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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视点，新思维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走上纽伦堡的绞架，就刑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历史洪流匆匆逝去，不待千年淌过，吐界已改换了容颜。自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国的年轻一代，既希望摆脱纽伦堡法庭做出的简单且又程式化的判决的束缚，也不愿接受前苏联好似标语口号一样的论述，他们试着揭开潘多拉之匣，想看看在黑暗里尘封已久的那段历史，到底可以挖掘出什么神圣。这支“拜访过去”的浩荡大军，由历史学家打头，以文学家跟进，周围还有电影导演摇旗呐喊、烘托气氛。
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哈佛大学的戈德哈根教授。1997年他出版《自愿听命于希特勒的刽子手》，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戈德哈根以充足的事实证明，在希特勒掌权的年代，绝大多数德国人或麻木不仁，或以狂热的精神状态自愿追随这位混世魔王、效命于他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依据战后长期流传，且“官方钦定”的说法，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只不过是一小撮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罢了。
假如说，戈德哈根教授的着眼点还没有摆脱“控诉与反思”的“窠臼”，那么来自德国本土的声音就大胆泼辣多了。1998年，在德语国家拥有广泛读者的戏剧家，小说家马丁·沃尔泽发表文章，声称自己“说够了负罪一类的陈辞滥调”。他的这番言论立即在德国各界引起强烈共鸣，汉堡前任市长克劳斯·冯-杜那尼公开感谢沃尔泽“喊出了大多数人脑海深处翻滚数遭而始终不敢高声道出的心语”。
有些德语作家，则以含蓄的办法试探着传递自己的思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出生在但泽(即格但斯克，波兰城市，二战中被纳粹占领，1945年重归波兰)，他一直被划到对纳粹抱有好感的作家行列中。2002年，他出版小说《侧身而过》(又译《蟹行》)，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1945年1月，该船满载8500名平民和1500名新兵，从波兰返回德国途中被苏联潜艇击沉，死亡9000余人)沉没为叙事主线，半遮半掩地为遇难的平民“鸣冤叫屈”。君特·格拉斯“不如”马丁·沃尔泽的地方是：“威廉·古斯特洛夫” 号上搭乘的难民，多是波莫瑞人(波兰西北部地区居民)，他在批评战胜国同样屠杀平民的同时，还没有胆量把德国公然摆到受害者的位置上。
君特·格拉斯笔下的禁忌，到自学成才的作家乔根·弗雷德里希的作品里已经不是问题。这位准“二战后”的年轻作家以翔实的资料为素材出版了畅销书《烈焰》，不遗余力地描述了2000架盟军飞机地毯式轰炸给德国大地带来的梦魇。在他的书中，盟军飞机被形容成“长着翅膀的魔鬼”，每天晚上从英国起飞，把德国投进炼狱的熔炉，整片国土沦为巨大的火毯。弗雷德里希笔下的德国人，破天荒地走到了受害者的位鼍上。
有个背景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两德统一的现实，让一部分德国人陷入焦虑之中。许多生活在原东德的德国人，长期陷入“二等公民”的心态中不能自拔。更何况，原东德地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经济疲弱无力，这种情势更助长了东德人的恐慌，他们自卑地发现：原来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距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与此同时，欧洲对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大德意志”仍然“紧盯不放”。在复杂心态和社会环境的驱使下，怀旧情绪开始蔓延，右翼势力赢得更多赞同，新思潮应运而生。
作家心中的“纳粹情结”，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出生于1944年的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的一席话堪为点睛之笔，他说：“我们出生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它在我们记忆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们与那个年代的距离渐渐拉远，但是不能抹平它在我们生命中深深刻下的烙印。”老一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不愿继续背负着历史的十字架前进，他们希望以新方式观察纳粹德国曾经的所作所为，确是“人之常情”。
法国：庶民的力量
假如我们翻开19世纪晚期法国的教科书，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的描述：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土地上(法属殖民地及海外省)，伟大的法兰西帝国正在完成一项巨大的事业。她在那里确保秩序和安全，制止不法部落的抢劫。为帮助当地发展，她在那里建立了大量学校，甚至赤道地区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医院。在法国的教育中，血腥的殖民历史长期被“文明”与“进步”的明亮字眼深深掩盖。在法国的历史里，“殖民主义”和“奴隶制”这些敏感的字眼，一直是语焉不详的。1948年，法国颁布废奴法令，种植园里的黑奴由此获得法国公民身份。接下来，“法国人抹平了一切痕迹。一转眼的工夫，什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昔日罪行再也不被提及，奴隶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受害者，共和国的大帽子压倒一切：在这个国家里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大家全都是法国公民”。(法国《新观察家》周刊)
