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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手擀面
一直想对妈妈说，不要再自己动手给我做手擀面了。但是，每当看到妈妈兴致勃勃地和好面，并且不顾我的规劝，动手擀面的时候，我只好微笑着退到一边，看着妈妈。
说不好为什么喜欢吃手擀面，只记得小时候吃上一顿面真是不容易。生活条件苦，白天玩够了，晚上总是被饿醒。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饭就像现在的孩子吃了一次麦当劳那么高兴。如果一年能吃上一顿面条，真是比神仙吃山珍海味还幸福。印象当中的第一次吃面条，是我六七岁时候的夏天生了病。贪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病得那么厉害，躺在炕上昏昏沉沉总是想睡，醒来睁眼看窗棂上的阳光，刺眼，头就发昏，不知不觉又睡去了。迷迷糊糊中，听到炕上有“噔噔”的响动，使劲睁开沉重的眼皮，看到妈妈正拿着擀面杖在案板上擀着什么。那时，妈妈只有40岁左右，清瘦，很干练，布褂袖子挽着，胳膊显得很有力。一会儿，我闻到了面汤的香味，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端到了我的面前，妈妈说，“趁热吃，吃完就好了。”我之所以记得这句话，因为每次我病的时候，妈妈总是这样说，而且重复着这样的话，似乎吃上一碗手擀面，比吃药更有效。事实上，那次我吃完那碗手擀面，病情果然渐好。妈妈的手擀面很神奇哩。
也许就是那碗面给妈妈留下的印象，以后生活条件宽裕了，妈妈自己擀面给我们吃成了习惯。夏天吃捞面，妈妈手擀；冬天喝热面汤也手擀。尽管有机器轧的面条，不知为什么，做熟的手擀面发出的清香总是轧的面条不能比拟的。
我在村上当教师的日子真是辛苦。也许是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晚上加班的时候很多，尽管学校离家只有大约200米的距离，但是忙起来总是顾不得回家。有一年冬天，我又加班没有回家，插上办公室的门，一个人埋头写教案。忽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有人喊我的小名儿，“六儿，开门哪！”听出来是妈妈清脆的声音，原以为是喊我回家吃饭。“工作还没有完成，等会儿吧。”我一边这么想着要这样对妈妈说，一边往外走。开门后，我惊呆了，妈妈正端着一碗面站在冰冷的院子里。我不知道妈妈从哪里找来的大蒜碗，那么大。妈妈说，你在这里吃吧，就不用再往家跑了。说不上那时我是激动，还是埋怨。现在我只觉得，妈妈怎么知道我不想回家呢？至今，我还觉得，妈妈是非常善解人意的一个人。
2006年的冬天，一场小雪覆盖了整个沧州大地。从沧州上班回到农村王官屯村家里，妈妈脸上透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妈妈问我几时回单位，我说明天。妈妈说，那中午吃面条吧，我上街买菜。外边很冷，路也滑，我说，我去吧。妈妈就埋怨我不会买菜，执意自己去。我没有了办法，妈妈很固执，想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
妈妈穿上厚棉袄，戴好帽子，顺着敞篷院子扫出窄窄的小路向外走，很臃肿的样子，胳膊一甩一甩的，走路显得很有力量。积雪依然覆盖着院子里的麦秸垛、厕所和堆积在院子边上的玉米秸上，银装素裹的。走到院子门口，是一个上坡路，妈妈脚步开始放慢，身子向前倾，紧着劲儿，小心地一步一步向上攀，大约有五六步就到了平道上，妈妈这才放开脚步大步向前走，拐过路边的墙角，消失在上街的胡同中。妻子回来，见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准是上街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妻子说，你看，咱们家那条黄狗，正蹲在墙角，准是等妈妈了。我看时，果然，小黄狗蹲着身子，歪着头朝胡同里面看呢。
