了模式研发中心，灿星制作也已开启自己的国际化道路。
作为最早的模式引进公司，世熙传媒引进的第一档节目就是与湖南卫视合作的《舞动奇迹》。湖南卫视之所以成为最早的模式引进者有其原因。2005年《超级女声》火爆，而这个节目被认为“抄袭”了同为选秀节目的《美国偶像》。
刘熙晨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偶像》的制作公司声称将追究法律责任，由此，湖南卫视才开始主动寻找模式合作。”
据刘熙晨介绍，从2006年到2009年，国内基本上只有湖南卫视一家在引进模式，“模式授权也由此进入中国”。2010年，模式节目开始引起国内各电视台的关注，当时的《非诚勿扰》与《中国达人秀》都业绩闪亮，“节目模式”一度成为广电行业热词。接下来《中国好声音》进入中国，几乎让所有人都知道了《The voice》。“节目模式”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节目模式引进，是电视节目制作方法与经验的引进。”刘熙晨说，“我们更多吸收的是工业化生产流程。”湖南卫视“不声不响”引进模式的做法，也使它成为整个电视行业的先锋。
而现在，中国机构也在尝试节目模式出口，为中国创意寻求渠道走入国际市场。
“好歌曲”唱到国外
一个模式受到海外关注不外乎两点，一是创意好，二是播出效果好。
《中国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正是好歌曲模式输出的关键。
2013年初在好声音第二季结束之后，导师刘欢在跟灿星制作总裁田明聊天时提到，中国缺的不是好声音，而是好歌曲，能不能做一档原创歌曲的节目。田明也有同样的想法，试图通过原创音乐打通整个产业链。“于是就有了这个创意。”吴群达说。
“之前的节目都是翻唱歌曲，原创歌曲的音乐真人秀基本以夭折告终。在国际模式市场上还没有很火的节目。”吴群达说。
吴群达与尹晓葳带着团队调研，征求唱作人的意见，建立整个模式的结构，强化每个环节的独特点。
2013年上半年，他们在北京、上海分别组织了两次听歌会，却未达成共识：到底是只要有好歌就行，还是必须本人演唱？是一首歌从头做到尾，还是必须有多首创作歌曲？直到这年6月，才将节目方向定位为选唱作人，排除只能写不能唱的选手。
2013年9月，决定在节目中引入唱片制作工业化流程，选择主打歌，评选年度好歌曲。尹晓葳告诉本刊记者，总共做了15套方案，最后一版的模式与第一版完全不同。
在录制时，尹晓葳已经嗅到了节目要火的味道。在2013年的亚洲电视节上，ITV（英国独立电视台）模式总监看完宣传片后，对尹晓葳说：“你们有任何进展，一定要告诉我。”
2014年初，《中国好歌曲》在央视播出后，前五周均居同时段收视排行第一，这也给了灿星更多底气。因此，2014年1月底在美国迈阿密举办的全球电视节上，灿星正式向全世界所有大型模式公司推介了《中国好歌曲》，“收到了不止ITV一家的购买意向。”
之所以选择ITV，灿星看中的是其国际影响力。尹晓葳说，ITV在国内知名度虽然不高，但是旗下拥有电视频道、制作公司和研发团队，还包括全球的200多名销售人员，“ITV将在两年内制作英国好歌曲本土化，并负责好歌曲的全球发行。”
中国式难题
尹晓葳现在还记得看到《达人秀》300多页制作宝典时的感觉——惊诧，2010年她还是达人秀的一名导演，对于制作宝典，完全是学习的心态。
之后，她出国进修跨国传媒方向，研究国际传媒集团发展策略，专攻模式产业化，《中国好歌曲》是她回国后的第一个项目。
一个模式可以输出一定具有普世性，模式提供就是一个标准化的配方。在制作宝典里技术、硬件、设备、环节这些流程需要完整列明，包括剪辑手法，A路B路信号怎么走，选手配比等。
好歌曲的输出被灿星制作视为“出师”。尹晓葳说，灿星将在未来三年丰富产品线，继续打造可以模式化复制的节目。
腾讯视频的自制节目《大牌驾到》落地美国福克斯中文频道播出，世熙传媒最早的节目《挑战麦克风》输出泰国，中国的原创精品节目开始零星输出。
30亿欧元——这是整个国际模式交易市场的体量，比成片交易还要活跃。而在国内，模式市场还是零。有一种声音表示，太多的引进节目压制了中国的原创。
“国际上有句通行的话叫‘好点子可以从任何地方产生’。”尹晓葳说，并不是中国不能产出好创意，我们正在追赶。
刘熙晨认为，引进模式压制原创的说法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中国现在没有原创确是事实，但这个阵痛期是必须经历的，是必要的学习成本。
“现在懂得模式价值的人依然是少数，更多的是跟风，看到唱歌的节目好都去唱歌，看到韩国节目火了都去学韩国。”刘熙晨不认为韩国节目有多优秀，只是进入中国的策略很成功，《爸爸去哪儿》与《我是歌手》给韩国节目带了个好头。