在法国本土，殖民主义这段黑暗历史鲜有被提及，远在大洋彼岸的加勒比地区，前法国殖民地非洲黑奴的后代们却以庶民的方式重新构建这段历史。从1970年开始，在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属圭亚那(隶属法国海外省，是法国领土)，开始有人掀起重建自尊的浪潮。当地黑奴后裔颂扬那些敢于打破殖民枷锁的祖先，在反抗者里寻找英雄，让他们英名永存。海地独立战争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还有瓜德罗普籍黑人上校德雷格斯(1802年率领一群黑奴兄弟逃亡，失败后为避免被重新套上镣铐，选择了不自由，毋宁死的道路)的名字再一次被传颂。
在重新认识法国在加勒比地区推行奴隶制历史的浪潮中，历史学家、黑奴后裔、文艺界各种力量渐渐汇聚。1998年5月23日，在法国万塞讷市的林荫大道上，四万人的游行队伍打出这样的标语——“奴隶制，是反人道主义的罪行”。这些“为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人”集体向国家示威。同年6月，法国导演吕克·圣一埃卢瓦带着一些演员走上街头导演了一出活报剧。演员身披枷锁，再现了昔日黑奴的悲惨生活。圣一埃卢瓦还在现场布置了一个用铁链、破碎的颈圈组成的纪念碑。与此同时，喀麦隆法语女作家卡莉斯特·贝娅拉也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着历史重构的任务。
加入到历史重构大军中的人员，来自各个行业。供职于巴黎一家医院的遗传学家、瓜德罗普人塞尔日·罗曼纳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他有自己的组织，有目标(挖掘加勒比黑奴历史)，也有口号——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克里奥语(一种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安的列斯群岛本地语的混合语)新词lanm è kannf è neg。Lanm è指的是“大海”，祖先一路乘船自那里而来；kann是蔗糖，祖先终年劳动的成果，也是把黑人与这块大陆联系起来的经济纽带；f è指束缚祖先的铁链；neg是指“黑鬼”，西方人当年就是这么称呼奴隶的。
1998年12月，来自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女议员克里斯蒂安娜·托比拉，第一次向参议院提交了《托比拉法案》初稿。2001年法案通过，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奴隶制和奴隶买卖是“反人道主义罪行”。当然，在漫长的修改和审议过程中，定稿和初稿之间许多文字已经面目全非，敏感的要求(“赔偿”与“道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托比拉法案》仍然让来自法国前殖民地的公众“流下悲喜交集的泪水”。下一步，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非洲裔法国公民，敦促法国政府修订学校课程，“让法国的年轻一代学习奴隶制和贩奴运动的来龙去脉”。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走上纽伦堡的绞架，就刑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历史洪流匆匆逝去，不待千年淌过，吐界已改换了容颜。自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国的年轻一代，既希望摆脱纽伦堡法庭做出的简单且又程式化的判决的束缚，也不愿接受前苏联好似标语口号一样的论述，他们试着揭开潘多拉之匣，想看看在黑暗里尘封已久的那段历史，到底可以挖掘出什么神圣。这支“拜访过去”的浩荡大军，由历史学家打头，以文学家跟进，周围还有电影导演摇旗呐喊、烘托气氛。
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哈佛大学的戈德哈根教授。1997年他出版《自愿听命于希特勒的刽子手》，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戈德哈根以充足的事实证明，在希特勒掌权的年代，绝大多数德国人或麻木不仁，或以狂热的精神状态自愿追随这位混世魔王、效命于他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依据战后长期流传，且“官方钦定”的说法，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只不过是一小撮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罢了。
假如说，戈德哈根教授的着眼点还没有摆脱“控诉与反思”的“窠臼”，那么来自德国本土的声音就大胆泼辣多了。1998年，在德语国家拥有广泛读者的戏剧家，小说家马丁·沃尔泽发表文章，声称自己“说够了负罪一类的陈辞滥调”。他的这番言论立即在德国各界引起强烈共鸣，汉堡前任市长克劳斯·冯-杜那尼公开感谢沃尔泽“喊出了大多数人脑海深处翻滚数遭而始终不敢高声道出的心语”。
有些德语作家，则以含蓄的办法试探着传递自己的思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出生在但泽(即格但斯克，波兰城市，二战中被纳粹占领，1945年重归波兰)，他一直被划到对纳粹抱有好感的作家行列中。2002年，他出版小说《侧身而过》(又译《蟹行》)，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1945年1月，该船满载8500名平民和1500名新兵，从波兰返回德国途中被苏联潜艇击沉，死亡9000余人)沉没为叙事主线，半遮半掩地为遇难的平民“鸣冤叫屈”。君特·格拉斯“不如”马丁·沃尔泽的地方是：“威廉·古斯特洛夫” 号上搭乘的难民，多是波莫瑞人(波兰西北部地区居民)，他在批评战胜国同样屠杀平民的同时，还没有胆量把德国公然摆到受害者的位置上。
君特·格拉斯笔下的禁忌，到自学成才的作家乔根·弗雷德里希的作品里已经不是问题。这位准“二战后”的年轻作家以翔实的资料为素材出版了畅销书《烈焰》，不遗余力地描述了2000架盟军飞机地毯式轰炸给德国大地带来的梦魇。在他的书中，盟军飞机被形容成“长着翅膀的魔鬼”，每天晚上从英国起飞，把德国投进炼狱的熔炉，整片国土沦为巨大的火毯。弗雷德里希笔下的德国人，破天荒地走到了受害者的位鼍上。