我也不错眼珠地向外看着，我也是妈妈的小狗狗呢。半小时的工夫，小黄狗开始站起来，摇着尾巴，身子一晃一晃的，是妈妈回来了。果然，妈妈出现在胡同口，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兜，走路还是那样有力。来到下坡的地方，又放慢了脚步，身子半蹲，试探着一步一步向下走，快到平路上时，右脚使劲一迈，直起腰，向院子走来。
妈妈和好了面。我说，我擀。妈妈一如既往，不让我做。妈妈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瘦弱，身体很胖，弯腰不方便，就弓着身子一下一下慢慢擀着，时不时抬抬身子。擀完了第一块面，我上前拿过擀面杖，妈妈没有反对，说，擀完了放到一边，我自己切。然后，到外屋帮妻子洗菜去了。
不到中午十二点，手擀面做熟了，妈妈不是用碗，而是用菜盆子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盆。我说吃不了的，妈妈说，怎么吃不了！就往里面倒卤子。然后，自己坐到一边。
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但是，在妈妈的眼里，我们好像永远都吃不饱，好像总是喜欢吃她的手擀面。其实呢，妈妈的手擀面未必就是我最爱吃的了，但是，我一直对妈妈说我喜欢，因为我喜欢看到妈妈嘴角露出的欣慰的笑。我总是想，妈妈尽管70岁了，只要她喜欢给我做手擀面，就让她做吧。从古稀之年做到耄耋之年，我不会烦，只要妈妈擀得动，我就让妈妈给我做手擀面，我想永远做妈妈吃不饱的小狗狗。
父亲的遗言
我的父亲，吕富城。
母亲叫刘莲香，今年69岁。父亲39岁因病故去之后，母亲一直没有改嫁。整整33年，母亲孤苦地守着我们姐弟7人。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墙壁透风，院里无柴。寒冬腊月，冒着刺骨的北风，母亲到村外冻僵的水沟里面拾干树枝，到牛蹄子里抠干牛粪，当柴火给我们取暖。
母亲当时正年轻，人也漂亮，是可以改嫁，找个好人家的，便可以少受那份苦。父亲刚过世三天，村上就有人放出风来，说人家都守个坟土干，她也就守个大风刮吧。意思是说母亲早就盼着改嫁了。气得双眼瞎的奶奶拄着拐杖围着村庄骂。母亲抱着两岁的我，坐在炕头上，安慰我奶奶，“娘，你就放心吧，我刘莲香就是臭了，烂了，也不会离开这个屋半步！”奶奶就放心地笑了。
父亲身材魁梧，力气大。当时生产队的碌碡掉进了猪圈，父亲双手给抱了上来。虽然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是，在母亲和周围人的眼里，谁也不会想到父亲会生病，而且病魔来得如此之快，不到半年就夺去了父亲的生命。父亲起初只感觉疲乏无力，等从县医院检查回来，已经是风湿性心脏病晚期了。病魔像冰凉的秋水慢慢浸泡着父亲那泥垛的房屋一样结实的身体。父亲拄着拐杖，在种满向日葵的小院里踱来踱去，父亲已经不能征服更远的地方了，包括村外只有二三里地远的田野和生产队满地的庄稼。 三间土屋，两高一低。屋顶杂草丛生，厚厚的土墙皮已经被风雨抽打得凹凸不平，伤痕累累。父亲和母亲就领着我们七个孩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中秋了，父亲种在院子里的向日葵灿灿地开着。屋里，早就穿上厚棉衣的父亲坐在西屋的门槛上，愣愣地看着东屋一边哄我吃奶一边缝衣服的母亲。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莲香，我要是死了，你还是领着孩子们改嫁吧。”母亲一怔，抬头，说：“你去了，我哪里不去……你胡说什么！”听了母亲的话，父亲像委屈的孩子得到了奶糖，嘴角就漾出满意的微笑。
父亲是军人，复员回来在村上串门时，看上了母亲。母亲那年18岁，梳着两个小辫，扎着两块红绸子，大眼睛中活泼的目光透着文静。父亲刚20，整洁的军装，一表人才。两人情投意合，经别人介绍后，就成了。这段婚姻，不应该算是媒妁之约。因为我姥爷家富裕，嫌我父亲家穷，还有个瞎老太太，一直反对这门婚事，说母亲嫁过去会受罪的。母亲听了一声不吭，一个人偎在角落里落泪。怕难为坏了母亲，姥爷一赌气说：“你8岁没娘，就是天生受罪的命啊！”还是点头答应了。母亲说，她就是看上了父亲的仪表和憨厚正直的为人。这应该叫一见钟情吧。父亲总是觉得亏欠母亲什么，所以结婚后，对母亲百依百顺。村上人说：“吕富城怕婆子呢！”