从价格方面就可以反映这个市场的过热状况。按照国际惯例，模式引进费用占节目制作费用的10%，“好声音350万元就到顶了，这还是经过IPCN（一家横跨英中两国专门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从事娱乐及传媒业务的公司）倒手的。”刘熙晨说。而现在动辄一档节目的引进费用高达千万元，尹晓葳认为，供求变化再加上各种热钱进入，让中国市场很不健康。
包括制作公司、电视台、新媒体网络甚至文化基金都涌入这片未知的领域，不止一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市场上，有种“人傻、钱多”的感觉。
制作能力仍落后十年
刘熙晨预计，这两年会有大量新节目让投资方遭受损失，“大热之后必有风险”。这种风险更像是一种“饥不择食”的必然。更多的电视台与制作单位开始认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开始不断地吸收、消化，形成自己的制作能力、创意能力，也只有经过跌跌撞撞之后，才能明白节目的核心在哪里。
另一方面，内容产品的激增势必需要更多内容制造者，而电视台自身缺乏过硬的制作团队。“英国的制作团队都有十几年的经验，咱们根本没法比。”刘熙晨说。
“在中国，可能一个团队的执行导演就出来带团队了，可是他的专业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尹晓葳说，“在中国，所有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后果是质量下降。尹晓葳感叹，与标准化的制作流程相比，中国还落后十年。
在刘熙晨看来，中国只有四支称得上顶尖的团队，“湖南卫视两支半，灿星一支，江苏卫视半支。”
他非常欣赏以色列的崛起，“八年时间，就把《Rising star》卖到全球20多个国家。”在刘熙晨看来，这才算是真正的模式输出。
“以色列的成功在于与国际市场密切沟通融合，中国这方面刚刚起步两三年。”他说。
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则在亚洲电视节上看到，国外大的模式公司也来参加，“之前都没有过”。
中国的电视制作人员开始活跃在世界各大模式市场，在四年前这还是无法想象的。
尹晓葳告诉本刊记者，她2008年去戛纳电视节时，中国买家还停留在“买个成片加点东西就播了”的层面，甚至连买都不买，看到模式就拿来用。
“当时老外见了我们都挺怕的。”尹晓葳说。
从引进中学习成长
时隔五六年，现在中国国内的节目制作者在国际上已是另一种形象。
腾讯视频制片人邱越会源源不断地收到各大模式公司发来的邮件。他告诉本刊记者，腾讯现在已有专门的模式部门负责这项工作。
视频网站如此，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则更为重视。湖南卫视专门成立了模式研发中心，灿星制作也已开启自己的国际化道路。
作为最早的模式引进公司，世熙传媒引进的第一档节目就是与湖南卫视合作的《舞动奇迹》。湖南卫视之所以成为最早的模式引进者有其原因。2005年《超级女声》火爆，而这个节目被认为“抄袭”了同为选秀节目的《美国偶像》。
刘熙晨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偶像》的制作公司声称将追究法律责任，由此，湖南卫视才开始主动寻找模式合作。”
据刘熙晨介绍，从2006年到2009年，国内基本上只有湖南卫视一家在引进模式，“模式授权也由此进入中国”。2010年，模式节目开始引起国内各电视台的关注，当时的《非诚勿扰》与《中国达人秀》都业绩闪亮，“节目模式”一度成为广电行业热词。接下来《中国好声音》进入中国，几乎让所有人都知道了《The voice》。“节目模式”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节目模式引进，是电视节目制作方法与经验的引进。”刘熙晨说，“我们更多吸收的是工业化生产流程。”湖南卫视“不声不响”引进模式的做法，也使它成为整个电视行业的先锋。
而现在，中国机构也在尝试节目模式出口，为中国创意寻求渠道走入国际市场。
“好歌曲”唱到国外
一个模式受到海外关注不外乎两点，一是创意好，二是播出效果好。
《中国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正是好歌曲模式输出的关键。
2013年初在好声音第二季结束之后，导师刘欢在跟灿星制作总裁田明聊天时提到，中国缺的不是好声音，而是好歌曲，能不能做一档原创歌曲的节目。田明也有同样的想法，试图通过原创音乐打通整个产业链。“于是就有了这个创意。”吴群达说。
“之前的节目都是翻唱歌曲，原创歌曲的音乐真人秀基本以夭折告终。在国际模式市场上还没有很火的节目。”吴群达说。
吴群达与尹晓葳带着团队调研，征求唱作人的意见，建立整个模式的结构，强化每个环节的独特点。