有个背景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两德统一的现实，让一部分德国人陷入焦虑之中。许多生活在原东德的德国人，长期陷入“二等公民”的心态中不能自拔。更何况，原东德地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经济疲弱无力，这种情势更助长了东德人的恐慌，他们自卑地发现：原来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距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与此同时，欧洲对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大德意志”仍然“紧盯不放”。在复杂心态和社会环境的驱使下，怀旧情绪开始蔓延，右翼势力赢得更多赞同，新思潮应运而生。
作家心中的“纳粹情结”，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出生于1944年的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的一席话堪为点睛之笔，他说：“我们出生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它在我们记忆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们与那个年代的距离渐渐拉远，但是不能抹平它在我们生命中深深刻下的烙印。”老一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不愿继续背负着历史的十字架前进，他们希望以新方式观察纳粹德国曾经的所作所为，确是“人之常情”。
法国：庶民的力量
假如我们翻开19世纪晚期法国的教科书，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的描述：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土地上(法属殖民地及海外省)，伟大的法兰西帝国正在完成一项巨大的事业。她在那里确保秩序和安全，制止不法部落的抢劫。为帮助当地发展，她在那里建立了大量学校，甚至赤道地区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医院。在法国的教育中，血腥的殖民历史长期被“文明”与“进步”的明亮字眼深深掩盖。在法国的历史里，“殖民主义”和“奴隶制”这些敏感的字眼，一直是语焉不详的。1948年，法国颁布废奴法令，种植园里的黑奴由此获得法国公民身份。接下来，“法国人抹平了一切痕迹。一转眼的工夫，什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昔日罪行再也不被提及，奴隶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受害者，共和国的大帽子压倒一切：在这个国家里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大家全都是法国公民”。(法国《新观察家》周刊)
在法国本土，殖民主义这段黑暗历史鲜有被提及，远在大洋彼岸的加勒比地区，前法国殖民地非洲黑奴的后代们却以庶民的方式重新构建这段历史。从1970年开始，在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属圭亚那(隶属法国海外省，是法国领土)，开始有人掀起重建自尊的浪潮。当地黑奴后裔颂扬那些敢于打破殖民枷锁的祖先，在反抗者里寻找英雄，让他们英名永存。海地独立战争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还有瓜德罗普籍黑人上校德雷格斯(1802年率领一群黑奴兄弟逃亡，失败后为避免被重新套上镣铐，选择了不自由，毋宁死的道路)的名字再一次被传颂。
在重新认识法国在加勒比地区推行奴隶制历史的浪潮中，历史学家、黑奴后裔、文艺界各种力量渐渐汇聚。1998年5月23日，在法国万塞讷市的林荫大道上，四万人的游行队伍打出这样的标语——“奴隶制，是反人道主义的罪行”。这些“为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人”集体向国家示威。同年6月，法国导演吕克·圣一埃卢瓦带着一些演员走上街头导演了一出活报剧。演员身披枷锁，再现了昔日黑奴的悲惨生活。圣一埃卢瓦还在现场布置了一个用铁链、破碎的颈圈组成的纪念碑。与此同时，喀麦隆法语女作家卡莉斯特·贝娅拉也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着历史重构的任务。
加入到历史重构大军中的人员，来自各个行业。供职于巴黎一家医院的遗传学家、瓜德罗普人塞尔日·罗曼纳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他有自己的组织，有目标(挖掘加勒比黑奴历史)，也有口号——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克里奥语(一种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安的列斯群岛本地语的混合语)新词lanm è kannf è neg。Lanm è指的是“大海”，祖先一路乘船自那里而来；kann是蔗糖，祖先终年劳动的成果，也是把黑人与这块大陆联系起来的经济纽带；f è指束缚祖先的铁链；neg是指“黑鬼”，西方人当年就是这么称呼奴隶的。
1998年12月，来自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女议员克里斯蒂安娜·托比拉，第一次向参议院提交了《托比拉法案》初稿。2001年法案通过，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奴隶制和奴隶买卖是“反人道主义罪行”。当然，在漫长的修改和审议过程中，定稿和初稿之间许多文字已经面目全非，敏感的要求(“赔偿”与“道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托比拉法案》仍然让来自法国前殖民地的公众“流下悲喜交集的泪水”。下一步，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非洲裔法国公民，敦促法国政府修订学校课程，“让法国的年轻一代学习奴隶制和贩奴运动的来龙去脉”。