深秋，院里的枣树叶子都落了。光秃杂乱的枝杈划着沁凉的秋风。这一年，父亲没有像往年一样修剪枣树，医生通知父亲得马上住院。母亲给父亲换上崭新的棉衣。当时我的弟弟还没有出生，父亲对挺着肚子的母亲说：“看好孩子们。”然后就迈出门槛，头也没有回，留下一个黑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病危的时候，因为母亲行动不便，当门家族的长辈去了医院。父亲像一座倒下的铁塔卧在医院的病床上。长辈问：“富城，你想孩子？”父亲不说话。长辈问：“你想他姥爷？”父亲不说话。“你想他爷爷奶奶？”长辈问道。父亲忽然“噌”的一下子从病床上坐起来，瞪着眼睛，对长辈吼道：”看到你，就谁也不想了！”然后，倒下，用被子蒙住了头。这是父亲说的最后的话。母亲告诉我，“他那是惦记家啊，又不好意思说，就甩出了这句话。”69岁的母亲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我的眼睛却潮湿了。我的父亲，你的遗言里没有母亲，母亲全在你的心里了！当年你去北京工作的时候，母亲为了找你，背着包袱追你去了北京。当你为了老人又毅然回到沧县老家时，母亲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又随你回到了沧县。母亲这一生是要追随你了。而你为什么连一个“爱”字也不留给母亲呢？
有些行为是天性决定的，有些行为是后天可以教化的。当我的妻子用担心的目光看着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我时，我握住妻子的手，说：“我是要和你过一辈子的，你呢？”
其实，父亲的遗言里，有着无声的爱。母亲就是为了这无声的爱守到了今天。这一切，我懂。
上坟
远行的叶子重新飞回树上
春天用影子温暖逝去的时光
——题记
母亲70岁高龄了。有几个日子总是成为她反复念叨的内容，“明天是清明，别忘了……后天是十月一了，记着上坟……”不管当时什么场合，有多少人，我心里清楚，这些话是母亲说给我听的。五个姐姐先后出嫁之后，给奶奶、爷爷、爸爸上坟的事情就落在我头上。
今年的十月初一正是周二，我只好请假，周一下午返回到农村老家。妈妈提前告诉我，十月初一是祭奠死人的日子，这天回家不好。究竟怎么不好，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妈妈说话的意思。
正值立冬时节，天却不是很冷。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四点，撩开门帘，母亲正弯腰划拉着地上的碎柴火往灶膛里填。我喊了一声“妈妈”，母亲痛快地答应了一声，才缓缓抬起身子，抬头看看我。我说，“我去买烧纸。”母亲说，“清明节上坟还剩下呢！”我出去从商店又买了一摞回来，顺便买回一些冥币，母亲见了，没有说话，但是表情很欣慰。母亲曾跟我说过，买些冥币，面额大，死人花着痛快。
我们不和母亲住在一起，怕老人孤单，就让上五年级的大女儿静怡每天晚上和母亲作伴。晚上在母亲这里吃晚饭，邻居来串门，我们坐着和他们聊天。母亲听了，一个劲地催促我们，“早点回家睡觉，明天还得早起上坟呢！”母亲说过，上坟要早点去，这是死人的节日，送钱的很多，早送早能收到，省得缺钱花，等着着急。