2013年上半年，他们在北京、上海分别组织了两次听歌会，却未达成共识：到底是只要有好歌就行，还是必须本人演唱？是一首歌从头做到尾，还是必须有多首创作歌曲？直到这年6月，才将节目方向定位为选唱作人，排除只能写不能唱的选手。
2013年9月，决定在节目中引入唱片制作工业化流程，选择主打歌，评选年度好歌曲。尹晓葳告诉本刊记者，总共做了15套方案，最后一版的模式与第一版完全不同。
在录制时，尹晓葳已经嗅到了节目要火的味道。在2013年的亚洲电视节上，ITV（英国独立电视台）模式总监看完宣传片后，对尹晓葳说：“你们有任何进展，一定要告诉我。”
2014年初，《中国好歌曲》在央视播出后，前五周均居同时段收视排行第一，这也给了灿星更多底气。因此，2014年1月底在美国迈阿密举办的全球电视节上，灿星正式向全世界所有大型模式公司推介了《中国好歌曲》，“收到了不止ITV一家的购买意向。”
之所以选择ITV，灿星看中的是其国际影响力。尹晓葳说，ITV在国内知名度虽然不高，但是旗下拥有电视频道、制作公司和研发团队，还包括全球的200多名销售人员，“ITV将在两年内制作英国好歌曲本土化，并负责好歌曲的全球发行。”
中国式难题
尹晓葳现在还记得看到《达人秀》300多页制作宝典时的感觉——惊诧，2010年她还是达人秀的一名导演，对于制作宝典，完全是学习的心态。
之后，她出国进修跨国传媒方向，研究国际传媒集团发展策略，专攻模式产业化，《中国好歌曲》是她回国后的第一个项目。
一个模式可以输出一定具有普世性，模式提供就是一个标准化的配方。在制作宝典里技术、硬件、设备、环节这些流程需要完整列明，包括剪辑手法，A路B路信号怎么走，选手配比等。
好歌曲的输出被灿星制作视为“出师”。尹晓葳说，灿星将在未来三年丰富产品线，继续打造可以模式化复制的节目。
腾讯视频的自制节目《大牌驾到》落地美国福克斯中文频道播出，世熙传媒最早的节目《挑战麦克风》输出泰国，中国的原创精品节目开始零星输出。
30亿欧元——这是整个国际模式交易市场的体量，比成片交易还要活跃。而在国内，模式市场还是零。有一种声音表示，太多的引进节目压制了中国的原创。
“国际上有句通行的话叫‘好点子可以从任何地方产生’。”尹晓葳说，并不是中国不能产出好创意，我们正在追赶。
刘熙晨认为，引进模式压制原创的说法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中国现在没有原创确是事实，但这个阵痛期是必须经历的，是必要的学习成本。
“现在懂得模式价值的人依然是少数，更多的是跟风，看到唱歌的节目好都去唱歌，看到韩国节目火了都去学韩国。”刘熙晨不认为韩国节目有多优秀，只是进入中国的策略很成功，《爸爸去哪儿》与《我是歌手》给韩国节目带了个好头。
从价格方面就可以反映这个市场的过热状况。按照国际惯例，模式引进费用占节目制作费用的10%，“好声音350万元就到顶了，这还是经过IPCN（一家横跨英中两国专门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从事娱乐及传媒业务的公司）倒手的。”刘熙晨说。而现在动辄一档节目的引进费用高达千万元，尹晓葳认为，供求变化再加上各种热钱进入，让中国市场很不健康。
包括制作公司、电视台、新媒体网络甚至文化基金都涌入这片未知的领域，不止一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市场上，有种“人傻、钱多”的感觉。
制作能力仍落后十年
刘熙晨预计，这两年会有大量新节目让投资方遭受损失，“大热之后必有风险”。这种风险更像是一种“饥不择食”的必然。更多的电视台与制作单位开始认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开始不断地吸收、消化，形成自己的制作能力、创意能力，也只有经过跌跌撞撞之后，才能明白节目的核心在哪里。
另一方面，内容产品的激增势必需要更多内容制造者，而电视台自身缺乏过硬的制作团队。“英国的制作团队都有十几年的经验，咱们根本没法比。”刘熙晨说。
“在中国，可能一个团队的执行导演就出来带团队了，可是他的专业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尹晓葳说，“在中国，所有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后果是质量下降。尹晓葳感叹，与标准化的制作流程相比，中国还落后十年。
在刘熙晨看来，中国只有四支称得上顶尖的团队，“湖南卫视两支半，灿星一支，江苏卫视半支。”
他非常欣赏以色列的崛起，“八年时间，就把《Rising star》卖到全球20多个国家。”在刘熙晨看来，这才算是真正的模式输出。
“以色列的成功在于与国际市场密切沟通融合，中国这方面刚刚起步两三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