早晨七点左右起来，天还没亮。来到母亲那里，母亲早就起来了，坐在屋里正把打满铜钱的烧纸一张张揭开，然后侧着卷成喇叭样的纸筒儿，再用手抚平。母亲穿着毛衣，套着蓝布棉坎肩，本来臃肿的身体显得更加臃肿，动作就有些迟缓。我跟着卷，卷完之后把烧纸放到桌子上，母亲就埋怨：“纸要放到地上，接上地气，死人才能收到。”我说：“没事的。”母亲不吭声了。从我到了城里工作，因为总是来去匆匆，很辛苦的样子，母亲就取消了让我自己打烧纸的传统，开始到商店买现成的。这次我说“没事”，母亲也不反对，只是把自己叠好的烧纸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我看出了妈妈的不高兴，于是，也把桌子上的烧纸拿到了地上。叠好后的烧纸被母亲分成了三份，一份是给姥爷和我几个舅舅的，一份是给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其中的第三份最多，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条线绳，捆好，我知道，这是给我19岁就去世的兄弟的。母亲每次都要说，你弟弟从小就没得好，死得早，没享福，多给他烧点纸。然后，母亲去西屋拿来四挂鞭，给我找来了篮子。临出发前，叮嘱我，你弟弟烧纸放好，别的你就看着烧吧。
天蒙蒙亮，村外已经是鞭声阵阵，此起彼伏了。乡间路上，人很多，骑车的，或者步行的，也有小轿车，但是车子上夹着的，怀里抱着的，或者小轿车后排座子上放着的都是烧纸。我从城里坐车回家，车上的人比平时陡增了一倍。平日里查超载的交警少了很多，清明或者十月初一这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子，因为对故去人的怀念而平添了很多人情味。
地里已经很荒凉。天旱，冬小麦播种得不是很多，一块绿中间夹着干巴巴的白地，散布着荒草，像衣服上的破补丁。姥爷的坟地在邻村3公里之外的桃树院子里，那里埋着我的姥爷、姥姥，姥姥是在母亲8岁时过世的。还有我的二舅、三舅、叔伯舅妈，以及刚结婚不久出车祸而死的二舅家的表哥，因为是少亡，不能进坟地，他埋在了离祖坟有10米之外的地方。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坟地距离姥爷的坟地又有2公里远，我的弟弟同样是少亡，埋在了距离父亲有100多米的地方。我在这三个坟场，按照以往的习惯，在每座坟前画个圈，然后在圈里画个十字，点着烧纸，不停地唤着亲人的名字，“起来收钱吧……”母亲说，死的人听到呼唤才会起来收钱。而且，如果风大，烧纸要用土坷垃压住，母亲说，纸钱如果刮跑了，亲人就收不到了。放鞭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爱睡觉的或者喝醉的亲人吧，我想。最后，还要给长辈磕上一个头。弟弟比我小，只好站着给他烧纸。
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祭奠了10多位亲人。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母亲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才36岁。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总是听到母亲坐在炕头边上用力大声地哭着，我就吓得躲到一边，好心的邻居就过来劝，拿块手巾给母亲擦眼泪。现在我想，那些时候，应该正是十月初一这样的伤心日吧。前些年给弟弟上坟的时候，我只要站在坟前，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泪水就流出来。现在，我会刻意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提醒自己，给死去的亲人上坟只是一种必要的形式了，用心疼爱活着的亲人才是我上坟的主要目的。今年，我特意在坟前许了愿：亲人们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保佑我全家，保佑我爱的人平安、健康。
以前，顺利上坟归来，母亲总是问，烧纸着得旺吗，是按照我说的做的吗……现在不问了，也许，妈妈真的感觉自己老了，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是的，我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里，没有看见妈妈。我问妻子，妻子说，妈上街给你买菜去了，知道你中午要回单位，说给你擀面条吃。我最爱吃面条了，这个，母亲最清楚。
责任编辑 白连春
一直想对妈妈说，不要再自己动手给我做手擀面了。但是，每当看到妈妈兴致勃勃地和好面，并且不顾我的规劝，动手擀面的时候，我只好微笑着退到一边，看着妈妈。
说不好为什么喜欢吃手擀面，只记得小时候吃上一顿面真是不容易。生活条件苦，白天玩够了，晚上总是被饿醒。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饭就像现在的孩子吃了一次麦当劳那么高兴。如果一年能吃上一顿面条，真是比神仙吃山珍海味还幸福。印象当中的第一次吃面条，是我六七岁时候的夏天生了病。贪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病得那么厉害，躺在炕上昏昏沉沉总是想睡，醒来睁眼看窗棂上的阳光，刺眼，头就发昏，不知不觉又睡去了。迷迷糊糊中，听到炕上有“噔噔”的响动，使劲睁开沉重的眼皮，看到妈妈正拿着擀面杖在案板上擀着什么。那时，妈妈只有40岁左右，清瘦，很干练，布褂袖子挽着，胳膊显得很有力。一会儿，我闻到了面汤的香味，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端到了我的面前，妈妈说，“趁热吃，吃完就好了。”我之所以记得这句话，因为每次我病的时候，妈妈总是这样说，而且重复着这样的话，似乎吃上一碗手擀面，比吃药更有效。事实上，那次我吃完那碗手擀面，病情果然渐好。妈妈的手擀面很神奇哩。
也许就是那碗面给妈妈留下的印象，以后生活条件宽裕了，妈妈自己擀面给我们吃成了习惯。夏天吃捞面，妈妈手擀；冬天喝热面汤也手擀。尽管有机器轧的面条，不知为什么，做熟的手擀面发出的清香总是轧的面条不能比拟的。
我在村上当教师的日子真是辛苦。也许是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晚上加班的时候很多，尽管学校离家只有大约200米的距离，但是忙起来总是顾不得回家。有一年冬天，我又加班没有回家，插上办公室的门，一个人埋头写教案。忽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有人喊我的小名儿，“六儿，开门哪！”听出来是妈妈清脆的声音，原以为是喊我回家吃饭。“工作还没有完成，等会儿吧。”我一边这么想着要这样对妈妈说，一边往外走。开门后，我惊呆了，妈妈正端着一碗面站在冰冷的院子里。我不知道妈妈从哪里找来的大蒜碗，那么大。妈妈说，你在这里吃吧，就不用再往家跑了。说不上那时我是激动，还是埋怨。现在我只觉得，妈妈怎么知道我不想回家呢？至今，我还觉得，妈妈是非常善解人意的一个人。
2006年的冬天，一场小雪覆盖了整个沧州大地。从沧州上班回到农村王官屯村家里，妈妈脸上透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妈妈问我几时回单位，我说明天。妈妈说，那中午吃面条吧，我上街买菜。外边很冷，路也滑，我说，我去吧。妈妈就埋怨我不会买菜，执意自己去。我没有了办法，妈妈很固执，想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
妈妈穿上厚棉袄，戴好帽子，顺着敞篷院子扫出窄窄的小路向外走，很臃肿的样子，胳膊一甩一甩的，走路显得很有力量。积雪依然覆盖着院子里的麦秸垛、厕所和堆积在院子边上的玉米秸上，银装素裹的。走到院子门口，是一个上坡路，妈妈脚步开始放慢，身子向前倾，紧着劲儿，小心地一步一步向上攀，大约有五六步就到了平道上，妈妈这才放开脚步大步向前走，拐过路边的墙角，消失在上街的胡同中。妻子回来，见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准是上街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妻子说，你看，咱们家那条黄狗，正蹲在墙角，准是等妈妈了。我看时，果然，小黄狗蹲着身子，歪着头朝胡同里面看呢。
我也不错眼珠地向外看着，我也是妈妈的小狗狗呢。半小时的工夫，小黄狗开始站起来，摇着尾巴，身子一晃一晃的，是妈妈回来了。果然，妈妈出现在胡同口，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兜，走路还是那样有力。来到下坡的地方，又放慢了脚步，身子半蹲，试探着一步一步向下走，快到平路上时，右脚使劲一迈，直起腰，向院子走来。
妈妈和好了面。我说，我擀。妈妈一如既往，不让我做。妈妈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瘦弱，身体很胖，弯腰不方便，就弓着身子一下一下慢慢擀着，时不时抬抬身子。擀完了第一块面，我上前拿过擀面杖，妈妈没有反对，说，擀完了放到一边，我自己切。然后，到外屋帮妻子洗菜去了。
不到中午十二点，手擀面做熟了，妈妈不是用碗，而是用菜盆子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盆。我说吃不了的，妈妈说，怎么吃不了！就往里面倒卤子。然后，自己坐到一边。
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但是，在妈妈的眼里，我们好像永远都吃不饱，好像总是喜欢吃她的手擀面。其实呢，妈妈的手擀面未必就是我最爱吃的了，但是，我一直对妈妈说我喜欢，因为我喜欢看到妈妈嘴角露出的欣慰的笑。我总是想，妈妈尽管70岁了，只要她喜欢给我做手擀面，就让她做吧。从古稀之年做到耄耋之年，我不会烦，只要妈妈擀得动，我就让妈妈给我做手擀面，我想永远做妈妈吃不饱的小狗狗。
父亲的遗言
我的父亲，吕富城。
母亲叫刘莲香，今年69岁。父亲39岁因病故去之后，母亲一直没有改嫁。整整33年，母亲孤苦地守着我们姐弟7人。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墙壁透风，院里无柴。寒冬腊月，冒着刺骨的北风，母亲到村外冻僵的水沟里面拾干树枝，到牛蹄子里抠干牛粪，当柴火给我们取暖。
母亲当时正年轻，人也漂亮，是可以改嫁，找个好人家的，便可以少受那份苦。父亲刚过世三天，村上就有人放出风来，说人家都守个坟土干，她也就守个大风刮吧。意思是说母亲早就盼着改嫁了。气得双眼瞎的奶奶拄着拐杖围着村庄骂。母亲抱着两岁的我，坐在炕头上，安慰我奶奶，“娘，你就放心吧，我刘莲香就是臭了，烂了，也不会离开这个屋半步！”奶奶就放心地笑了。
父亲身材魁梧，力气大。当时生产队的碌碡掉进了猪圈，父亲双手给抱了上来。虽然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是，在母亲和周围人的眼里，谁也不会想到父亲会生病，而且病魔来得如此之快，不到半年就夺去了父亲的生命。父亲起初只感觉疲乏无力，等从县医院检查回来，已经是风湿性心脏病晚期了。病魔像冰凉的秋水慢慢浸泡着父亲那泥垛的房屋一样结实的身体。父亲拄着拐杖，在种满向日葵的小院里踱来踱去，父亲已经不能征服更远的地方了，包括村外只有二三里地远的田野和生产队满地的庄稼。 三间土屋，两高一低。屋顶杂草丛生，厚厚的土墙皮已经被风雨抽打得凹凸不平，伤痕累累。父亲和母亲就领着我们七个孩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中秋了，父亲种在院子里的向日葵灿灿地开着。屋里，早就穿上厚棉衣的父亲坐在西屋的门槛上，愣愣地看着东屋一边哄我吃奶一边缝衣服的母亲。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莲香，我要是死了，你还是领着孩子们改嫁吧。”母亲一怔，抬头，说：“你去了，我哪里不去……你胡说什么！”听了母亲的话，父亲像委屈的孩子得到了奶糖，嘴角就漾出满意的微笑。
父亲是军人，复员回来在村上串门时，看上了母亲。母亲那年18岁，梳着两个小辫，扎着两块红绸子，大眼睛中活泼的目光透着文静。父亲刚20，整洁的军装，一表人才。两人情投意合，经别人介绍后，就成了。这段婚姻，不应该算是媒妁之约。因为我姥爷家富裕，嫌我父亲家穷，还有个瞎老太太，一直反对这门婚事，说母亲嫁过去会受罪的。母亲听了一声不吭，一个人偎在角落里落泪。怕难为坏了母亲，姥爷一赌气说：“你8岁没娘，就是天生受罪的命啊！”还是点头答应了。母亲说，她就是看上了父亲的仪表和憨厚正直的为人。这应该叫一见钟情吧。父亲总是觉得亏欠母亲什么，所以结婚后，对母亲百依百顺。村上人说：“吕富城怕婆子呢！”
深秋，院里的枣树叶子都落了。光秃杂乱的枝杈划着沁凉的秋风。这一年，父亲没有像往年一样修剪枣树，医生通知父亲得马上住院。母亲给父亲换上崭新的棉衣。当时我的弟弟还没有出生，父亲对挺着肚子的母亲说：“看好孩子们。”然后就迈出门槛，头也没有回，留下一个黑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病危的时候，因为母亲行动不便，当门家族的长辈去了医院。父亲像一座倒下的铁塔卧在医院的病床上。长辈问：“富城，你想孩子？”父亲不说话。长辈问：“你想他姥爷？”父亲不说话。“你想他爷爷奶奶？”长辈问道。父亲忽然“噌”的一下子从病床上坐起来，瞪着眼睛，对长辈吼道：”看到你，就谁也不想了！”然后，倒下，用被子蒙住了头。这是父亲说的最后的话。母亲告诉我，“他那是惦记家啊，又不好意思说，就甩出了这句话。”69岁的母亲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我的眼睛却潮湿了。我的父亲，你的遗言里没有母亲，母亲全在你的心里了！当年你去北京工作的时候，母亲为了找你，背着包袱追你去了北京。当你为了老人又毅然回到沧县老家时，母亲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又随你回到了沧县。母亲这一生是要追随你了。而你为什么连一个“爱”字也不留给母亲呢？
有些行为是天性决定的，有些行为是后天可以教化的。当我的妻子用担心的目光看着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我时，我握住妻子的手，说：“我是要和你过一辈子的，你呢？”
其实，父亲的遗言里，有着无声的爱。母亲就是为了这无声的爱守到了今天。这一切，我懂。
上坟
远行的叶子重新飞回树上
春天用影子温暖逝去的时光
——题记
母亲70岁高龄了。有几个日子总是成为她反复念叨的内容，“明天是清明，别忘了……后天是十月一了，记着上坟……”不管当时什么场合，有多少人，我心里清楚，这些话是母亲说给我听的。五个姐姐先后出嫁之后，给奶奶、爷爷、爸爸上坟的事情就落在我头上。
今年的十月初一正是周二，我只好请假，周一下午返回到农村老家。妈妈提前告诉我，十月初一是祭奠死人的日子，这天回家不好。究竟怎么不好，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妈妈说话的意思。
正值立冬时节，天却不是很冷。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四点，撩开门帘，母亲正弯腰划拉着地上的碎柴火往灶膛里填。我喊了一声“妈妈”，母亲痛快地答应了一声，才缓缓抬起身子，抬头看看我。我说，“我去买烧纸。”母亲说，“清明节上坟还剩下呢！”我出去从商店又买了一摞回来，顺便买回一些冥币，母亲见了，没有说话，但是表情很欣慰。母亲曾跟我说过，买些冥币，面额大，死人花着痛快。
我们不和母亲住在一起，怕老人孤单，就让上五年级的大女儿静怡每天晚上和母亲作伴。晚上在母亲这里吃晚饭，邻居来串门，我们坐着和他们聊天。母亲听了，一个劲地催促我们，“早点回家睡觉，明天还得早起上坟呢！”母亲说过，上坟要早点去，这是死人的节日，送钱的很多，早送早能收到，省得缺钱花，等着着急。
早晨七点左右起来，天还没亮。来到母亲那里，母亲早就起来了，坐在屋里正把打满铜钱的烧纸一张张揭开，然后侧着卷成喇叭样的纸筒儿，再用手抚平。母亲穿着毛衣，套着蓝布棉坎肩，本来臃肿的身体显得更加臃肿，动作就有些迟缓。我跟着卷，卷完之后把烧纸放到桌子上，母亲就埋怨：“纸要放到地上，接上地气，死人才能收到。”我说：“没事的。”母亲不吭声了。从我到了城里工作，因为总是来去匆匆，很辛苦的样子，母亲就取消了让我自己打烧纸的传统，开始到商店买现成的。这次我说“没事”，母亲也不反对，只是把自己叠好的烧纸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我看出了妈妈的不高兴，于是，也把桌子上的烧纸拿到了地上。叠好后的烧纸被母亲分成了三份，一份是给姥爷和我几个舅舅的，一份是给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其中的第三份最多，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条线绳，捆好，我知道，这是给我19岁就去世的兄弟的。母亲每次都要说，你弟弟从小就没得好，死得早，没享福，多给他烧点纸。然后，母亲去西屋拿来四挂鞭，给我找来了篮子。临出发前，叮嘱我，你弟弟烧纸放好，别的你就看着烧吧。
天蒙蒙亮，村外已经是鞭声阵阵，此起彼伏了。乡间路上，人很多，骑车的，或者步行的，也有小轿车，但是车子上夹着的，怀里抱着的，或者小轿车后排座子上放着的都是烧纸。我从城里坐车回家，车上的人比平时陡增了一倍。平日里查超载的交警少了很多，清明或者十月初一这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子，因为对故去人的怀念而平添了很多人情味。
地里已经很荒凉。天旱，冬小麦播种得不是很多，一块绿中间夹着干巴巴的白地，散布着荒草，像衣服上的破补丁。姥爷的坟地在邻村3公里之外的桃树院子里，那里埋着我的姥爷、姥姥，姥姥是在母亲8岁时过世的。还有我的二舅、三舅、叔伯舅妈，以及刚结婚不久出车祸而死的二舅家的表哥，因为是少亡，不能进坟地，他埋在了离祖坟有10米之外的地方。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坟地距离姥爷的坟地又有2公里远，我的弟弟同样是少亡，埋在了距离父亲有100多米的地方。我在这三个坟场，按照以往的习惯，在每座坟前画个圈，然后在圈里画个十字，点着烧纸，不停地唤着亲人的名字，“起来收钱吧……”母亲说，死的人听到呼唤才会起来收钱。而且，如果风大，烧纸要用土坷垃压住，母亲说，纸钱如果刮跑了，亲人就收不到了。放鞭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爱睡觉的或者喝醉的亲人吧，我想。最后，还要给长辈磕上一个头。弟弟比我小，只好站着给他烧纸。
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祭奠了10多位亲人。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母亲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才36岁。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总是听到母亲坐在炕头边上用力大声地哭着，我就吓得躲到一边，好心的邻居就过来劝，拿块手巾给母亲擦眼泪。现在我想，那些时候，应该正是十月初一这样的伤心日吧。前些年给弟弟上坟的时候，我只要站在坟前，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泪水就流出来。现在，我会刻意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提醒自己，给死去的亲人上坟只是一种必要的形式了，用心疼爱活着的亲人才是我上坟的主要目的。今年，我特意在坟前许了愿：亲人们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保佑我全家，保佑我爱的人平安、健康。
以前，顺利上坟归来，母亲总是问，烧纸着得旺吗，是按照我说的做的吗……现在不问了，也许，妈妈真的感觉自己老了，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是的，我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里，没有看见妈妈。我问妻子，妻子说，妈上街给你买菜去了，知道你中午要回单位，说给你擀面条吃。我最爱吃面条了，这个，母亲最清楚。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